收入不平等与养儿育女观

    ——养育子女方式的经济学解读   

宋小川( 1958—   )，男，辽宁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美国杨百翰大学（BYU）管理经济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经济学博士。2002—200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特聘教授，2006—2012年间任重庆工商大学特聘教授、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金融学院执行院长；2013—2017年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现任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商学院终身教授。

在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A Two-Sector Adaptive Economizing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非均衡的经济动态模型》、《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可计算的一般非均衡模型》、《萧条经济学与萧条时期的经济学》等60余篇文章。

2008年被重庆市教委授予“重庆市优秀外籍教师”；2009年获重庆市第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10年获重庆市政府授予的外籍专家最高奖——“三峡友谊奖”；2012年被重庆工商大学评选为首届“科研标兵”。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摘要】 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与其养儿育女观和养育子女方式密切相关，后者又决定了该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和模式。收入差距小，社会福利较为完善的社会，由于孩子们长大后面临的竞争压力小，“宽容式”养育方式颇为流行，比如北欧的放养式；反之，贫富差距大，使得教育、训练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孩子未来生存、成功的关键时，以成就为导向的“强化养育方式”——“权威式”更为流行，现代教育理念由“大棒”向“胡萝卜”式的转变，教育体制由“专断式”向“宽容式”和“权威式”的革命，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发达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这个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和收入不平等都处于历史最低点，父母们毋庸担心子女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其二，弗洛伊德“压抑”理念影响的日益扩大，认为对年轻人实施严格的纪律和约束不仅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叛逆。其三，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纽伦堡审判中冷酷无情的辩解——“我只是执行命令”，使得传统教育中的体罚、死记硬背式训练、盲从权威等专制方式，逐步被强调个人责任和独立思维的教育方式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技能训练是个“累积的学习过程”，早期教育会催发“技能产生技能”等事半功倍的效应，这种知识累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效应是后期教育所无法弥补的。

因此，教育从小抓起，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和教育学界的共识。“赫克曼曲线”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递减规律——儿童的早期教育投资收益远大于后期教育投资，早期教育投资不仅能提高孩子们的终身收入，还会直接减少青少年的犯罪率、怀孕率和吸毒等现象，并有助于改善晚年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事业路径上的“父亲奖励与母亲惩罚”，凸显了“女强人”和“家庭主妇”这个古老经济学“交替”在养儿育女观方面对母亲的不公和挑战。现代社会婚姻价值观、养儿育女观的演变和卵子冷冻技术的发展，无疑减轻了女性事业和家庭两难选择的烦恼。信息技术的进步伴之于新冠疫情流行期间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家上班的职业，使得女性可望最终实现事业家庭两不误的梦想。

文章出处：本文摘自《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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