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金旭东  李大龙  范恩实  丛德新  杨博   华玉冰  赵俊杰  赵晓刚   孙昊  王飞峰  王美华.“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4.01.007

“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

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

特约主持人   金旭东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

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考古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融合发展，2023年8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等共同举行了“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代边疆考古的使命与担当以及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治理研究、东北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等专题进行研讨，共识于挖掘和有效利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积极引导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现《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摘要的形式推送传播，希冀展示学者之学术风采暨学术成果，以飨读者。

新时期边疆考古的使命与担当

丛德新

（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边疆考古学是以今天中国版图的边疆省（区）为基础的（学科研究领域也包含了相邻的地区）考古学研究，涵盖范围包括东北地区、内蒙古、西北地区、西藏、华南地区等陆地边疆地区以及与海疆相关的沿海地区；边疆地区考古学既有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带有问题导向的诉求，两者需要兼顾，不能偏废。从历史上看边疆（地区）的概念具有动态的特点，它的研究内涵还具有国际性和区域交流的特色。随着研究理论、研究材料和新的研究手段的不断涌现，学科建设日臻成熟；以新材料、新成果、新认识为支撑的边疆考古学发展迅猛，认识不断深化，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的核心地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热门学科之一。

进入新时期的边疆考古，继承了以往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成果，学科建设整体发展和布局更加全面，学科研究领域日益深化。在中国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文化研究方面，包括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抑或是对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以及汉晋以来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内涵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边疆地区古代社会发展状况、文明演进程度以及生业形态等方面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进展，填补了以往的认识盲点，也因此突破了以往的一些定式和认知；汉唐及以后各时期，结合历史文献，边疆地区考古不仅在学科建设本身取得了全面的收获，且极大地发挥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在围绕社会稳定、国家认同等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工作的关怀指导，新时期边疆考古的使命和担当，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努力，以推动学科的发展，努力构建中国气派的边疆考古学。

首先，边疆地区考古，实际是一个广义的区域考古的概念。考虑到其填充了诸多政治、人文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对边疆考古（学）需要有一个更细致的定位。其次，充分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中的积极作用，为边疆地区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第三，中国边疆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渊源及相互关系梳理清楚。第四，重点加强历史时期边疆地区考古工作，尤汉唐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是需要持续加强的阶段，选择关键遗址进行发掘、研究、阐释。最后，更加关注边疆不同地区的联系以及边疆地区与周边区域的关系。把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放在更广大的视野中进行比较；逐步开展与边疆地区密切相关的国外考古学研究，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考察边疆地区融入中华大家庭的动因及其历史演进之路。

东北地区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的文化认同

杨 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科研处副处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这为边疆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古代文明研究中文献与考古的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华文化根植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前提在于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在牢固建立在史前时期各文明的交往、夏商周时期各族群之间的交流和东周秦汉以降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之上的。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像滚雪球般发展壮大。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多地区的早期文明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绝的。李新伟先生曾注意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可能进行过的交往。可以说，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之间的交往情况共同构成了一个早期中华文化圈。

商周的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是多元的，发展是交错的。由于辽西地区处于欧亚草原东端，在东北各区域中也最邻近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在此交汇碰撞，融合产生新的考古学文化，始终引领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殷末周初之前，东北地区对于中原青铜器用文化是有选择的吸收。殷周兴替，伴随着召公封燕，周人器用文化渐在辽西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从族氏铭文加入器用组合的周人器用现象，到适应周人礼器组合的变化，乃至重视食器之风的普遍，均显示出周人青铜器用文化跨越族群的边界，对当地文化施加影响的过程。

西周春秋时期，“华夏”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邦国部族的逐渐融入，给“华夏”注入新的活力。秦统一后，多元的族群被纳入郡县，诸族群民众的身分渐趋统一。秦汉以降，文化上的融合是各族民众不约而同地找到一致认可的共同点。如基本篇章成书于战国的儒家重要典籍《论语》，秦汉以降作为儒学教育的基础教材，影响遍及“东亚简牍文化圈”。西北地区出土的《论语》文献反映出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的有效治理，包含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而在整个“东亚简牍文化圈”，以儒家《论语》类文献为代表的文化理念的普及，则是各族民众文化交融的鲜明例证。

以“区系”的视角研究东北民族及其考古文化

                                                                                华玉冰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

考古研究基本单位是考古学文化，上升到历史研究层面需采用科学可行的理论方法。过去往往将其与文献上的某个族人联系起来，实际上难以对应。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来的，以下结合东北民族考古学文化研究谈谈相关认识。

一、单一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具有局限性

东北先秦存在诸多民族，将其与考古发现相对应，仅涉及一种考古文化是不够的。

以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研究为例：该文化兴起于西周初，早期遗存仅见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在魏营子文化基础上，吸收了辽河平原、松嫩平原等地多种文化因素产生的；西周中期以后文化重心到了老哈河流域，春秋早期扩展至滦河中上游，春秋中期以后衰落；该文化有诸多石筑聚落、祭祀址及大型石椁木棺墓；经营欠发达的粗放式农业，并兼营畜牧业。

最初，有学者认为该文化的族属为东胡，现多倾向于为山戎。

有关山戎的文献记载见于《史记》《逸周书》《国语》《管子》等，并无矛盾之处，假设可信，可以得出如下认识：至少出现于龙山时代，处于游牧状态；曾参加过成周之会，地处燕国之北；春秋中期被齐桓公打败，在夷人当中有很高的威信。

与考古发现比照，弄清山戎族群活动，涉及多种考古学文化及其关系研究。

二、东北文化区系与民族活动区系具有关联性

区系类型理论应用于东北考古文化区研究，可见其早期文化具有复杂的关系。

东北文化区以辽河和黑龙江流域为中心可分为南、北两区，又以大兴安岭和长白山千山两侧为中心分为东、西两区，不同区块内先秦时期已辨识出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数十种考古学文化，经历了数次分解、组合过程。

从文献记载汉代以后的族群分布与相互关系看，上述区与亚区依然存在。

汉至西晋，南区为燕、秦、汉、西晋政权管辖，西区先后存在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等，东区先后出现夫余、高句丽、沃沮、秽貊、挹娄等；东晋至隋，东北为民族政权所统治，南区主要有前燕、后燕、北燕、北魏等，西区主要有库莫西、地豆于、契丹、乌洛侯、奚等，东区有高句丽、勿吉、靺鞨等；唐代，东北大部置于唐朝管理之下，渤海时与之分庭抗礼；五代至清，东北多被兴起于本区域的民族政权管辖，元、清是统一帝国。

可见，运用区系类型方法研究东北民族，更能明晰各族群复杂的区系变迁过程。

三、区系视野下东北族群文化研究根本目的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

一个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往往含多种不同文化因素，不排除生存着不同的族群，这种现象至少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就已存在，青铜时代以后更是屡见不鲜，文献记载各族群混居、族称变更现象也不乏其例。可见，将一种考古学文化界定为历史上曾存在的单一“民族”是不全面的，也缺乏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就东北民族活动看，不同族群往复迁徙，再经历不同民族政权的强化统治，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最终才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也是考古、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

桓仁与集安地区高句丽山城

防御体系的形成

赵俊杰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

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桓仁与集安地区为高句丽早、中期腹心，以往学界多认为区域内的山城也营建于这一阶段。近年辽、吉两省高句丽山城调查发掘资料的陆续公布，为从山城城墙建造技术出发重新考察该地区高句丽山城的始建年代，进而探讨山城防御体系的规划与建造过程提供了契机。

中期王城——国内城与丸都山城现存大部分墙体在石材选用与修筑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至少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墙面砌石为形状不甚规整的块石，呈自下而上的斜坡内收状。其下叠压有年代不早于公元3～4世纪的高句丽瓦件，建造年代当不早于4世纪；现存的大部分墙体属第二类，墙面砌石使用经过加工的楔形石，与内部梭形石干插拉结，垂直于地面或呈阶梯状内收，墙体内发现有与五女山城四期遗存、集安东台子建筑址相似的陶器。五女山城四期遗存中实际包含北朝晚期的铁马镫，东台子建筑址的年代也被认为不早于5世纪末，可见这类墙体的建造年代很可能晚至6世纪以后。被认为是高句丽早期王城的五女山城现存绝大部分人工墙体也属此类，始建年代应当接近。

区域内其他高句丽山城的城墙筑造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用石块简单垒砌，城墙之下的陡壁天然具备防御能力，很可能是更晚时期筑墙认识提高的产物。第二类墙体的筑造方式与上述王城第二类城墙相似，绝大多数山城属此类。第三类墙体由山皮土堆筑而成，位于地势低缓处，存在晚期修缮增筑的可能，年代可能不早于6世纪中叶。此外，在中期王城外围还分布有几座扼守河谷的关隘，墙体砌石的特征近似于前述中期王城的第一类墙体。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可将桓仁与集安地区的高句丽山城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中期王城的始建时期，不早于4世纪中叶。第二阶段为集安“王畿”防御体系的建设期，在通往王城的重要交通线上修建关隘，年代可能在5世纪。第三阶段在6世纪以后，桓仁与集安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基本成型。

山城的建设与既有交通路线相关，在自第二玄菟郡进入浑江流域后，转水湖山城与黑沟山城分居富尔江两岸，显示出这里可能是“北道”的必经之地；溯六道河过高俭地山城、马鞍山山城后，五女山城成为南道上的巨大阻碍。而霸王朝山城的战略意义在于其可能为南、北道的汇合点，因此南北道的起点为第二玄菟郡治——新宾永陵南城址，终于新开河口。此外，文献中提到的“木底”并非城名，当以地名来解读较为稳妥。依据文献中“乘胜长驱，遂入丸都”的记载还可推知，木底与丸都山城相距不远，位置似在新开河流域更为稳妥。

综上所述，高句丽山城的修建不大可能早于4世纪，直至5世纪也只是外扩了王城防御体系，6世纪之后山城防御体系的规划和建造才臻于完善，而7世纪千里长城的修建及其背后山城联防线的加密，则构成了鸭绿江右岸高句丽山城防御体系规划的第四个阶段。

多民族文化融合之都

                ——考古与历史融合视角下的盛京城

赵晓刚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以往学界对盛京城的研究主要依靠各种文献史料，对考古资料的运用极少。文章分别从盛京城城池、城内建筑遗存、城郊陵墓遗存等梳理了满汉藏等各民族文化因素和思想在盛京城城市规划、营建模式，建筑传统、布局、装饰，陵墓布局、葬俗等方面的体现。如德盛门瓮城遗址的城墙墙基建造方式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原建城模式，而并没有沿用赫图阿拉城土、石、木杂筑城墙的做法；沈阳汗王宫遗址的二进院落整体置于高台之上的做法是满族建筑“择高而居”的特点，并被沈阳故宫“台上五宫”所继承；清福陵和昭陵的中轴对称布局、设置贵妃寝园、贵族陪葬墓等做法，承继自明代帝陵，而采用火葬使用骨灰罐而非棺椁形式下葬的做法，又是受满族早期墓俗影响所致等。

文章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得出盛京城的规划思想是多元的，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结论。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期间，既遵循中原传统的方城格局，又将“择高而居，宫殿分离，宫城一体，无轴线对称布局，开放式广场，帐幄式布局，堂子”等满族建筑文化、八旗文化运用到了沈阳城的建设之中，是在中原传统汉文化建城思想基础之上，加以满族建城文化特点的二元文化结构；皇太极统治期间，充分吸收满、汉、藏等多种文化的精髓，不仅将之运用在治国理政之上，更以物化的形式反映在了对盛京城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包括盛京城是最接近《周礼·考工记》王城规划制度的都城，充分体现了汉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宫高殿低，筒子房、万字炕、烟囱建在地面上的满族民居建筑，八旗制度在城市布防、建筑上的应用（王府按八旗方位布置）等，则是满族文化传统在盛京城规划和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此外，皇寺、盛京四塔寺等藏传佛教寺院的建设，皇宫中在檐柱、天花等处藏传佛教元素的出现，是藏文化在盛京城规划和建设上的表现；顺治迁都之后的陪都期间，盛京城内不仅有汉族传统的孔庙和萃升书院，藏传佛教寺院皇寺、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北塔法轮寺和南塔广慈寺，更有汉传佛教寺庙慈恩寺、般若寺、大佛寺、普济寺、大法寺等，道家宫观太清宫、三官庙、魁星楼，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伊斯兰教东清真寺、南清真寺，天主教的东关天主教堂等，呈现出一种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文化融合之都的特点。

 文章出处：本文摘自《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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