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金旭东  李大龙  范恩实  丛德新  杨博   华玉冰  赵俊杰  赵晓刚   孙昊  王飞峰  王美华.“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4.01.007

“天下国家”视域下的

“中国”与“边疆”

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

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

一、“历史上的中国”讨论的意义和研究误区

围绕 “历史上的中国”的空间范围的讨论，其目的是解决中国历史阐述的视角与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分别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过两次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主要聚焦“中国”概念和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以谁代表中国”，而忽视了是“天下”而非“中国”才是传统话语体系中用于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

将“中国”而非“天下”引入“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不仅无助于讨论的深入，反而极易将讨论引入到“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中国”）和非历代王朝（“边疆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代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缺一不可。因此，仅是围绕“中国”而聚焦于“以谁代表中国”不可能构建起完善的话语体系。

二、“天下国家”：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

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视角下，不论是被称为“正统”的历代王朝，还是不被视为“正统”的其他所有政权，二者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中国历史的整体”。“正统”王朝和非“正统”王朝之间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并不影响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整体”。

历代王朝的历史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还应包括非历代王朝，即在历代王朝之外的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匈奴、鲜卑、高句丽、突厥等更多的政权，它们也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整体视角:“天下”与“水系”

讨论聚焦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定位历代王朝和边疆的关系及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笔者试图用“黄河水系”的比喻来描述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历代王朝(中国)是干流（黄河），边疆(非中国)是支流（非黄河），同属“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国)”(黄河水系)。在“天下国家（水系）”视野下，不同时期“中国”与“边疆”及其相互关系呈现不同的样态，至清代以清朝和俄国《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不仅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而且也具有了指称清朝主权国家疆域的属性，在政治地理空间上“中国”和“天下”实现了重合，多民族国家疆域实现了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

当今中国则是在近代殖民势力对多民族国家疆域蚕食鲸吞后的结果，因此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为范围，不仅不能诠释近代以来“王朝国家”疆域的被蚕食鲸吞，也不能如实全面描述其发展脉络，而应以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朝疆域为范围才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只有这样，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才能够得到完整体现，由此而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才能完善，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共同”理论的完美支撑，也有助于完整阐述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尊重规范、超越壁垒

——推动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

的路径分析

范恩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推动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是相关学界的长期共识，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两者之间的学科壁垒非但没有打破，反而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分离倾向。由此看来，当我们大声呼吁学科融合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如何真正超越学科壁垒。

必须承认，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壁垒主要是由学科自身学术规范造成的，特别是考古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主要根基于人文科学的文献史学在“术”的层面远不如考古学丰富。可以说，方法论差异是两者难以融合的最大壁垒。

一般认为，考古学是依靠物质遗产研究古代社会的，因此自始就具有“科学”的属性，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就方法论而言，如果没有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很难开展考古学研究的，甚至对于已有研究成果，也不能很好的理解和掌握。

为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提供契机的是考古学的历史阐释取向。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伊始，即选择了考古证史这条道路。但是是历史学本位，还是考古学本位，即由谁主导发言权则存在明显分歧，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优势明显属于文献史学。

1949年以后，伴随着考古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壮大，人类学传统的考古学日益受到重视。正是在这个纯人类学的维度上，考古学与历史学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尽管考古学仍然重视文献史学证据，但是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受北美兴起的 “新考古学”（考古人类学）的影响，不依赖于史料的聚落考古正成为国内考古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这个层面上说，考古学正在不断摆脱文献史学，试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然，文献史学也存在壁垒。邓广铭先生曾经把史学解读文献的方法归结为“四把钥匙”，即职官、地理、年代和目录。而要想准确把握、灵活运用这四把钥匙，非经过长期、系统训练也是难以实现的。

当我们梳理了基于各自学术规范所造成的学科壁垒后，我们又应如何超越壁垒，实现真正的学科融合发展呢？在此提出六条建议，供学界参考。

一是要通过历史阐释目标达成共情。

二是要充分尊重每个学科的学术规范。

三是要做好学科融合的知识准备。

四是要有学术批判精神，认识到各学科自身的局限性。

五是要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为桥梁。

六是推进重点方向研究。

对东北考古新发现历史诠释问题

的初步思考

孙 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主任）

新时代东北地区诸多考古新发现举世瞩目，在不断改变东北古史的既有认识。近期尤其以吉林延吉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最具代表性，带动了国内学者对渤海国早期政治中心问题的重新检讨与争论，这一过程印证了“大历史”诠释在边疆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从中亦可得见，边疆研究融合考古、文史之学，亟需思考中层理论方法的有效应用。

     一、东北边疆“大历史”研究及其范式转化

东北边疆古史研究需遵循边疆核心问题意识，在社会理论的设问与认知过程中解答有关东北边疆古今传承的时代之问，构成思考的“大历史”观，推动旧议题代有新知。新时代东北边疆研究逐渐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历史过程阐释东北边疆区域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定位及意义。这带来新发现资料诠释概念的反思、逻辑范畴的界定等若干问题。从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历史诠释这一个案而言，可以从两方面具体展开分析。

     二、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渤海知识累层建构

新时代史学在诠释边裔知识构建领域的发展，能够使人清晰地看到渤海史地“常识”生成的过程，也能认识到渤海考古发现的诠释逻辑对标“史事”的局限性。古典渤海知识体系源于三个阶段的叠加积累，因袭遗迹访古、地貌描述与传世渤海地名比附的方法，最终形成以史地沿革为主线的诠释话语。新时代吉林考古新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古典渤海研究史地沿革传统方法存在的局限性，更提醒我们，古代边裔民族志信息经历多重阐释，并不能与当代东北地理知识无缝对接。若把磨盘村考古新发现也简单比附成古代地名“东牟山”，其结果或许仍是受限于传统文史、古物之学的经验旧识，限制新时代吉林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空间。

     三、从“大历史”观明晰渤海考古新发现诠释的理论起点

今天的边疆研究已经走出史地沿革单线思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观带动理论“常识”的更新、转化，为考古新发现打开了多维度的诠释空间。在这样的中层范式转换过程中，更为注重边疆区域形势、政治实体、族群文化三个逻辑范畴的条晰屡清。考古新发现的历史诠释首先需要明晰逻辑起点，以及立足哪个概念范畴上进行演绎。

首先，回归唐中叶东北营州城傍藩部羁縻体制的历史框架，从政治史思考大祚荣东奔事件的性质。传世四裔传记录的是政治事件，考古文化类型学研究与之分属两个不同的逻辑范畴。从政治过程的逻辑看，渤海政权草创初期，未必能在考古学上找到相应的特殊文化遗存，单纯凭借考古类型学无法标定渤海早期政治集团的迁徙轨迹。其次，渤海国是在唐朝前期东北政治、社会发展成就基础上的延续，属于王朝国家东北边疆秩序重组的产物。应将立国的过程视作唐朝古代国家体制之一部，而不能按照“岛民”文明起源论视之。最后，运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逻辑诠释渤海国早期进程，重视从唐代“大历史”诠释东北区域文化混融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揭示当时唐代东北区域考古学文化混融的整体面貌和格局，作为理解渤海立国的区域基础。

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及相关问题讨论

王飞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佛教自古印度产生后广泛传播，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根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佛教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原地区，但在何时传入高句丽，目前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据《三国史记》载，公元372年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二，根据冬寿墓莲花纹，认为不晚于公元357年佛教已传入；三，《高僧传》中“高丽道人”的记载表明，在公元366年前佛教已传入；四，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认为公元395年由东晋僧人昙始传入。目前第一种观点为主流。

最早关于高句丽佛教传入的记录见于《高僧传·卷十·昙始传》中昙始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之末（约公元390-396年）携经律数十部到辽东宣传佛教，被视为高句丽闻道之始。其他史料关于昙始的记载均以《高僧传》为基础。据此推测昙始可能是从关中出发，经后秦、后燕到辽东进入高句丽，并且他可能是后秦僧人。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期的三部史书《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均记录了佛教在高句丽的传播。《三国史记》成书于公元1145年，明确记载公元372年六月，前秦苻坚派遣僧人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这被视为海东佛法的开始。《海东高僧传》成书于公元1215年，也提及顺道在高句丽小兽林王时期到达平壤城，从而开始了佛教在海东的传播。《三国遗事》则更详细地重申了《三国史记》中关于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的事件，并指出这是高丽佛法的起始。

上述三部史书均记录了公元372年由前秦僧人顺道将佛教传入高句丽的事件。然而，在涉及顺道、阿道及昙始的记载中，这三部史书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高僧传》关于昙始的记载被认为更为可信。《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也提到了佛教传入高句丽的事情，特别是昙始到高句丽传法的事实，尽管误将其时代归为西晋。此外，碑文强调了昙始在高句丽传播佛教，如同东汉明帝时到达洛阳的西域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一样重要。

从目前朝鲜半岛特别是高句丽地区的佛像资料来看，除首尔纛岛发现的一尊时代较早的鎏金佛像外，其余高句丽地区佛像资料的时代大体不早于5世纪初。虽有学者推测纛岛鎏金佛像可能属于高句丽并铸造于中国北方地区，但鉴于该佛像周围主要分布百济墓葬和遗址，缺乏与高句丽直接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其确切归属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合中国古代及朝鲜半岛史料，以及高句丽地区佛像的发现情况，东晋太元之末（公元390-396年），后秦关中僧人昙始可能从关中经陆路穿越辽西、辽东，将佛教正式传入高句丽，标志着高句丽统治阶层开始接受佛教。尽管佛教可能已通过民间渠道先前进入高句丽，但佛教元素如莲花纹样在高句丽宫室和高等级墓葬中的出现，应是在佛教官方传入之后。冬寿墓中的莲花纹和坐帐形象，源于辽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这些元素是根据墓主身份选择和改造的壁画粉本片段，对研究壁画粉本传播及高句丽壁画墓发展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莲花纹并不代表佛教已在当时的高句丽地区传播，而是作为壁画粉本中的装饰纹样存在。

对渤海国礼制研究的一点思考

王美华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 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突破传世史料的局限

渤海国在发展中大量吸收和运用了唐朝的制度体系，其中礼制是其仿效的重要部分。尽管渤海国史研究已涉及多个方面，但对礼制的研究仍显不足。受限于资料稀缺，尤其是礼制相关资料，当前研究需突破史料局限，深入挖掘各种相关信息。首要任务是广泛搜集、整理国内外相关资料，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从零碎信息中推究渤海国礼制的具体内容，进而探讨其礼制体系的建构、特点及其影响。

二、拓宽礼制研究的新视野

渤海国礼制史的研究需改变现有的从年号、服饰、丧葬等方面研究渤海国对唐朝礼制的效仿和遵用。从唐朝礼制传入渤海国的视角展开梳理和探究，有助于渤海国礼制史研究的推进。

唐朝礼制传入渤海国的关键性事件即是渤海国“求写”唐礼，此举表明渤海国效仿唐朝现行礼制以建构自身礼制体系的急迫心态。以唐朝官方的五礼体系及相关制度为参照，逐一对比、细致考辨渤海国的吉、宾、军、嘉、凶“五礼”的具体内容，探求渤海国礼制对唐朝礼制的输入程度与施行范围，界定和探析渤海国礼制的整体面貌和基本特征。通过横向比较渤海国与唐朝的五礼内容，同时纵向分析渤海国礼制的发展过程，可更准确地揭示其特点。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阐释渤海国时期“宪象中国制度”的具体情况。

三、文献与考古融合的研究方法

将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尤其是新材料，进行重新整合、考辨和探析，从琐碎、片段的资料中发现问题。以吉礼和嘉礼为例，可以一窥渤海国礼制的面貌。

吉礼，主要是祭祀礼仪。通过渤海国司礼机构的设置，可判断其吉礼的存在。此外，渤海国的都城上京城仿照唐长安城建造，将渤海国上京皇城与唐长安皇城进行对比，探析渤海都城礼仪空间的设计，结合上京城将要展开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则可能推断渤海国宗庙、社稷祭祀礼仪的具体情况。

嘉礼则包括冠婚、宴享、朝参朝贺等仪制。其中，朝贺朝参之仪与宫城内的建筑布局紧密相关。渤海国上京城的宫城建筑设计与唐长安城宫城格局相似，均遵循了“三朝”模式。这种宫殿建筑格局为我们探讨渤海国的朝仪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历史文献中关于渤海国新王“承诏赦其境内”的记载，也为我们研究渤海国的宣赦礼仪提供了线索。

四、推进礼制史研究的意义

自三代以来，中原礼仪文化对周边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周边民族政权仿效、遵循唐朝礼制，并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渤海国即是这一进程的开端，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也获得了中原政权和文人的认同，而渤海国对唐朝礼制的效仿正是其文化融入中原文化圈的关键。研究渤海国礼制史对探讨东北民族区域融入中原文化圈的过程，对于清晰阐释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出处：本文摘自《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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