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丁一兵 .国际变局下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应[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1.003

丁一兵 

摘 要：在当前国际变局之下，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为了因应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更好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与侧重也应有所调整。在吸引外资方面，一方面要继续利用国内全产业链及成本优势，大力引进来自发达国家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性乃至研发性投资，预防可能的“脱钩断链”倾向；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面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并使其与国内需求的提升相匹配。对外直接投资则要更多地投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多地投向上游产品部门，以确保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并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形成有力支撑。同时，还要努力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网络，以网络外部性形成投资效益溢出效应，以网络弹性与韧性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新发展格局；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产业链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在当前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叠加的复杂局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的前景面临着不确定性。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口规模与结构的转变和投资不断扩张下投资边际产出的递减，弱化了要素投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未来全球技术进步和技术前沿面扩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景并不明朗，这就增加了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长期增长速度如果得不到保证，就会暴露出相对高增长时期未曾凸显的一些问题，也会扩大其他层面不确定性冲击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害。

第二，中短期内各主要经济体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面临不确定性。由各种不确定性事件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和供应链、物流压力，使得中短期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各国既要应对和处理通货膨胀问题，又要采取措施规避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或增长停滞，其政策调整的空间更加逼仄。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波动的一致性有所减弱，相应地，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弱化，这反过来又扩大了主要经济体间经济波动的不一致性，形成某种正反馈效应。在此情况下，全球经济乃至各国经济在中短期内面临的滞胀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都有所增加。

第三，突发公共事件和地缘事件，特别是极端公共事件和极端地缘事件进一步放大了不确定性。多重不确定性的叠加与相互作用，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约束机制呈现复杂性特征。各经济体对经济安全日渐重视，将其置于整个行为逻辑的核心位置。经济主体更加强调掌握关键能力、额外能力的重要性，更加强调通过多元化、去中心化的途径分散其国际运营的风险。在此情况下，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分工体系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一是从空间角度看，全球产业链发展逐步呈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本土化”的特征。一方面，大国3竞争所引发的供应链“友链化”倾向将会进一步强化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短链化、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增加外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重大风险事件频发凸显出对产业链重要环节进行备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强化产业链的本土化、短链化趋势和安全导向。

二是各国经济也呈现出强调激发国内需求的“内向化”特征。对于经济体量大、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在面临国际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挑战下，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谓适逢其时。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政治格局加速演进等因素使得“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使得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迫切，但高质量供给不足和最终消费倾向低的现实困境令国内大循环受阻。为此，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既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还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而在此情况下，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方略，也必然是既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也要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效应，相互促进，以达到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当前世界处于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风险环境。在多重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对安全愈加重视，导致全球分工出现了相应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新发展阶段的任务要求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面对这样的外部条件和发展思路，中国吸引外资的方向也需要做出相应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阶段仍具备全产业链优势和成本优势等一系列明显的引资优势，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和低成本、高质量的上游供应品优势，这使得中国对全球的生产性资本依旧极具吸引力。但是，目前利用上述优势吸引外资面临两方面困难。第一，对于吸引传统的、主要以海外市场为目标市场的生产性投资来说，可能会面临困难，因为在当下和未来，将产品返销到主要传统海外市场（如美国市场），都会面临更多障碍。第二，成熟的国外大型企业在母国或其他海外市场中存有巨大利益，在其母国对于对华投资存在或新增一些限制性措施的时候，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也面临着更多的顾虑和潜在成本。即便面临这样的困难和障碍，我们依旧需要吸引外资，尤其是来自某些发达国家的外资，这不仅是为了继续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也是为了便于预防来自某些国家的主动的“脱钩断链”手段，维持中国与其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的联系及共同利益，以便在未来的竞争博弈中拥有更多的筹码。

应当说，近年来中国在吸引外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型开放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吸引外商投资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为标志的更加开放的新时期。同年，《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正式建立了系统性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宏观上，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变化将通过双边政府牵头对接、积极信号市场传导、国际政策协调沟通等机制作用于中国外资流入和对外直接投资，以保障其安全、稳定、高效发展。中观上，相关制度与政策从产业要素集约化演进、产业关联的结构优化、技术转化能力提升，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四条影响机制作用于产业层面的投资分布，同时也将通过政策层面的指向性引导来缓解双向国际直接投资区域失衡的问题。微观上，以积极导向为主旋律的投资政策将通过降低直接投资成本与风险、解决企业投融资难题、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加强企业交流与合作，以及吸引人才等机制对企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效应，进而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还可以在以下五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第一，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投资。以特斯拉为例，特斯拉早期在美国国内没有成熟的利益网络，甚至不被美国政策层偏好，因此它在美国市场中可失去的利益较少，这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很好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与此相对应，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大量西方品牌企业之所以撤出俄罗斯市场，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在欧美有庞大的利益关系网络，对于俄罗斯来说，要想保留这些企业投资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因此，在发达国家相对利益纠葛较少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可能是我们未来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符合我国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方略。一方面，这些企业在母国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支持和扶助，其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这就给我国利用政策红利与要素优势吸引其进入带来了一定的合作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相关企业很有可能处在高新技术部门或是一般产业的高新技术生产环节，所以无论从生产性还是研发性的视角来考虑，都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所急需的项目，吸引这样的外资可以说是共赢之举。

第二，吸引市场寻求型投资。中国现在人口超过14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是无可争议的超大规模市场，而且还具有相当大的进一步扩张的潜力。因此，未来可以寻求吸引能够绕过各类壁垒的、面向超大规模市场的市场寻求型投资，这也与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目标相匹配。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会使这一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和盈利潜力继续提升，在全球经济增长相对放缓的大背景下，足以吸引价值链各环节的市场寻求型投资。

为此，政府应“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不断完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健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要素跨区域充分流动，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此外，政府还应通过精准扶贫、消费升级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改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意愿，深挖居民消费潜能。

第三，超大规模的市场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程度，不仅有助于吸引外资稳中提质，也能够通过引入高质量外资对国内消费的升级扩张产生促进作用。

从理论上讲，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能，能够提高市场效率、降低外资在国内市场的运营成本，从而有利于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塑造地区引进外资新优势，实现外资利用的“稳中提质”。通过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更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更有利于吸引本土的市场导向型的外资。而进一步地，外资流入质量的提高将主要通过改善供给质量、降低供给成本的供给侧渠道和增加劳动收入、提高需求层次的需求侧渠道来增加国内市场的高质量供给并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升级，从而提高国内需求在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达到以外资流入和国际循环支撑国内大循环的效果。外资质量提升能够通过减少收入不平等进而减少消费不平等，在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有利于居民共享高水平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成果。

为此，政府应尽快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外资引进策略，加强地区营商环境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市场机制，淘汰低质量外资企业并吸引高质量外资企业。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制度型对外开放，以政策、标准、服务、监管等多维度创新塑造制度红利，以基于庞大人口规模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塑造需求红利，增强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力。同时摒弃以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的政策思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减少政策倾斜所造成的市场效率扭曲。此外，还要正确认识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低质量外资撤离现象，以引进高质量外资为契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塑造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第四，积极吸引与提升国内需求相匹配的外资，引入高质量的外资企业，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持续跃升使得经济结构转型、在质与量两个层面上提升国内需求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为了有效提升国内需求，促进国内消费升级，不仅需要通过促进国内大循环来提高国内供给质量提振居民消费，同时也需要从国际循环角度着手，提高外资质量，使其与国内需求的提升相匹配。

具体而言，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推动扩大内需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步深化，并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实现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良性互动。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外资质量的提升能够通过改善供给质量、降低供给成本、增加劳动收入、提高需求层次的供需两侧渠道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为此，政府应当以高质量外资引进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引导外资流向医疗、旅游、教育等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并牵头打造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产能合作与技术交流平台，充分发挥不同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高质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和综合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此外政府还应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激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

第五，促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市场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和制度成本，并且其引资优势在地方保护主义较弱的地区更为显著。为此，政府应加快推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建设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制度型开放，并将试点地区探索形成的成功经验及时在更大范围推广，促进制度创新成果的转化和落实。此外政府还应加快职能转变和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地方“以邻为壑”式的无序竞争困境，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并将经济发展质量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1年位列全球前三，连续 7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连续6年排名全球前三。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持续增长都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投资覆盖了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资本进行国际配置的客观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支持与战略导向：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了对外投资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这一平台，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的投资显著增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也经历了重大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以限制为主到迈入21世纪之后政府给予鼓励和扶持，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审批制”“核准制”向“备案制”转变的历程。“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多跨境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包括外汇管理政策和其他支持与引导政策，这既符合中国发展需要，又能有效应对外部多重复杂环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但也需要应对国际环境、投资风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首先，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使得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外部挑战。国际贸易摩擦和政策变化可能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环境。其次，投资者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与监管压力。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企业需要应对更多的投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国内外监管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生影响。最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投资也需要优化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企业需要在高技术领域和新兴市场中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应对传统行业的竞争压力。

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结构，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具体而言可以在下述五个方面做出进一步应对。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要考虑更多地投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多地投向上游产品部门，以确保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并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形成有力支撑。“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这一倡议，中国可以进一步优化其全球投资布局，“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将更多的资源和资本投向共建国家或地区，特别要“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还能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经济效益。在投资方向上，中国应更多地投向上游产品部门。通过投向原材料、初级制成品等上游产品，不仅可以巩固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地位，还能增强整个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这种策略也有助于减少对下游市场的过度依赖，从而降低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此外，为了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国需要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环境的评估，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并通过政策支持和国际合作降低投资风险。

第二，要努力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网络，以网络外部性促进投资效益溢出效应的形成，以网络弹性与韧性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和溢出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得到了显著增强。这表明，通过加强与共建国家的合作，可以有效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并增强网络的稳定性。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企业需要构建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对外直接投资网络以应对潜在的外部冲击。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可以通过分散投资区域、选择多样化的合作伙伴来增强其弹性与韧性。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构建应避免过度集中于某一地区或少数国家和地区，而是应结合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优势，选择多样化的投资目的地。这样不仅可以分散风险，还能通过不同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潜力。拥有更高的潜在增长速度的东道国应该是首选投资方向，同时投资应考虑把相应的国内产能也做一定的转移，这对于无论是东道国还是我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来讲，都会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选择拥有更高潜在增长速度的东道国，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市场机会和回报。例如，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通常更能吸引外资，因为它们的消费需求和投资回报预期较高。除了增长速度，东道国的经济稳定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稳定的政治局势、健全的法律制度和透明的市场环境能够降低投资风险、增强投资信心。在选择东道国时，投资者还应考虑该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和创新能力。某些国家可能在高科技、可再生能源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而对技术依赖度高的行业来说，选择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将更具优势。

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考虑将国内产能转移到东道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尤为重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技术的交流，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对东道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配置能够促进东道国的总供给，帮助母国调整供给结构，满足其市场需求，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通过转移国内产能，东道国能够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本国的产业水平。对于母国而言，资源配置的优化能够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和市场优势，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也得以增强。这种动态平衡有助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需要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企业创新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这不同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即使投资目标是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市场环境的差异性及投资经验学习也会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及其绩效形成推动作用。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为防范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对其供应链短板的挑战和威胁，通过收缩关键产业链和创新链长度，削弱中国在创新链下游的影响力，降低中国通过全球创新链获取前沿科技的可能性，倒逼中国走注重自主创新的内源式升级路径；同时，全面打击以中国为中间节点、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共轭环流”模式，迫使中国更为重视构建国内大市场和扩展 “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环境的差异性，不同国家的市场环境、消费者需求和竞争格局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迫使企业调整其产品和服务，促进了创新。企业在适应东道国市场时，往往需要进行产品改良和技术创新，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此外，对外投资为企业提供了实践学习和经验积累的机会，提升了竞争优势，增强了市场适应能力。

第五，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不确定的国际及各国国内环境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结构复杂、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周期长，面临着较大的内外部风险，存在着境外项目“烂尾”的可能性。境外项目“烂尾”不仅严重阻碍了对东道国项目最终产品的及时交付，也给我国企业造成了巨额损失，极大损害了我国境外项目建设企业的信誉和品牌形象。

为了避免境外项目“烂尾”，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除传统的银行融资外，还应考虑引入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多元化融资渠道，以降低融资风险并建立融资风险控制机制。一是寻找成本更低的融资来源。除了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外，企业可将目光放至国际资本市场，结合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资本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资本与产业技术能力相结合的境外项目发展路径。二是选择更加合理的融资结构。在寻找低成本融资来源的同时，开展境外项目时还可以尝试创新项目融资结构，适当减少银行借贷等间接融资比例，通过项目公司发债等方式直接向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加强市场调研与风险评估。在投资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以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潜在风险，从而减少盲目投资。境外承包工程和境外投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项目所在国的多方面的法律法规。因此，在开展境外项目前期工作时，应避免就事论事、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应进行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准确识别政治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和交易风险等各类风险。此外，还须建立“早梳理、早发现、早反馈、早处置”的长效工作机制，强化风险提示，并加强投资者与银行机构、投资基金等方面的沟通协调，以降低重大项目投资风险。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1期

文章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wcs1eIaudif_lELZRSzYYK27-vmp_Vnr0axsgouUqVy0Q4B5vjfUMxT44AEql49c65tTdhYjTKveFNDZ2h1ea83IyQfnXTqe-A04UxpGdDSdGWrhJ_TAxtWNYYX7Syt714RbmBgDN7Yn-wpsa3xN67wAqxFYYjABxN02elaS1_un-q9vYsCryUoun3USdd5&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