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刘巍 宋梓祎.加强文论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的“范式”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1.002
加强文论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的“范式”研究
刘 巍 宋梓祎
摘 要:文章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时间范畴,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目标导向相统一。“主体构入”“问题提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文艺批评“范式”研究的几个主要实践,文章以此建构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艺批评“范式”,以文艺批评的发展推动文艺理论发展,进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强国,在国际文艺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
关键词:范式研究;主体构入;中国文艺批评;文化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号召,擘画了在新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蓝图,彰显了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也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事业。党的二十大站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全面部署。文艺批评“范式”建构力图推动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深化文艺体制改革添砖加瓦。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牵引,积极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全力推动“范式”建构,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篇章中自觉承担起举旗帜、兴文化的使命任务,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艺力量。
何谓“范式”?“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在该体系框架之内的理论、法则、定律都被人们普遍接受。在文艺批评领域,“范式”是一个借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开展研究、建立体系、 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以及基本方式、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对“范式”一词界定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综合的方法与局部的用法。从前者看,库恩对“范式”的定义聚焦于“科学共同体”,是某一共同科研项目的研究者对其运用的结果。如果从局部的用法来看,库恩的“范式”指向的是“模范”与“例证”。这样一来,“范式”既有“范”——模范的意味,也有“式”——典型的意义。在面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操作中,“范式”是某一共同 体的学术研究人员共有的思维模式、观念定位,以及演说发言及传播推广等操作过程;“范式”是一种 样态,是动态的、发展的。所以,“范式”既有其主体规定性,又有其理论与实证应用性。“范式”并非纯学理意义上的公式、模式、范型、构架,虽然它有一定的自然规定,但是借用到人文学科中,便有一定的“人文内涵”。“范式”既是理论的规定也是实践的印证;“范式”是可重复的科学印证,有一定的理论根据;“范式”也是不断发展且可建构的印证,也就是说,它可以持续发展、持续改进。“正因为《结构》是一部惊世之作,其文字可有无限的诠释方式,而其应用更是多种多样。”
文艺批评是文艺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本是理论形成之前的关于某一文学现象的论争,论争的过程有理论积淀,有针锋相对的论点,甚至有一定的实际操练,论争所得出的结论并非一定之规,而是在论争的过程中双方或几方都有各自的自圆其说的论点、论据、论证,因此,批评是理论之所以成为理论的准备。库恩的范式论在20世纪西方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流派中都能或多或少地得到应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借用了诸多文论的研究方法以及话语表达,比如语言学学派、新批评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现象学学派、存在主义学派、解构主义学派等,这些流派都是在“范式”效应中作为共同体式的方式方法凝聚起来、论辩起来并明晰起来的,所以我们想基于此建构中国的文学批评体系,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文艺批评的“范式”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形态,它藏身在理论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理论建构体现出来,所以经常被研究者习焉不察,但它确实以这样的几种方式存在于文艺批评研究的底蕴中,比如:中国文艺批评的历史延续、西方文艺批评的中式转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于文学现象的追踪,等等。“范式”理论是在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历史建构形式及现实实践展开中进行的。“范式”不同于特征,特征是在相近模式的对比中彰显的,对文艺批评而言,“范式”则是文艺批评趋于稳定化、共循又向好、变革与更新的具有一定理论共同体性质的动态过程。本文进行的是对中国文艺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范式”的跟踪研究,探寻与总结其历史发生的起因及现实新变,是文艺批评中国“范式”的当代形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的研究者一直致力于中国文艺批评的主体性、问题性研究及体系的建构。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当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种研究与建构进行回顾与总结时,历史的非自觉的“范式”研究与80年代以来的逐渐自觉的 “范式”研究统一起来。
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40余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范式”建构列为专题研究,是因为这40余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把百余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所经历的各种问题,诸如传统批判与延续问题、西论中化问题、文学批评理论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问题、基础理论的建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转化与建构问题、文学批评理论的构成性与体系性问题、对西方强制阐释论批判及中国公共阐释论建构问题等,都进行了集中的演示,可以作为“范式”研究的代表性缩样予以分析、梳理及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尤为重要的是,40余年中,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经历了面对西方理论的被动引入、依附追随、主体性转化,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主体性的自觉建构这样四个阶段,这期间学者们有关文论“范式”建构的分散研究,有待进一步实现理论提升与理论整合。本文对“新时期”文艺批评理论进行中国“范式”的建构性研究,集中研究中国文艺批评“范式”建构的历史根据、思想根据、思维根据及由此形成的实践样式,回顾过去,面向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批评一方面面临着对于之前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国门开放后西方理论的大量涌入,以及新锐研究视角的冲击和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展新一轮的文艺批评“范式”建构,发出中国声音?在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专事“范式”研究的不多,大量成果对于“范式”都是暗含的、零散的,与“范式”有一定的相关度却也保持着一定的“疏离”,这导致“范式”研究的历史性和阶段性需予概括、梳理以及理论提升。“范式”建构的第一步是要凸显文艺批评的主体意识,将中文学科从所有的人文学科中独立出来,将文艺批评从中文学科中独立出来;第二步是将不同的“人”构入不同的却又有着各自特点的研究领域之中, 比如“寻根”思潮、“新写实”小说,再如“非虚构”文学、“新山乡巨变”等,都是构入了批评家和作家的主体性,批评中有“我”的存在,“我”倡导理论也倡导创作实践。所以,我们往往提到某一批评家就会指出他是哪个研究领域的。文艺批评理论主体性有关“范式”建构的研究,体现出研究者群体性的苏醒意识,具有历史整合的厚度,也具有对于西方理论予以批判性转化的宽度。在主体身份的理论研究中,本民族的“范式”逐渐站立起来,主体身份的凸显过程,就是“范式”自觉性的凝聚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艺界出现文学探讨和研究的方法论热,这实际上是对文艺观念的更新,论争表象背后显示了研究者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勇气。《文学评论》于1985年第4期开设“我的文学观” 专栏,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论文。该文以及相应的思潮带给文艺批评一段时间对自身领域性地注重,即所谓的“向内转”,文学是所有人文学科都无法跨越的存在,而文艺批评是文学无法跨越的存在,这样的动态过程是从无从提起到有待改革,画出了一道清晰的轨迹。1978 年开创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终结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没有“文学评奖”的历史,“重建”起了“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桥梁。领导评奖的两代老作家,既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重建者。鉴于文学流派和主张还没有兴起,所以1978—1984 年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承载着文学政策、文学思潮、文学评论和导向的多种角色,对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有些获奖小说因此而成为“经典作品”。这是一个分析阐释的过程,类似于伽达默尔在艺术中阐释出真理,类似于宋明理学在圣人言说中叩问微言大义。
主体构入研究还有一个层面是批评家并非置身事外、隔岸观火,而是文学现场的参与者、文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者。比如前文提到的批评家对作家和作品实现的三级超越:一是像一般鉴赏者意义超越现实,把自己升华到审美境界;二是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潜在意义,超越作家的意识范围;三是通过“同化”“顺应”机制超越自身,对自身主体结构和固有意识的超越。这里既吸纳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神思”“意境”等理论,也吸纳了西方“接受美学”等思想,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和反思价值。“伤痕”文学,是一代中国人从“文革”专制下觉醒后的悲声与怒吼,但批评家并未沉溺于发泄,而是既写出受害者的悲声也写出施害者的痛楚;“反思”文学,某些 批评家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或社会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思考人、发现人。当批评理论的现实形态与理想 情境之间的裂罅难以弥合时,尊重作者意图和尊重文本,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将文学理论奉为圭臬的文艺批评理论家在文学中所承担的角色与其立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文学走向哪一端。
当然,主体构入研究是一把双刃剑。既然主体在构入过程中有自己主观化、情绪化的因素在其中,就难免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冷静。而后来的研究者又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且难以真正地复刻研究过程,缺乏现场灵感。“范式”的提炼总结者是站在当代的角度而非对象论争发生时的角度来探讨问题的,有些问题,比如“文学能否探讨爱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问题,在21世纪初期或许就不是问题。“范式”建构的过程是在“范式”建构中展开的,即便对那些发生于前的过程,当后来的“范式”研究者进入“范式”研究时,那也是在现实的“范式”认知中探究“范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缘由,这是身在其中的构入性的过程研究,但这样的构入是有延宕的。
面对对象的研究,研究者即使对偶然性的东西不予思考,所集中思考的是历史当下化的东西,但历史过程并不是已然完成了的、摆放在那里可以直接面对的过程,而是有待整理有待面对的过程,整理过程本身就是研究的运作过程,“从‘有循于旧名’到‘有作于新名’的专门研究,体现出中国文学理论对库恩范式论转换性研究的开创性”。而整理是可以向不同方向、由不同线路展开的。近十年来,作为一种文论现象,“强制阐释”是现今中国文艺批评实践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从词性上讲,“强制阐释”是指强制性的阐释行为和动作,经由强制性的阐释过程以求达到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40余年是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多元快速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经过百年跋涉进入主体性建构的时期。40余年来的文艺批评理论发展,既有非主体性的教训,又有在 主体性研究中取得成果的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举国上下的主导思想、 文艺批评理论的“范式”建构也由此被置于重要理论位置的当下,概括这些方面的“范式”建构特征正逢其时。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第一,理论自身的主体性自觉不足。中国文艺批评是在批判传统中走入现代的,传统批判的断根(可以沿袭的与不可沿袭的一并彻底地、不妥协地抛弃)之举,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主体性,因此也就无法形成理论主体性的自觉,这种自信的缺乏依然存在,导致中国文艺批评主体本身底气羸弱。
第二,对于理论自身的自成一体的意识还不足。自成一体的意识亦即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意识,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里之所以难以建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艺批评的启蒙、取向及主导意识在很长时间里是以西方理论为准为律的,这就是所谓以西释中、以西律中。这种情况阻碍着理论主体性及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意识的形成与提升。因此,“范式”对中国文艺批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并形成自觉,是必要的。
第三,在既有文艺批评研究成果中,“范式”的成果不都是自觉建构的成果,而且主要不都是研究者们着意规定或者命名的成果,它却在相应的群体中被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坚持。所以,目前的文艺批评界有待进一步加强文艺批评主体性的自觉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范式”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批评的另一个“范式”是在对象中发生问题,然后再提炼为理论,而非在理论中发生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对的在对象性研究中探寻规律,再进而运用这类规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要点,具有可以从后者学习方法的研究相似性,即找出一个切入对象的抽象范畴,然后以此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再求解问题——这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的研究路径,具有问题提领的研究特点。库恩认为,“范式”是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 清和明确的对象,这便构成当下的问题域。当代中国以问题方式体现出来一些让知识分子难解的 状况,社会转型期亦即问题多发期,这种情况也在文艺批评“范式”建构中体现出来,很多重要理论 成果都是通过问题求解而获得。其实,某些问题也不一定有定论,问题的发生只在问题本身,答案是徒劳的。
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方法论问题、文学研究向内转问题、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西论中化问题、文学经典价值变化问题、文学与大众文化关系问题、文学功能娱乐化问题、文学生产与文学商品化问题、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问题等等,各种问题历时性或共时性地扑面而来。从文艺 批评“范式”角度说,对象的难以厘清使研究者不仅能找到“范式”建构的取向,而且能找到建构的切 入点,并且形成“范式”研究展开的根据。
问题提领的当代文艺批评的“范式”建构,就通常意义而言,应解决对象的浅表性、专门性、非总 体性倾向问题。但实际上,理论“范式”亦有其不足,问题所打开的是当下的又是历史当下化的问题 域,其浅表性、专门性、非总体性难以避免。“它是一种反观传统、反思经验以及批评研究的批判性回溯的过程,是在不断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问题中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充分解析文学发展与经验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得以群体性坚持的“充分解析”的要点,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涉及何以形成如此“范式”的理论问题,从研究的过程性角度说,各“范式”构成点的 选择根据与确定根据是在文学和社会变革中提炼出来并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在 不断展开的物质实践的根基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正是凭借这种方法在现实实践中概括与提炼出有效地指导现实实践的真理性的思想理论。
20世纪90年代,文学商业化加速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流失,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和抵抗。1993年到1994年间展开了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使对商业思想的局部性反抗演变为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体性自卫。有人不为浮泛喧嚣的世俗利益所动,仍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进行创作;有人则公开亮出“反抗投降”“保卫纯洁”之类旗号以孤胆英雄(也有人讥之为新唐·吉诃德)姿态对之挑战(如张承志、张炜);更有不少人(如梁晓声、张欣等)则以自己的作品真实地揭露出商业大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这次讨论中,一大批作家(如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和一大批评论家(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对文学商业化思潮给予了严厉的抨击,他们指出,商业化造成的作品质量下降,将标志着几代人素质的恶化,暴露出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也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如王蒙、王朔)主张对文学商业化思想给以宽容。这次讨论尽管规模不大而且也不够深入,但它的作用仍不可低估。它表明“人文主义”的不可亵渎,为文学自身的调整和发展树立了一个价值参照系统,为当时文坛新格局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之相类似的“改革文学”“知青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研究”等看似提出了一些问题,但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理论求解;提出的问题缺乏中国文学理论的总体性以及当下的时代总体性。这就不同程度地造成理论研究的零散、理论阐释的牵强。从文艺批评“范式”建构角度分析既有问题提领的理论研究,发现其并没有自觉地使问题的提出与求解向理论着力点凝聚。批评的着力点其实已然潜在于问题提领的理论研究成果中,但其中见于“范式”总体性的元素,则需投以“范式”研究的理论观照,使之凝聚起来、提炼出来,得以强化。很多命题与范畴不能按照通常理论研究进行观念化处理,即追求那种必然的、确定的理论效果,而是需要在它们与实践、与相关理论命题和范畴的合乎逻辑的交互作用中、矛盾中、追问 中,去进行理论的开放性研究。
涉及对文艺批评“范式”意义的追寻与当代文艺批评的建构,理论自有其限度及有效性。“范式”要 坚持“中西整合,为我所用”的立场,实现多元对话的互动,在抵抗来自西方文艺理论的“强制阐释”和 文艺批评实践过程中的“阐释霸权”的同时,也要遵守批评的“理”与“礼”,文学具有宽容性,批评亦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寻求包容与和谐,在审美层面达到平衡。
对于“范式”的过程性的动态处理尚在展开着,既有的“范式”研究需要过程性地考察,新的研究需要“范式”性地归纳与整理,批评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探索,研究破解卡点堵点问题,这“必然 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范式”研究是一个正逐渐进入自觉的过程,高质量是目标追求,但目前的“范式”研究还远未到达完美的终点,因此,黑格尔式的终点处的反思 性研究在现时、在当下还难以奏效。
面向未来,是本文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发展空间,是生活的广度和宽度如何影响文学乃至文艺批评,它更倾向于技术层面。库恩明确地说,“共有范式的确定不是共有规定的确定”,“范式的存在并不 意味着有任何整套规则的存在”。生活的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比如融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文学、文艺批评向着未可知发展。从数字时代文学的智能化转型来看,文学生产的机制特点、对象特点、接受特点及文学的问题化、理论化、媒体化等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文艺批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批评主体过多依赖技术,批评思维从因果关系向关联性迈进,批评的传播从单纯的纸质向着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数码方式发展。这些都给文艺批评带来了挑战,面对对象、面向未来,这是中国文艺批评“范式”的特征,但也给“范式”的定型带来了难度。
比如女性文艺批评。20世纪80年代初期,女性文艺批评视角、研究方法让几代学人特别是女性学人振奋至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女性文学研究似乎仍然行走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之中。从反叛解构到平淡从容,波澜难再。女性文艺批评是一个全球化的同一视野,本应无国界、无种族、无宗教之分,但既然是“女性文艺批评”就应该含有历史因袭、政治制度、经济改革等多方合力的作用因素。英、美、法的女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中国先行,但时间经历的早晚是否就是判断“先进”“落后”的尺度?曾经,我们有个预设的前提,不论是英美派、法国派,还是殖民与后殖民的女性主义理论,都可以用来解说中国的女性文学,也都可以被视作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的前沿,仿佛已有的就一定是好的。但中国的女性文艺批评是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因素的综合实践,是中国气派、中国作风。面对全球化,今天的中国文艺批评,应该有信心、有勇气让世界听到、看到、领略到我们的智慧与风骨,让全球共享我们的研究经验。
比如融媒体文艺批评。一切技术都具有点金术的性质,人类正是凭借媒介技术在现实环境之上构建出一个崭新的技术世界,它作为“人的延伸”不断满足人的各种需求,日益成为人的生活基础。融媒体技术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技术”,而是一种多方关联、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人们逐渐形成对媒介发展的依赖,移动互联已经深深嵌入现实世界中,成为审美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架构。融媒体的发展依赖于现实社会中各个系统环境的综合作用,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社会也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刻影响。文艺批评面对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范式”的构建既要保持对评论对象所在的场域全面而精深的知识储备,又要对文学现场有个性化的历史和美学评价,这是不易做到的。新的技术要求我们在新的批评中引进新的标准,文艺工作者对 尺度的把握既需要高屋建瓴的学理根基,又需要细致入微的现象评判。
融媒体时代的来临不仅意味着文本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还使得批评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匿名网友的批评留言对后来读者的影响效果亦愈加显著。在过去几十年中,女性文艺批评的对象 多局限于严肃文学范畴,尤其近些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梳理发展脉络以及译介西方理论。而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已经借助互联网技术在大众文化领域内突飞猛进,媒体女性文学场中的评论文字逐渐自觉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女性意识,批评主体的范围也在发展中逐步覆盖了从普通女性读者到资深 女性评论家多个层级的阅读群体。新媒体女性文艺批评版图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特征:在批评观念方面,操演性的固化与反转显示其立足历史语境的同时,又尽力为性别身份寻求新发展;在批评范畴方面,于女性中的突围与共情昭示了两性和谐共荣的趋势在大众文化中得到普遍认同;在批评实践方面,媒介的融合使得女性批评的审美性得以延伸,进而实现了对数据库的应用与填充,并为“靶向式” 接受与鉴赏提供了可能。
面向世界,是文艺批评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已经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如何更好地发展、更稳固地站立,让过去告诉未来,中国文艺批评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文艺批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研究传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提出,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既是文艺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根本条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农村景观再次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对象,文艺批评也更加注重对新农村题材的审视。从《黄河东流去》《秦腔》《人世间》,到刚刚获奖的《宝水》《雪山大地》《本巴》,作家、评论家均流露出了对于人民生活的时代化、世界化叙写的热情。《宝水》的获奖,除了呼吁文艺创作和批评对于国家战略任务成就的现实刻画,还引领着文艺批评更加注重文学作品的先进性和导向性。《宝水》述说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经验,进而对时下文艺批评的实践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呼吁批评者们更加关注作品新时代国家政策与话语的现实表达。宝水村村民在收获了改革硕果的同时也不忘初心,继续奋力投入到美丽乡村的发展建设中去。个人话语、时代话语、世界话语在宝水村的“山乡巨变”中实现了统一。
“范式”研究会激发“范式”创新的活力,开掘“范式”研究的思路有助于建构中国文艺批评自身主体性及国家的理论共同体意识。从文化传承来说,见于中国传统的对象研究根据在中国古代圣贤众哲那里被娴熟地运用着,无论孔孟的仁学、佛家的禅宗,还是宋明的心学,都运用这种过程性的、流变性的、生成性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当下,文艺批评的共同体特征愈益显现出来:从世界交流来说,中国文艺批评以自身主体“范式”身份参与到世界文艺批评及世界文学理论的建构中去,能有效地进行中西方文学理论交流;从文化意识来说,联系中国文化实践,“范式”研究又有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文艺批评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是对中国本土话语建构的回归,“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思想是对民族文化艺术 的高度自信与高度自觉。这就要求我们具有中国意识,面对世界,寻找中国问题,注重当代实践, 以此探寻新时代文艺的鲜明特色及未来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总结时代、文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一批评“范式”,成为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文艺批评的依据,因为它建立在“相关科学共同体对已获得的特定问题解答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已有的文艺批评的“范式”为当下的文艺批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如何开展文艺批评的经验,如何进行文学评奖的经验,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提高人文素养的经验,等等,这是新时代文艺批评工作者不可多得的财富。“中国当代文学标准的再确立只能是在人类所有文化遗产基础上的一种 合乎历史发展的特定之概括,只能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在新时代的某种新总结。”文艺批评要与世界进行对话,这就要求文艺批评家要有史识、史才、史德。
文艺批评的中国“范式”是一个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在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性(相对于古代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建构中置于当下被凝聚与提炼出来,这是酝酿的结果。新世纪以来的 中国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新世纪文艺批评也日新月异,而文化自信时代的到来也呼唤本土化话语的 再造,在这样的背景下,“范式”建构的论断尤为可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的举行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再宣示,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对文艺批评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文艺工作者要强化主体的责任担当,抓好问题的贯彻落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饱满的精神状态、科学的思路方法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激发文艺批评的创新创造活力,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文艺工作的生动实践。
作者简介

刘巍,文艺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一层次),沈阳市高层次人才。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辽宁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美学学会理事,辽宁省理论家协会理事。曾发表论文、小说若干;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奖、辽宁省政府奖、辽宁文学奖多次。

宋梓祎,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1期
文章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zEBRIJt2Q34IwdNxB6JxJ1FE5EgAVl997hlzzOoar0frhQ1iJbobuEiqMoqf42KIClJ8BUVvEte_MG6TAnkpC8xalA8nYi1rIYCPG_W1Ghg0i3w9JgwMvlVyp_bFhWldq9w3AwGvxd8xOpCmzwem1j0NmOwD5QIk7i4GIZmdCb0okZd7KCDU_MavMA-xp6F&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