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王向峰文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的超越性、生命感与世间性[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2):95-105.

DOI: 10.16197/j.cnki.lnupse.2025.02.006

王向峰文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的超越性、生命感与世间性

王 鑫

摘 要：作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向峰先生在 6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融贯中国古典文艺思想、西方文艺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研究群像中的“这一个”。文章从王向峰先生学术研究和生命经验出发，用“超越性“”生命感”和“世间性”三个关键词加以概括，借此窥探其学术生命和自然生命的交互与契合，以及从审美出发实现的跨时空、跨文化与超越生命的共通和在“理、事、情、物”中实现的历史和具身的共鸣。特别是在向峰先生晚年的研究和创作中彰显的“济世”情结，使其在文艺研究中能够超越“文本”，进入到“人情”和“物心”，也实现了儒家美学精神与道家美学精神的合一。

关键词：王向峰；文艺研究；超越性；生命感；世间性

王向峰先生（1932-2022）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创作和教学60余年，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事业，留下了多卷本的文艺研究理论文集、散文集和诗集。他在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研究、西方文艺思想研究、马克思手稿美学研究，以及对当下文艺现象和理论批评与分析中，展现了一代文艺理论家学贯中西、思纵古今的学术视域和理论基础。特别是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研究和创作，以自身灵动的艺术思维，从生命经验、审美经验和学理经验三个方面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理论和实践。笔者作为王向峰先生的学生，在20余年的时间里，通过交流、访谈、阅读和观察的方式，得以进入先生的文艺研究和创作的精神世界。本文试图从生存论的视角，对其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展开研究，借此窥探其从审美出发的跨文化、跨时空与跨生命的超越性；他基于生命感，在历史与具身的交互和共鸣中探赜世间的“理、事、情、物”与生命境遇，并实现个体生命与人类生命、历史生命与当下生命、心灵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契合与统一，使其文艺研究和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气象与内蕴；他对世间人与物深沉的关怀，这种“济世”情结也使其在文艺研究中能够超越“文本”，进入到“人情”和“物心”之中，故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一、超越性：从审美出发走向跨时空、跨文化与超越生命的共通

王向峰先生讲老庄美学以及其他文艺理论，多次谈及超越性，这既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也展现在文艺研究中。超越性作为审美的一个重要特性，强调人的想象力和生命的内在超越，比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又或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是超越有形的限制，经由想象力（心）而抵达的无限的自由；但是，这种从审美出发的超越性，并不是没有着落的跨时空游弋，而是在跨时空、跨文化与超越生命的有限的基础上实现的对话和交流。这里的超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超越的可能及其三种体现

1.超越物象而得其心，故能见其“赜”，是其文艺研究诸多创见的可能

作品、作家经历和文学现象都是具象的，研究者需要在文本和经验中准确把握其中的内在逻辑、结构和规律，发现其中隐匿的问题，从而提出新的研究洞见，才能对具体的创作和研究产生影响。比如王向峰先生《魔幻浪漫主义的长篇游走叙事——〈西游记〉的艺术首创》一文，吴玉杰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则是“首创的首创”，他在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西游记》的研究中，提出了《西游记》在“游走叙事的角度”“魔幻浪漫主义角度”和“神魔小说化实为虚的角度”的发现，为类似作品提供了新的解释和研究角度，也丰富了文艺研究的内涵。王向峰先生对老庄美学的研究更能体现这一点，从原典中找到与当代美学研究的接合之处，用现代美学学科的理论范式，透视原典中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资源，提炼出老庄美学“六论”，即美的根源论（无在）、美的特性论（朴素之大美）、美的形态论（无形和象罔）、美的意识论（求真葆真、崇善为真、悲悯解脱、自由任适）、美的主体论（无我之我）以及审美言意论（言不尽意、游心之言及善言无瑕谪）等，深化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从个体生命探究审美的人生如何可能，拓展了审美研究的生命向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超越物象之外而得其本（本心、本意），是王向峰先生独特的眼光和能力，有些虽是靠直觉和悟性，但更多的是先生在不断深思熟虑和文本打磨下的产物，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2.超越文本而洞察广阔世间的“理、事、情、物”，是其学术之“游”的基础

王向峰先生撰写了大量文学理论的研究文章，收录于多卷本的《向峰文集》中。文本作为其批评和研究的“抓手”，“把玩”作品和文学现象本身，可以“入乎其内而明其所以”，但还需要“出乎其外而究其所然”，只有对文学作品和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才能建立对广阔世间的“理、事、情、物”的深入理解。比如，他针对当下批评问题写了《文人的“相轻”与“相重”》，并非仅仅就事说事，而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出发，在中外“文人相轻”和“文人服善”的传统中探究其内在的原因，最终落脚到对当代文学评论中存在问题的批评。王向峰先生善于抓住多文本交互中的“共鸣”之处，找出同一性问题并把若干文本贯穿起来。比如，他对唐代诗人的研究中，从执着于“进士梦”的诗人、“宦途失意”的诗人、“因言获罪”的诗人以及“与国同难”的诗人类群出发，在宏阔的社会语境中，把社会史、文学史、制度史及生命史有机贯穿起来，在诗文、诗人、诗史的交互中，拓展和扩充了文艺研究的问题域，故能超越具体文本而进入更为自由辽阔的研究之境。这些具体问题，是所寻之意的“路”，经由具体的“路”而达的“不可道”之道，是另一种超越。王向峰先生基于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作家以及文学现象、问题和理论的充分了解和把握，才能在历史和空间的跨度中把同一性问题贯穿于具体的文本和研究对象之中。比如，他从一把“扇子”出发，探究了古今中外“扇子”的文化审美意义，从陶渊明而及苏轼，从班婕妤“团扇”藏于深宫的幽怨而及三国周瑜“羽扇纶巾”的飘逸，从孔尚任的《桃花扇》到哥尔多尼的《扇子》以及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等，从扇子的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从诗文到历史，从个人到作品，在跨时空和跨文化的对话中，“扇子”作为“路”，由其可见世间的共在之情、共通之感和共历之事。在研究中，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学贯中西无以筑成此路，非“尽精微”无以“致广大”，而从文本出发洞察世间“理、事、情、物”，也是王向峰先生研究的“源头活水”。

3.超越具体有形之用而达辽阔之无用，是其文艺研究的人生指向

文学和审美通常被认为是“无用”的，并不能对现实进行功用性和工具性的改造，这也是文学和审美的一个特点，即并不以解决具体和实际问题为其“用”。但“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正是因“无用”而实现 “大用”。王向峰先生深研老庄，他经常讲起庄子所言的樗树，大而无用，但是不会受到砍伐，把它栽种到无边际的田野里，人们可以徜徉于树下，是为“无用之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具体的目标和利益，若一切都以“有用”为尺度，就会陷于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泥淖之中“；无用”是生命状态的某种缓冲和阻滞，是对日常工具性的疏离、抵抗和超越，在更高维的世界中实现的大功利。诚然，社会发展要有具体的目标，但个人的生活中不能只有具体目标。王向峰先生不仅把握住了老庄美学的精妙之处，在其文章和授课中，也将老庄美学中的思想与当下日常生活进行互照，从学问和智慧双重角度给予读者和学生启发；他将道家美学精神与其自身的生活态度结合，超越具体有形之用而达“无用”，于日常生活的万千头绪中保持一份望云（王向峰先生书房即为“望云斋”）的自在，在终日辛劳的伏案工作中释放诗性的自由，也能在周而复始的现代生活中保持内心的逍遥，寻到人生前行的稳定内核和轴心。特别是晚年时期，王向峰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处于非功利的状态，正如他所秉持的“乘物游心”，人与物处在一种自由和谐的状态，故能使心性自由。

（二）从审美出发的跨时空、跨文化以及万物共通

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是从审美出发而实现的跨时空、跨文化与跨生命的共通和接合，这里包含从古而今、从中国到世界、从个人及万物的交流和对话，赋予了文艺研究宇宙论、生命论和浪漫的气质，并为文艺研究的跨时空、跨文化与万物共通的指向提供了支撑。

1.从问题出发的文艺研究古今对话   

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是王向峰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他从问题出发，梳理中国古典文艺思想史，并在经典文本和原典中寻求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源头和脉络，既有对中国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资源系统的总结，也有从《易经》《论语》《老子》《庄子》《孟子》《文心雕龙》《文赋》《诗品》以及《原诗》等文本出发的考论和研究。王向峰先生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诗文的功底，故能在文本与理论之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不仅活化了对于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文艺思想的理解，也在文本和理论之间建立了沟通的可能，特别是从当代文艺学科的研究内容、范式以及关键概念出发，运用当代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进行再构和创化，赋予了当代文艺学研究中国传统文脉的气质和内涵，从而在文艺研究的古今对话中，为建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框架和体系提供了思考的路向。这些内容贯穿在他的《中国美学论稿》《老庄美学新论》《古典文林漫步》《中国百年美学分例研究》《中国现代美学论稿》以及《走向文艺美学的起点》等著述中。王向峰先生的思考和论述，涵盖了他对世间之理、人间之事以及万物之情的理解，特别是他关于清代文艺理论家叶燮的论述，不仅对《原诗》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提炼，回答了美的本体与艺术创作主体的发生机制，更主要的是，其对叶燮提出的“理、事、情”三个维度的阐发为跨文化传播和对话提供了思考的灵感和理论资源。在王向峰先生的著述《西方文学论稿》，以及数篇关于中国古代诗人、诗史、诗论的文章中，“理、事、情、物”构成他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他对真实性、悲剧性、人民性、游走叙事等问题的研究，借助从情感、情理、事理、物事中获得的发现，进而寻求问题解决的通路。王向峰先生不仅从中国传统的经典著述中找到了他要研究的与实践相关的理论问题，同时这些经典也形塑了他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

2.基于审美的文艺研究中外共通

王向峰先生的文艺和美学研究，在中外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作家以及文本之间找到共通的议题，从而建构研究的可沟通性。比如关于游走叙事的分析，他在《西游记》和《堂·吉诃德》之间找到了连接的通路；在谈及审美共通感的问题上，他从孟子的生理和人性的共通感出发，又与康德的“共通感”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中外文艺研究共通的母题“爱情”上，王向峰先生在《红楼梦》的宝黛爱情与莫洛亚的《星期三的紫罗兰》之间建立对话；《亚“恋母情结”与悲剧冲突》则涉及对中外有关“恋母情结”小说的比较分析。得益于扎实的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基础，以及古今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对中外文学作品的分析超越封闭的文本研究，在跨文化的对话中找到探究文本内在意蕴、结构和内容的可能，并且在古今的跨时空沟通中，与古人“尚友”，探赜妙门，还能基于“物感”和“情动”，与万事万物建立共鸣和联结。这使其研究既有学理的逻辑和严谨，也有感性生命穿行于其中的动人之处。王向峰先生《西方美学论稿》《欧美文学论稿》《〈手稿〉的美学解读》《审美理论与文艺创造》《美的艺术显形》等著作，构筑了一条贯通西方美学的道路，使经典文本和问题之间交相纵横，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中国本土文艺实践构成互文，为中、西、马三个方面文艺研究的共通夯定了基础。特别是他在《〈手稿〉的美学解读》中对“人”的发现和论述，为其从不同理论中找到共同面向提供了可能。王向峰先生在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研究之间建立的呼应和对话，使其可以“入乎其内以求其清”，“出乎其外以证其明”。也正因如此，他得以搭建中外文艺研究的共通之路，也能在文艺研究中收获“游”的快感和自在。这也是难以复制的理论家独特的个体经验。正如高楠先生所说，“他是那种学通中外、识贯古今的学者。这种学识结构的学者今天已不多见，在他那一代学者中，拥有他这样的学术视野与知识结构，并达到精于一学又对相关学问融会贯通者也不多见”。

3.把生命作为世间与万物的媒介

王向峰先生晚年时期的诗文创作尤其旺盛，特别是对诗文的研究使其在创作上有了理性的自觉。他撰写了多首以春、夏、秋、冬为题材的诗歌，比如“秋天感怀”的组诗，包含了秋花、秋草、秋树、秋叶、秋霜、秋水、秋天、秋虫、秋月、秋日等，他并不是把秋天作为一个对象化的存在去观察和欣赏，而是作为已经内化于心的某个生命，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情境之中，所有的景色和风物已经不再是生命之外被观照和表达的对象，而是以生命作为媒介，把世间万物会聚在个体生命之中，也把个体生命包容和涵化在世间万物中，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不断追求的“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状态。个体生命作为一种媒介，连通了天地万物，这也是生命的某种“境遇”。在“境”中遇到共通的感觉、共情的事物、共在的体验，并由此建立一个情意融通、可以真实和真诚沟通与表达的空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但王向峰先生从文本中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到文艺创作实践中对天地万物的关怀，有效地建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并在跨文化的意义上，实现“生命—自然—情感”之间的连接。这也让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走向了生命和自然的维度。

二 生命感：历史和具身的交互与共鸣

王向峰先生学贯古今中外的系统性和开阔性，使其能够对生命个体在不同文化、历史和社会中的表达和呈现建立研究中的兴趣、理解上的共鸣和交流中的共情。文艺研究面对的是文本，更是聚焦人生在世不同生命个体的存在形态和意义。因此，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不只是对文本的沉浸和进入，也是用他的生命与不同历史境遇中的人进行跨时空的交流，在情感交互和思想交织的过程中，发现研究和分析新的可能性。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人生的沉浸

大学问家的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极强的个人气质，他们将个体的生命感融入对问题的关怀和思考中，以个体问题之痛切而达于普遍问题的呈现，这是社会学家米尔斯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梁漱溟先生说的真学问和真问题。王向峰先生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学习苏俄文艺思想，但是他并未止于某一学术脉络，而是通过大量文本阅读和丰富的理论学习，在中国传统美学、西方文艺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形成彼此交互的研究视域，展现出理论家鲜明的个人气质。他善于在个体生命的游走中把其所经历之事与文学文本进行深度的生命对话，从而能在更广大的时空中拓展文艺研究的可能性。他的研究始终对人有深切的关怀，从对陶渊明、韩愈、杜甫、刘禹锡、李贺、苏轼、叶燮等诗人和文论家的研究中可见，他是把人生的问题和学术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在古今中外的理论与文本的交光互影中展现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王向峰先生对老庄美学的研究，涵盖了系统的逻辑和结构，还包括对经典文本的淘沥和发现，这些内容体现在他的《中国美学论稿》《老庄美学新论》等书中。特别是他在八九十岁之后再研究老庄，已经显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气度，比如其遗作《老子新解》，与《老庄美学新论》已经是不同的境界。后者仍有概念、系统、逻辑的束缚，前者则褪去所有结构性的约束，以其自性而抵天道，沉浸在研究的逍遥之中。他的人生已进入孔子所讲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状态，在“诚则明”中，说真话、发真言、为真理，把自身的生活融入学术研究中，或者说学术研究就是他的生活。

王向峰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其个体生命与历史的交流和对话，九十载的人生与时代发展和变化裹挟在一起，使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言说者。这期间，有其精神上的拘囿和限制，也有在禁锢中的挣扎和超越，但他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心意状态是渴求率性自由和那种自然自在的状态的，所以他把个体生命的遭际置入文本，以笔为媒通过对“风流人物”的评谈，发掘那些千古文人建立在生命、文学、历史之间的关系。他研读老庄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认为“在文化素养上如果没有一点老庄的自然素朴、虚静冲和的气质，更难避免滚滚红尘的污染”。特别是“把握他们所总结的人生智慧，以便在人间世生活得更轻松一些，自由一些，尤其在本可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更可以澄怀味象，目击道存，齐物逍遥，达生至乐，取得更多诗意的情境”。王向峰先生也认为，“认真研读老庄，特别是把老庄放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体系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去读，不论从学识上，思想上，智慧上，行为上，都可以使人受益甚多”。这也印证了梁漱溟先生的话，“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心”的问题，也是“思” 和“行”的问题。王向峰先生在学问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通路，这条通路不只是关乎学理问题，也关乎人生之惑。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人生之惑催生出研究的问题意识，这也是为什么王向峰先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审校《老子新解》。对他而言，对问题的解析也在确证自己要寻找的答案。他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准备改改写作和研究的“路子”，“只想主要写写诗歌散文，借以‘诗意的安居’，……但由于外部形势之推动，个人思维之习惯，文艺理论与审美评论文章的写作，仍不能自已”。学术研究已经内化为生命的某种惯性，和生命本身融为一体，沉浸于其中使其成为生命自有的态势，故能像王向峰先生常讲的庄子中的 “吕梁丈夫蹈水”“轮扁斫轮”一样顺势而为，外力不构成对生命的压迫。他的学术研究也和对象之间构成了一种“婉转”和“徘徊”的状态。

（二）儒道交互的生命底色及生命之间的对话

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兼有深沉的入世关怀和飘逸的出世超然，从他个人的生命追求中也可以看出儒道交互的生命底色。他终其一生都是勤勉和自律的，这也如梁漱溟先生讲的“所谓自学应当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从王向峰先生文艺研究的实践中可见其内心始终秉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为入世关怀和现世可为，这在他主讲的儒家美学的“里仁为美”中也可以看到。他在诗集《雪花不愿飘落》的后记中写道：“尤其是汶川大地震，那是惊天裂地、撕人心肺的人间惨剧；还有抗震救灾中那无畏无惧、豪气干云的英雄壮举，都激发了我的诗情，诗集中关此题材的几首诗都是满含热泪中写成的”。可见，其文艺创作中深含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忧怀。同时，他又追求自然逍遥的生命状态，通过自己的生命沉浸和跃出与对象合一，把理论的自觉贯穿于诗文的创作中。他说，“如果从诗性本质来说，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人的存在，因此也都有灵性，所谓‘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道理即在于此。故而不愿飘落的不只是雪花。在众生有情的世界里，春花秋月、旭日晴波，莺飞草长、云行雨施，一切都有其自性或可成为人的自性存在的身外对象，都不愿终其所以”。这里既贯穿着“万物齐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道家美学旨趣，也有“一切景语皆是情语”的物我合一。王向峰先生兼有理性和浪漫的双重生命气质，故能在分析和研究中体现逻辑论证的力量，也能借助文学想象力捕捉到跨时空生命对话的细节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他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方法进行观察，洞悉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文学创作及其内在旨趣，“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于王向峰先生而言，文艺研究不只是问题的探索，更是对生命自由的追寻。他在内敛和沉静中对文本分析洞察，呈现其幽微之处的玄妙，这些研究特色在他晚年尤其明显。

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从个体生命而及人类生命，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艺术文本的解读》一书中，他谈到了“黍离”与农妇的鞋，前者源自《诗经·黍离》一篇，后者是荷兰画家凡高的名画《农鞋》，经由海德格尔的解读而具有“揭示性”的意义，“创生出那么多强烈的社会、人生、命运的意义”。他在跨时空的对话中，从对个体生命的体察转入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观照；又从历史生命而及当下生命，因此具有跨时空的意义，比如他从陶渊明、韩愈、苏轼等人生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审美意义中提炼出内涵，为当世的人的生活状态和境遇提供了更多思考和选择的可能；从心灵生命而及社会生命，展现被遮蔽的生命情状，人是精神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艺术和审美照拂的是人的心灵生命。王向峰先生对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的研究一方面回答学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里探寻解决社会生命困境的可能出路。他对《易经》美学的分析和对乾卦蕴含的文学和社会意义的厘清，恰是从生存智慧上对心灵生命和社会生命提供支持。正因共情、共在、共鸣和共通，才能在多元视角下展现不同的生命面向，并由此彰显文学之于人类的意义。

王向峰先生的研究不是孤立和封闭的研究，他同时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以及西方美学的多重空间。在他的研究中始终存在中西古今对话的现场，而这个现场能够确立，是他用生命叩开生命，把更多的人，真实的、虚构的、神话的、现实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拉到他对话的场域中，彼此打开，建立共鸣，这可能是破解王向峰先生文艺研究的“一把钥匙”。王向峰先生所著《文艺学新编》《美学新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底色，但正是对生命的观照将其展现得更为开阔，他在《〈手稿〉的美学解读》中更为清晰地显现出了“人”的特质，虽然他从未否定从阶级角度的思考。这种生命的力量感藏于平实的论述中，就像隔空喊话一样，声音和内容可以抵达，似乎就不必见说话之人。王向峰先生将文学的想象力、历史的想象力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有机贯通，这是他文艺研究诸多原创性论述的基点，而生命感则是连缀三重想象力的关键。

（三）生命之“隐”与研究之“秀”

王向峰先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尤其晚年的创作和研究，把万事万物的理、事、情彰显出来，而他成了思想和文本的摆渡人。他给很多学界大家、文学新锐和爱好者的著作撰写序言，比如《辽河水润千章秀》一书，收录了他撰写的300余篇序言。每一次撰写，都是他对书写者情感的观察和生命世界的进入，若非如此，就难以观其心、擢其理、踵其事、发其情。这些序言既是对文本的充分打开，也帮助作者把握到自己虽写出但未曾察觉之意。笔者这里所言的“隐”，从有形的方面来说，把生命的秀异之处隐匿于书斋，是 “藏颖词间”，也是“蓄隐而意愉”。他虽然把自己“藏”起来，但是依然有内在的欢愉。他的近体诗创作，把对世间万物的感、情、理灌注其中，他不仅是思想和文本的摆渡人，也是人与世间万物的摆渡人，这也是他所追求的庄子所讲的“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读者可以通过他看到万种物色与情思，并且能够在其诗歌中找到个体与世间万物的情感连接，那么，他就可以隐退不见。这大概与王向峰先生晚年潜心研究和讲授老子的《道德经》有关，《道德经》中的哲学、美学和生存智慧也内化为其日常生活和学术生命的追求，运笔生思，体道而行，对退、守、后、隐、虚、藏、下、弱、静等，有主观上自觉的追求。个人生命之“隐”其实给学术研究带来更多的“精进”和“显化”，王向峰先生最后几年的生命时光，人生力量处在不断内隐的过程中，也正是在“隐藏”中，无论是其诗作还是学术之作，都迸发出更强劲的创作动力，特别是在王向峰先生的遗作《老子新解》中，尤其能感受到人生的体悟、学理的沉思和现实的关怀彼此相映。借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隐秀”之说，这里的“秀”，“篇中之独拔者也”，可以类比王向峰先生学问的秀异，文章的俊秀独拔。王向峰先生对“内隐”也有主体的自觉，但是在内隐中，始终贯穿着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对自然的向往以及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既包括道家精神和美学的深刻领悟与行动，也有自我的无功利追求和价值确认。在转化、生成和创造中，“见著者又不可见”“不可见又常相见”，他把个体生命隐于研究、思考和创作中，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但其文章则是俊秀独拔。

三 世间性：审美生活、现实批判与济世关怀

（一）审美的生活与学术之“游”

治学即治心，王向峰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感受到乐趣，用学问滋养自己，继而在研究中找到自己与世间的“理、事、情、物”沟通的路径，做到学术与生活、生命和行动的合一，这是内在生命与外在世间建立的和谐状态。只有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能由己而及旁人，由个人问题而成为普遍关注的议题。在王向峰先生的一生及学术脉络中，尤其在他晚年阶段，可以看出审美的生活与学术之“游”的合一。

文艺和审美不只是王向峰先生研究的对象和思考的问题，也是学术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有机融合，他以沉浸的状态进入治学和创作的世界，在“物我两忘”中实现了生命的自由。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对老庄美学做了系统的理解和阐释，把美的人间性上升到宇宙论高度。王向峰先生在《老庄美学新论》中提出的道家美学“六论”，既有学理的深广和发现的乐趣，又能让读者在阅读中充满快感而不是阻塞，审美的超越性与生活的亲近性之间构成有效的衔接，置于文本之中，又跃出其外。老庄美学的研究也是王向峰先生从学术走向生活的契机，落到对自我问题的解决上，他追求“君子不器”“乘物游心”，不受制于外物，不为外物所累，不困守于心。这是他审美生命与自然生命的统一，也使学术之“游”成为可能。他在谈及道家美学的“对象体性美”时，涉及“柔、弱、雌、静、寒、俭、下”等方面，这些弱小不争的寒静之美，也成为中国审美中独特的美的形态和气质，同时构成了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深层意识，比如晚明清初的八大山人的作品，那种遗世独立的清寒、冷眼旁观于世间的艺术表达和精神气质，也是道家美学精神的呈现。王向峰先生晚年的诗文创作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正是诗文创作的过程，使其能不固执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烦闷以及现实种种，让“心”与“意”得以自由地飞翔。这也与其所追求的“能兴者谓之豪杰”有关。王向峰先生把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有机融合起来，并将之融会在日常生活中，其看世间的眼光和心境也大有不同。比如，他在诗集《雪花不愿飘落》后记中描述了自己久久沉溺于雪花飘落的过程中，而他自己在那一刻也和雪花一样，自由起舞于天地之间，哪怕终究落下，也会打着旋儿，与风一起起舞，这使“物我两忘”状态有了具象体现。

 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以生命感作为连接，进而超越现实、实现生命自由向度的飞升，同时又因对生命的悲悯，而始终关怀现世生活和人生在世的诸多问题，这蕴含着两种力量的牵引和拉扯：一方面是审美之维彰显的超越、自由和对世间羁绊的逃逸和摆脱，实现超然物外，这体现在他对老庄美学、魏晋美学以及唐代《诗品》等文论作品的研究中；另一方面，他又有着深沉的现实批判和济世关怀，比如在他的《老子新解》中展现的现实的忧伤和率真的批评。两个面向得以连接，是其生命感在超越性和世间性中建立了沟通的可能。笔者在这里没有使用“现实主义”，是因为“现实主义”似乎缺少了某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世间万物观察和体验的精神气质，而“世间性”更包容和开阔，涵盖生命、生存、生活和生息的诸多状貌，同时也有世人、世事、世情、世理这些更具中国传统气质的内容。从他人生最后几年的诗歌创作和研究中可以看出，其凭借生命感和对“理、事、情、物”的洞察，在文本与生活的双重叙事中实现了对世间的折返。在王向峰先生的所有著作里，《老子新解》最为通俗易懂，他把《道德经》里那些精深之理做了极为通俗的阐释，并且解读了世间万物、人生百态以及社情诸种，将学术研究化于日常思考之中，看不见任何学术操练的影子，只能看到他试图用《道德经》解今人之惑、生命之惑、时代之惑，但是批评的犀利也能让读者看到他对世间之人的悲悯和对治世者不足的忧虑。

（二）以“感”和“情”为基底的现实批判

这里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的意义，而是理论家对现实的思考、厘清、审视和反思，因此，批判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判断。但王向峰先生的文艺批评和审美评论，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性审视和思考，是以“情”为基底，前文述及的从个体生命而及人类生命、从历史生命而及当下生命、从心灵生命而及社会生命，正是王向峰先生的“以感共通”“由情共鸣”，在“人”的意义上找到了共情、共感的内容，从而建立了最广泛连接的可能。以“情”为媒介，可以把古今中外的文本连接起来，也能把人类和其他万物连接起来。“感”在王向峰先生的文艺研究中是一个多次被提及的概念，他专门撰写文章研究物感与人的共通，论及人与世间诸物之间的连通的路径和可能，“在诗史上所见诗化感动中，诸如感世、感时、感遇、感旧、感悟、感情、感伤、感怀等诗情的侧重表现，都是诗人审美心理动能做功的实际实现”。如果没有“感”，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难以建立连接，“感觉的丰富性”也是“美感的生发和张扬”。“感”是批评者与现实建立关系的必要前提，一个人若不能对自己所遇有感，就难以对世间万物“感同”和“感通”，那如何能“鸣”？王向峰先生讲到的孟子以生理相通产生的共感，和“以人性相同为基础的共同美感的思想”，对当下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感”是一种由外而内的理和心理兼容的活动，王向峰先生在论及“感”的问题时，从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出发，论述感觉的丰富性与美感的生发的问题，也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诗文创作经验出发，论述了“物感”的问题，并对古今中外的文本进行批判性的理解和诠释。中国文艺思想是重“感”念“情”的，这两者也是文艺的本体，但是“感”并不是思考的终处，而是起点，王向峰先生正是从“感”出发，入情及理的。

王向峰先生从“感”与“情”出发，在生活现实中面对文艺现象、审美事物、艺术创作，因此从他的文艺评论和美论的文章中，既可见浩瀚之物，也能见碎石瓦砾，既有他对世间万物的深沉的情感，同时因为深爱又表现出某种疏离和淡漠，这也是后面笔者提及的，他沉浸式地体验世间万物赋予他的所有，同时又超然其上。王向峰先生专门撰文研究孔子的文艺思想，尤其关注“里仁为美”，虽然关于孔子的美学思想中有较多的伦理指向，但是笔者在梁漱溟先生对“仁”的解释中发现，这里的“仁”具有“柔嫩而真挚”的意思，如果心里面居住柔嫩真挚的情感，也就是美的。因此，“里仁为美”，不只是“择善地而居”，更是择真挚醇厚柔嫩的情感共处，在这个意义上，美和“真”“善”建立了统一。王向峰先生对现实的批判，是以“情”灌注其中，是以“情”为中介的感通与明理。如果说“感”是一个启动机制，那么，“情”是连接“感”和“理”的媒介，一方面是对“感”的深化，另一方面也由“情”及“理”，建立了“感—情—理”有机统一的批判逻辑。

（三）文艺实践中的济世关怀

王向峰先生在论述孟子文艺思想的时候，提到“以意逆志”，如果用这种方法探究王向峰先生的文艺实践，可以从他的研究中体会到文艺实践的济世关怀。这不仅体现在其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经典阐述中，也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艺作品的分析中。但是笔者想从《老子新解》中回答这个问题。虽然王向峰先生对老庄的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但他最后的这部著述意义非凡，这是一位理论家抛开所有功名利禄、超脱日常琐碎生活后的创作结晶。他心中存有“浩然之气”，秉持着“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的精神境界，其所发之言，正契合李贽所说的 “一念之本心”，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通明状态。王向峰先生的济世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对世间所困的解释

王向峰先生在《老子新解》中所洞察的并不是道家的超越性和自由性，而是《道德经》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是常人的俗世智慧。特别是一个理论家用九旬的生命历程和人生智慧在个体入世的“自强不息”和出世的“逍遥游”中所做的解读，尤其珍贵。比如他给《道德经》第九章定义为“立身处世的警策”“，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十章定义为“内在气质的修为”。《老子新解》多个章节的标题都是经世致用的，这与《道德经》那种对世间生活的疏离和退守不同，颇有儒家的风格。王向峰先生在孔子思想中见其超越性，又在老子思想中看到世间感，以个体生命在世的状态沟通了儒道两家，以超越的视角回到对万物诗意的呈现，将老子的超越性和孔子沉浸于世间的内容进行了汇合，这也构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闭环“。济世”是他生命最后著述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现实意义，并在当下得以生成。王向峰先生对《道德经》的新解，已经超越文本的文学和审美分析，进到人生哲学的范畴。先生在“直言“”诤言”和“真言”中，清晰地呈现当下的现实问题，诸如心灵困境、社会治理、人际关系、处事智慧，再次呼应前文论及的学问是用来解决人的问题、回答时代的困惑的。这是回归一念本心之作，人生不再遮隐，思考无需修饰，语言简、静、直、白，所言之理是朴素之理，所论之道是人间大道，以无心为心。他写《西游记》的游走叙事也是对世间生命疾苦和人生在世不易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他的研究中洞察到“济世关怀”的维度，他的“济世”情怀与传统士人精神一脉相承

2.对世间万物的关怀

王向峰先生所著之书早已超越学术研究而回归到纯粹的生命、人生和世间，他对世间万物充满深厚的感情，他曾为不同季节写过上百首诗，那些目之所及季节之景致，皆入其眼、皆动其心，因此可以探究万物幽深之迹象，并且有发现的快乐。他关怀世间万物也使诗文创作呈现出更多的意象和更丰富的主题，这或许也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意义：人与世间的交汇和融入有无限的可能，文学就要展现其无数可能，文艺研究就是把无数的可能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秘密破解开来。王向峰先生关怀的“世间”，并不只是现实的问题，更是世间之种种，在人、物、文之间，展开了他的学术与生命交织的视域和景致，深沉、醇厚、隽永、荡气回肠。这里使用“世间性”这个关键词，还有另一层意义，“现实性”有些生硬、冰冷和实用，而“世间性”更能展现它的天大地大、气象万千。他的诗文创作记录世间生活的喜悦、悲伤、团圆、离散、幸福和悲悯等，对家国大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尽管王向峰先生更欣赏道家美学中形与道通的艺术的精妙状态，但他仍然受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指引。在道家哲学和儒家伦理的交汇下，济世与出世相得益彰，这也使他的学术研究既有清晰的问题意识，也有超越的洞见和理解，同时，在质朴和至简的语言中，讲清楚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如矿出金，如铅出银”。

结 语 

王向峰先生学术与生命展现的光影交互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去探索，但是在这样的草蛇灰线中埋伏了先生更为清晰的学术生命气质与学术实践之间的融合和映衬。任何一个大学问家首先要建立起个体与世间更为自洽、自立和自适的关系，才可能打通学术和生命之间的关隘。王向峰先生以超越性的生命境界追求让学术生命腾升于世间烟火之上，故能实现文艺研究的学术之“游”；以生命感去体验和沉浸于烟火世间，故能在生命的日常中找到与学术共鸣、共在和共通的可能；以世间感为学术研究和生命行走的“境遇”，以传统士人的风格和气质存有“济世”的情怀，进而彰显其学术研究的“大地性”。王向峰先生的学术思考、诗文创作和生活实践，彼此相互支撑、相互激发，“他的诗文中有对学问砥砺之省思、世事人生之慨叹，也有对生命个体之悲悯，还有对家国兴盛之欣慰。诗心之自由，诗情之深厚，诗意之隽永，让他可以在理性的学术研究之外、纷扰的世俗生活之中，活出自己的那份惬意和自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得以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有充分的打开，并且“收纳了天地、四时、万物、家国、个人，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丰赡的审美世界”。这是先生文艺研究实现超越性、生命感和世间性贯通的基础，也是其独特风韵所在，“这些前辈美学家都是学贯中西，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并且具有浓郁的艺术情怀；他们的美学思考，并不沉迷于观念，也不晦涩于观念的逻辑思辨，而是从生活与艺术的纵深处探寻美的清泉，让它们奔涌着、喷薄地流出，充满生命的律动”。王向峰先生从中国出发与世界对话，从当世出发与历史对话，从个体出发与人类对话，在这样的一个学术坐标系中，先生最终实现了其学术生命气质中孔孟思想与老庄哲学的交融；同时，在个人的自然生命历程里，他也印证了自己在课堂上经常援引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乾卦》）。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2期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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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鑫，同济大学长聘教授、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媒介批评》（CSSCI集刊）副主编，“全球视野下的当代媒介理论”丛书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媒介文化、传播思想史、跨文化传播以及审美教育等。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部，主编、参编教材十余部，发表CSSCI，SSCI以及其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