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 左舒雅.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3):1-17.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3.009

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姚树洁 左舒雅

摘 要：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着力提升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聚焦点。文章从安全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构建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测算框架，利用2007—2022年17个亚太经济体跨国增加值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整体及各行业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韧性水平，对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提升影响因素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从安全性还是稳定性水平维度，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韧性水平均持续上升，其主要动力来自国内中高技术行业发展及其与亚太外围经济体的生产合作。在维持亚太地区供应链整体安全的过程中，中国一度超越美国成为最主要的生产主体，而外围经济体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边缘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行业劳动力与资本禀赋、外包接收度、数字化投入水平、自主创新能力、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等均对中国的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提升有正向作用，而外包程度仅影响价值链安全性水平。以上结论均具有行业和经济体异质性。

一、引言

自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趋势兴起，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产业迁出，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严峻挑战。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频发，进一步促使各国建立国内全产业体系，强化研发与制造本土化，加速全球贸易合作朝着区域化碎片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全球价值链的“卡链”“断链”风险。这些冲击在生产主体间相互传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在“长鞭效应”和“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节点，面临着更多传导风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为遏制中国崛起而实施的“脱钩”战略下，价值链收缩或断裂的可能性将被放大。因此，如何提高外部冲击韧劲和受冲击之后的恢复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后疫情时代价值链演进的核心问题。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家竞争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在“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总基调上，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毫无疑问，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及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聚焦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支持下，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的优势，承接了日本、韩国的产业转移，使亚太地区的生产分工格局由“北美—东亚跨太平洋”线型链接转化为网络型链接，亚太区域价值链一跃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生产分工深入、贸易额度巨大的核心链条之一。近 30年来，欧盟和北美的区域内贸易额几乎处于增长停滞状态，而亚太的区域内贸易额则保持稳步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贸易体量的快速扩张。2023年，中国向亚太各经济体输出的中间品贸易增加值高达 0.9万亿美元，占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中间品贸易增加值的57%，同时，中国也承接来自全球的增加值输出，其中50%以上来自亚太地区。因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然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生产分工稳定性受多方面影响。如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掌握亚太地区价值链主导权；日本和韩国分别实施《经济安全保障促进法案》和“多元化”战略，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有效运行，也为中国参与亚太地区价值链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水平如何变化？是否会受到来自美日韩等经济体的政策冲击？支撑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又有哪些？回答这些问题，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参与亚太地区价值链重构，提升经贸安全，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拓展中国在区域贸易表现的研究视角，考察中国在区域生产分工网络中的安全与稳定能力。同时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亚太地区，充分考虑当下全球产业链回缩的“有限全球化”背景和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使研究结果更具现实意义。二是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ADB-MRIO）数据库，以生产分工为锚点，从安全性和稳定性双维度，构建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韧性水平指标测度并分析了2007—2022年间中国及亚太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弥补现有研究在定量分析上的不足。三是从整体、分行业和分经济体三个视角综合考察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演进的影响因素及内在驱动机制，为进一步保障国家供应链稳定及经济安全提供方向性参考。

二、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价值链韧性内涵界定与指标测度的相关研究。价值链韧性融合了价值链理论与材料工程学领域的韧性理论，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主要指生产主体应对价值链冲击的能力。在应对阶段性上可分为准备阶段、响应阶段和恢复阶段，在内容上包括柔化冲击影响力的吸收性免疫力、快速从冲击中恢复的适应性修复力、迅速寻找并转移至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等。随着价值链韧性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试图构建价值链韧性的测算框架，如从价值链安全性、价值链稳定性以及价值链效率等方面构建价值链韧性的测算维度，以避免因使用单一指标衡量价值链韧性而产生的误差。其中，安全性是指生产主体在价值链网络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稳定性是指生产主体在受到价值链冲击后的适应修复能力，生产主体在价值链网络中的影响力与修复能力越强，其价值链韧性程度就越高。

二是对价值链韧性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企业在嵌入价值链时，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会受到挑战，但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会得到提升，缩短价值链长度能够缓解价值链嵌入对韧性水平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讲，学界普遍认为企业价值链韧性的表现与自身的运营和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如企业运营的灵活性、多元性、跨部门协调与动态治理能力均对价值链韧性有正向影响。许多学者还把价值链韧性水平的影响因素聚焦在数字化转型上，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韧性能力提升，制造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研发创新效率、降低贸易成本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韧性水平。此外，部分学者指出，价值链韧性水平会受某些政策制度影响，如创新驱动政策和服务贸易协定深度均能对提升企业价值链韧性水平起到促进作用。

三是关于亚太价值链的相关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在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政策下，全球价值链出现“脱钩断链”风险，亚太区域也呈现出本地化、缩短化和分散化的分工趋势，影响亚太地区价值链重构的因素具体可包括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深化、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等。在亚太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有些学者进一步分析了重构的具体表征和区域合作模式。如周彦霞等（2021）从价值链的合作度、地位、长度和分工模式四个维度构建亚太地区价值链重构的指标测度体系，并指出各亚太经济体间的价值链长度呈现出延长与缩短并存的差异化变动特征。成新轩和宋长钰（2023）采用价值链参与度指标进行研究，发现亚太各国价值链参与度存在显著的行业和时期异质性。此外，关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角色变迁，有研究表明，在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价值链分工模式总体趋于弱化，而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得以显著提升。张志明和李健敏（2020）还从嵌入方向和嵌入深度两个维度构建中国嵌入亚太地区价值链的模式指数，指出中国目前虽然还主要借助后向和浅度嵌入模式参与亚太地区价值链分工，但这种嵌入模式正朝着前向和深度嵌入模式优化升级。最后，有些学者从历史角度，采用定性分析法分析了世界动荡变革期下亚太区域整体的经济合作韧性与张力。

梳理文献可知，大多数文献对亚太地区价值链的研究，都关注亚太地区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和亚太地区价值链的合作模式表征问题，忽略了对亚太各国抵抗价值链风险能力的相关考察。有关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表现，考察时间大都聚焦在2018年以前，主要集中于对价值链参与模式和地位升级的指标测算上，鲜有对价值链韧性水平的考量，仅有的关于亚太区域韧性的研究，也是以区域贸易协定而非价值链为视角，且研究对象是亚太整体，并未将中国作为具体考察对象，同时缺乏定量分析。

三、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的指标构建

（一）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指数：基于安全性维度

价值链韧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本文借鉴杨仁发和郑媛媛（2023）的思路，从安全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来构建价值链韧性水平的测算框架。其中，安全性是指生产主体参与价值链分工机会的公平程度，即生产主体能够凭借比较优势嵌入价值链分工而不被边缘化的能力。在亚太地区价值链网络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某一经济体嵌入价值链分工的过程既可以发生在垂直生产分工过程的上游环节，即通过出口中间品时的增加值输出来实现，也可以发生在下游环节，即通过进口中间品时的增加值输入来完成。通常来讲，依靠增加值输出的经济体大多位居价值链上游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能够在知识与技术层面对下游结构形成垄断控制；而依靠增加值输入的经济体则往往居于价值链下游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亦可通过市场和成本优势对上游结构形成牵制。无论是增加值的输出还是输入，其过程均深化了与合作经济体间的互动关联，提升了该经济体在亚太价值链中的影响能力与安全性。因此，将某一经济体的某个行业向亚太价值链网络中所有其他经济体出口的增加值占后者出口份额的对数加总定义为输出性安全指数（APSAFit_OP），将某一经济体的某个行业从亚太网络中所有其他经济体进口的增加值占后者出口份额的对数加总定义为输入性安全指数（APSAFit_IP），二者之和即为总体的亚太价值链安全性水平指数（APSAFit）。具体核算公式表示为：

其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行业、其他亚太经济体和年份，T_ijt和 T_jit分别为i行业在t年向其他亚太经济体j输出的增加值和i行业在t年从其他亚太经济体j输入的增加值，Export_jt为其他经济体在t年的总出口。APSAF_it越高，生产主体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把控力更强，意味着生产主体不仅能够公平嵌入价值链分工，也能够更加有效地监测价值链条内外的环境或条件变化，主动应对并承受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指数：基于稳定性维度

衡量价值链韧性的另一维度是稳定性，即生产主体在环境恶化时能够承担风险、迅速适应和修复扰动冲击、并确保在价值链分工中持续生存的能力。在价值链生产网络中，当任一生产节点因受到冲击而断链时，价值链网络中的其他生产主体将面临供应链被切断后寻找替代性供需渠道的高成本问题，这些生产主体在价值链波动中将更加脆弱。一般来讲，当某生产主体对少数外部链条产生高度依赖时，断链冲击就会对其产生较大影响，而当某生产主体与外部各生产链条的合作相对均衡时，便更容易进行风险的分散和吸收，甚至转向更优的发展路径，其在区域价值链网络中的地位将更为稳定。因此，用生产网络的集中程度来刻画生产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可替代程度，生产网络集中程度越低，该生产主体增加值的供应来源就越趋于分散，其在面对冲击时的稳定性就越强。利用生产网络集中程度分别对输出性安全和输入性安全进行尺度调整，得到亚太价值链稳定性水平指数（APVOLit）。具体核算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行业、其他亚太经济体和年份，APSAF_{it_}OP和APSAF_{it_}IP分别为i行业在t年的亚太输出性安全指数和输入性安全指数，HHI_{it_}OP和 HHI_{it_}IP分别为增加值输出和增加值输入活动中所对应的生产网络集中程度，相加的两项分别为输出性稳定指数和输入性稳定指数。APVOL_it越高，生产主体分散和转移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卡链”“断链”冲击对该主体所造成的波动就越小，其价值链稳定性水平也越高。

四、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的动态演变

本部分利用 ADB-MRIO数据进行指标测算，该数据集涵盖了亚太地区17个经济体的31个行业，数据时长为16年（2007—2022年）。由于这 17个经济体从经济总量和区域生产分工参与程度上均可充分代表亚太地区的特征，因此可作为本文观察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演变的样本。根据式（1）和式（2）可分别测算出亚太地区价值链安全性和稳定性水平指数。

（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水平演变：基于安全性维度

由图1可知，总体而言，尽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安全性水平起点较低，但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从2007年的0.84增长到2022年的 1.74，表明中国应对亚太地区价值链条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与近年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分工中的深度参与密切相关。为探究中国的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变化在不同经济体中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不同经济体在价值链网络的增加值联系程度，将所有经济体分为亚太核心经济体与亚太外围经济体，并分别计算中国在其中的安全性水平。与总体样本结果类似，中国的亚太地区价值链安全性水平在两类经济体样本中呈现低开高走的趋势，但在亚太外围经济体中明显更高。这表明与核心经济体相比，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安全性水平的提升，更多的是依靠与亚太外围经济体的生产、分工、合作，中国对亚太地区价值链的环境变化与冲击的应对举措更多施加于外围经济体中。可能的原因是，核心经济体大都是经济发达、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外围经济体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因而，中国在与核心经济体的生产合作中往往处于提供制造技术和加工组装的中低端环节，产生的增加值较低；而在与外围经济体的生产合作中则易处于提供核心技术与零部件的中高端环节，输出的增加值较高，且外围经济体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鲜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而，中国在外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更强，价值链安全性水平相对更高。具体到分时期来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安全性水平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17年前的平稳提升阶段和2017年后的迅速上升阶段。中国在2019年后的安全性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这可能与新冠疫情冲击后中国凭借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嵌入和部分替代了其他经济体原有的生产节点有关，这种生产替代更多地发生在亚太外围经济体中。

为了将考察角度延伸至行业，本文将数据集中包含的31个行业按照技术密集度水平分为两类。根据表1结果，两类细分行业的亚太地区价值链安全性水平指数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上升，其中，中高技术行业的安全性指数增幅更大，表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安全提升更多依靠中高技术行业的价值链嵌入，这也体现出在有限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自主型行业对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提升前向嵌入价值链生产并维持区域性生产安全的重要能力。具体到分时期来看，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价值链安全水平变化存在时期差异性，低技术行业的安全性指数在整个时期内缓慢上升，而中高技术行业的安全性指数于2017年后增幅较大，且均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从分经济体样本看，无论是在亚太核心经济体还是亚太外围经济体中，中高技术行业的安全性指数均始终高于且增速快于低技术行业，这与总样本结果相同。但在疫情冲击下，中高技术行业在亚太核心经济体中的价值链安全性指数出现了短暂下滑。可能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后一些亚太核心经济体对中国的关键零部件实行“卡脖子”政策，使得我国中高技术行业难以凭借原有优势持续嵌入核心经济体的生产分工，但这一安全性指数在 2021年迅速回弹，展现出我国在价值链冲击中具有较强的风险吸收能力和转移至更优路径的创造性破坏能力。

（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水平演变：基于稳定性维度

由图2可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稳定性指数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说明自2007年以来，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遭受外部冲击时的适应扰动和修复损失能力不断提升，各分工链条在突发环境下的持续生存能力显著增强。从分经济体差异性来看，中国在外围经济体中的稳定性指数增长更快，尤其是在2008年后和2017年后的增速明显提升。相比之下，中国在核心经济体中的稳定性指数增长较缓慢，且在整个样本期内均低于外围经济体。这表明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稳定性增长主要依靠在外围经济体中的多样化生产分工，且这种分工参与能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2019年新冠疫情后持续增强；同时，中国受自身创新瓶颈和核心国家技术封锁的影响，长期陷入低端锁定局面，向某些核心经济体的增加值输出受到限制；同时，价值链的嵌入深度在各个核心经济体中存在差异，致使对某些核心经济体的价值链依赖相对集中，继而在核心经济体中的稳定性偏弱。根据表 2 结果，从行业差异性来看，与安全性的结果类似，两类技术行业的亚太地区价值链稳定性指数均持续上升，中高技术行业的上升幅度更大，且在整个样本期内均高于低技术行业。这是因为中高技术行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优势，更易突破发达经济体的封锁限制，继而多样化且均匀化地嵌入同各经济体的分工合作中。从分经济体样本来看，与总样本类似，中国在两类经济体样本中的稳定性提升均主要依靠中高技术行业，且中高技术行业在外围经济体中的稳定性指数高于且增速快于核心经济体，新冠疫情冲击仅对中高技术行业在亚太核心经济体中的稳定性造成了短暂的负面影响。

（三）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价值链韧性水平对比

为综合考察中国对亚太地区价值链风险的免疫与修复水平，需进一步考察亚太地区其他生产主体的韧性表现，为此，本文观测了亚太地区价值链中主要经济体16年间的韧性水平（见图3）。首先，无论是从安全性还是稳定性而言，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最高的国家稳定在中、美、日三国。具体来看，中国的价值链韧性水平在考察期内持续提高，安全性水平于2018年前后超越美国并成为亚太地区价值链中安全性最高的国家，稳定性水平则始终较高；美国的韧性水平下降是太平洋大国在亚太地区影响能力整体衰落的代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同样呈现韧性水平的颓势；其他国家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变化较微弱，外围经济体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边缘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这也反映出以国际经济效率驱动生产分工时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其次，从价值链韧性的构成来看，中国的输出性指数与输入性指数具有相似的增长特点，这意味着中国近年来的价值链韧性水平上升是输出性与输入性韧性水平同时提高的结果。即中国不仅依靠加工组装承接了来自上游产业链的附加值，也依靠提供制造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实现了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增强了向价值链网络整体的增加值输出，同时凭借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和自主创新，多样化和均匀化地嵌入各个生产链条，最终实现了对亚太地区价值链渗透监测力与适应性修复力的双重提升。最后，亚太外围经济体的韧性上升幅度与核心经济体的韧性下降幅度基本持平，因此在维持亚太地区价值链的整体安全中，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模型设定

为全面考察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基于上文中价值链韧性演变的典型事实和已有关于全球价值链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重点关注的可能解释变量包括劳动要素禀赋（ln‐lab_it）、资本要素禀赋（lncap_it）、外包策略（lnout_it）、数字化投入（lndig_it）、自主创新能力（lninv_it）、金融危机（ifc08）和新冠疫情冲击（cov19） 7 个解释变量。由于外部冲击对价值链生产分工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中，制造业对维持价值链韧性起主要作用，因而本部分选取制造业作为考察对象。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APRES_it=α₀+α₁lnlab_it+α₂lncap_it+α₃lnout_it+α₄lndig_it+ α₅lninv_it+α₆ifc08+α₇cov19+μ_i+λ_t+ε_it （3）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水平指数（APRES_it），包括亚太地区价值链安全性水平指数和稳定性水平指数（APSAF_it和 APVOL_it）两项，其测算方法已由前文给出。本文还控制行业固定效应（μ_i）和时间固定效应（λ_t），ε_it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要素禀赋。要素禀赋差异是国家间展开跨国贸易与生产分工的根源，因而也可作为影响价值链韧性的基础因素。要素禀赋可分为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禀赋、物质资本禀赋和制度质量。由于本文从行业层面展开实证分析，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源与制度质量难以度量，故在实证模型中主要考察劳动力和资本的禀赋差异。具体来讲，密集的劳动要素有助于行业从加工组装等中低价值链分工活动中承接上游生产主体的增加值输入，而密集的资本要素能够支持行业开展附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增加向下游价值链网络的增加值输出，进而提升在价值链网络中的嵌入能力与韧性水平。因此我们认为，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与行业要素禀赋水平呈正向关系，其中劳动和资本要素分别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与总资产数来表示。

2.外包策略。当某一生产主体把某种产品或产业链的生产完全外包给价值链网络中的其他生产主体时，一方面，该生产主体对该产品上游零部件和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会出现大幅下滑，致使承接上游生产主体增加值输入的能力降低，严重则会导致该产品的整个生产链条发生退化；另一方面，接受外包转移的生产主体获得了更多的生产机会，从而提升了与区域网络中各经济体进行增加值交互的能力，这种增加值输送能力的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削弱外包方在整个区域价值链中的生产影响力，降低其在冲击下的区域调控力与韧性水平。比如，不少发达国家受到产业空心化问题的影响，只能依靠关键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下游链条的相对把控，但也难以应对冲击所造成的断链后果。因此我们认为，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与外包程度呈反向关系。该项用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表示。

3.数字化投入水平。投入数字化的实质是将数字要素应用于制造业生产活动过程，促进企业顺利完成新型生产要素对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将催生出的数字技术融入价值链的生产交换，为在生产网络中创造更多增加值提供助力。具体来讲，从生产端来看，制造业数字化可促使传统流水线式加工装配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制造升级，有效提高产品生产质量与附加值，继而营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环境。从供需端来看，数字化投入能够增进各个生产链条间的信息沟通，减轻生产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生产方与上下游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间的搜寻匹配成本；同时也使消费者的需求和反馈能够通过线上数据及时传递给生产方，降低消费端的售后服务成本。这些低成本可为生产方带来价格优势和更多盈余资金，有助于生产方利用低价嵌入更多生产环节，并调动避险资金以应对价值链冲击。因此我们认为，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与数字化投入水平正相关。该项用完全消耗系数法下各行业使用中高数字强度行业（包括计算机与电子光学产品制造、通信、IT与其他信息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与该行业总投入的比值来表示。

4.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能够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水平，而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也不同。技术创新模式可分为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中国制造业现阶段的技术创新模式仍以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为主，自主创新能力尚处在发展阶段。有研究显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可以直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继而对改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提高影响力产生积极效果。同时，自主创新也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这一方面有助于企业以低价优势嵌入更多生产环节来提升价值链安全性；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应对意外冲击提供避险资金，从而提升价值链稳定性，继而增强价值链韧性。而与自主创新相反，模仿创新与价值链嵌入位置呈“U”型关系，与价值增值呈倒“U”型关系，因而难以对价值链网络各节点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与冲击优化。因此我们认为，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与自主创新能力呈正向关系。该项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表示。

5.外部冲击变量。利用样本期内两次较大的外部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和 2019年新冠疫情）来进行控制。有研究显示，金融危机可通过贸易保护效应、需求缩减效应、垂直专业化断裂效应等途径影响各行业中间品进出口；而新冠疫情在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出口总量明显下滑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加速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供需的核心。这有助于提升中国同其他亚太经济体的分工交互程度和增加值贡献率，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网络中的影响力、监测力与适应性修复力。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水平与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呈正向关系。两次冲击变量的设定方法为，分别将冲击发生之前（包括发生当年）的年份设定为0，之后的年份设定为1。

（三）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准确性，本文构建2007—2022年中国1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各变量间的极值均存在较大差距，这为识别价值链韧性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保障，也表明行业整体在韧性水平上存在较大潜力与提升空间。数据来源上，价值链韧性数据、数字化投入数据根据ADB-MRIO数据测算得到；劳动禀赋数据、资本禀赋数据、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外包策略数据根据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数据库（OECD-TiVA）测算得到。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为防止变量数量级差距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式（3），分别以亚太地区价值链安全性和稳定性水平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1）、（2）、（4）、（5）列仅包括部分解释变量，第（3）、（6）列加入全部解释变量，并控制行业、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比较各样本组回归结果，无论对安全性还是稳定性而言，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具体来说，除外包策略变量在稳定性水平指数中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行业劳动力与资本禀赋、投入数字化程度、自主创新能力，均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安全性和稳定性水平的提升起到一定推动作用，这与前文预期相符，而外包程度对韧性水平的影响仅体现在安全性中。可能的原因是，稳定性的提升需要制造行业均匀地嵌入各个经济体，而单纯降低外包程度或难以达到该效果。此外，无论从安全性还是稳定性上，两次外部冲击均助力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韧性的提升。

2.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在内生性问题处理上，考虑到解释变量中的数字化投入与自主创新能力可能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以数字化投入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根据表5结果，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故 2SLS 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在稳健性检验上，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参照 John 等（2008）、杨仁发和郑媛媛（2023）的研究，采用前向平均价值链生产长度重新计算价值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其中安全性利用本行业价值链长度与同时期贸易强国价值链长度的差距来测算，稳定性利用价值链波动率来度量。其次，更换时间窗期。为考察各解释变量在更广时间跨度下的结果，将样本窗期提前至1995—2011年，其中价值链韧性指标利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欧盟贸易数据库（UNCTAD-EURO）数据计算，劳动与资本禀赋、创新能力数据表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其他数据来源不变。表5结果显示，以上各方法下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结论稳健可靠。

3.异质性分析

事实上，前面实证分析只是平均意义上的，忽略了各影响因素对价值链韧性的行业异质性，也忽略了负责不同生产环节的经济体异质性。为考察这种可能的差异是否存在，基于技术密集度与区域内增加值贸易联系，分别对行业和经济体样本进行分类，并对式（3）进行重新回归。

（1）基于价值链安全性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由表6不难发现，不同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在显著性上存在一定差异：中高技术行业的回归结果无论在显著性还是符号上都与总样本结果基本一致，差异主要表现在低技术行业和核心经济体样本中。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低技术行业的要素禀赋变量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我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在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升级的过程中，通常会遭遇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阻击与控制，而当本土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突破这种围堵和控制，并走上价值链升级轨道，增强区域增加值辐射力并提升价值链韧性水平。但资源具有再配置效应，即由于生产是逐利的，生产要素会从低要素报酬的行业（低技术行业）流向高要素报酬的行业（高技术行业），使得低技术行业的人均资本规模下降，这阻碍了低技术行业的关键要素积累，继而削弱了价值链韧性的提升基础，故价值链安全性水平受要素禀赋变量的影响不敏感。

第二，外包程度与数字化投入水平在核心经济体中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受到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核心经济体的技术与贸易封锁及中美贸易战等冲击阻碍了中国向核心经济体价值链的深度嵌入，在双循环战略下，中国加大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友好合作力度，承接的国际外包项目多来自外围经济体，因而国际外包主要提升了中国在外围价值链中的嵌入与影响度。同时，亚太各经济体间存在数字鸿沟，外围经济体由于数字技术有限，寻求技术和跨越数字鸿沟的动机较为强烈，因而更倾向于与拥有数字技术的国家进行价值链合作，以快速吸收他国前沿科技，增加数字产出；而核心经济体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已较为成熟，因而提高数字化投入对于提升中国在核心经济体中的价值链安全不敏感。

第三，从外部冲击看，金融危机变量在低技术行业中不显著，新冠疫情冲击主要提升的是中国在亚太外围经济体中的价值链安全性。可能的原因是，后疫情时代，中国虽然加速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但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仍以后向嵌入和浅度嵌入为主，想要在未来成为亚太核心经济体价值链供需和增加值贡献的核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生产模式、升级生产技术。

（2）基于价值链稳定性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遵循之前的分析思路，进一步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价值链稳定性提升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结果如表 7 所示。首先，低技术行业的变量大都不显著。其原因除了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外，还可能是由于提升稳定性的门槛比安全性更高，即提升稳定性需要行业在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中同时拥有一定价值链影响力，而低技术行业的禀赋水平、外包程度与创新能力可能未达到此转化门槛。其次，金融危机更多提升的是中高技术行业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韧性，此结果与安全性相同，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冲击较为普遍地提升了中国各行业在亚太各经济体中的稳定性水平。可能的原因是新冠疫情使得亚太各经济体受到供应链缺失或断裂的冲击，而中国凭借全产业链的稳定生产能力，嵌入并替代了部分由其他经济体主导的生产环节，提升了向整个亚太价值链各个生产节点输送增加值的能力。因此，与增强影响深度相比，新冠疫情冲击更多是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生产网络中的影响范围，进而提升了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基于ADB-MRIO的基础数据，从安全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构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的测算框架，并从总体、分行业和分经济体三个层面测算2007—2022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链韧性水平，深入剖析其演进态势，并探讨影响价值链韧性提升的可能因素。研究发现：（1）无论从安全性还是稳定性水平而言，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中的韧性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于2017年前后增速显著加快，反映了中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价值链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嵌入模式不断升级，但该结论存在行业和经济体差异性。无论从韧性水平还是提升速度来看，中高技术行业和亚太外围经济体均表现更佳，即中国近年来对亚太地区价值链风险监测力与适应性修复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国内中高技术行业的拉动和与外围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增强行业的技术自主能力和转向高附加值生产是提升韧性水平的重要途径。（2）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在维持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整体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美国、日本是亚太地区价值链最为安全和稳定的经济体。其中，中国的价值链安全水平已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亚太区域中安全性最高的国家，且稳定性始终最高。从韧性来源的上下游构成来看，这是中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同时提升的结果，即通过扩大中间品出口与进口，同时增强了向价值链下游与上游的增加值输送。其他亚太经济体的价值链韧性变化较微弱，外围经济体的生产分工边缘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善。（3）从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素来看，行业的劳动力与资本禀赋、数字化投入水平、自主创新能力、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均有助于安全性和稳定性水平的提升，而外包程度仅影响安全性，该效果同样存在行业和经济体异质性。无论从安全性还是稳定性而言，各影响因素在中高技术行业中更为敏感，外包策略和数字化投入水平主要影响核心经济体中的价值链安全。与提升影响力的安全性水平相比，新冠疫情冲击更多是扩大了中国在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影响范围，提高了稳定性水平。

以上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带来以下几点启示：（1）制造业要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积极参与并主动缔结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畅通地区之间国际贸易往来与投资通道，不断加强自身与价值链网络各经济体的增加值互动，推动价值链影响力在地区间的提升。（2）政府应鼓励各行业完善生产配套和内部分工体系，健全价值链韧性提升的各项配套措施。一是加大对劳动力质量、优质资本、数字资本的投入力度，优化技能要素禀赋结构；二是增加企业科研投入，提升关键领域的自主生产能力，推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同时也要容许创新成果转化存在时滞，确保创新投入的持续性。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要努力将中间品中所蕴含的国外研发技术进行吸收和转化，并加以扩散，利用高附加值成果反哺行业创新研发，形成自主创新与生产韧性的良性循环，以摆脱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将价值链韧性的依赖对象从亚太外围经济体向核心经济体拓展。三是保持与价值链网络各经济体之间的良好贸易关系，维护购销渠道的多元性，避免盲目出口，减少对单一供应链的依赖，以此减轻因地缘政治风险、经济不确定性和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不确定风险对价值链稳定性的冲击。（3）要继续牢牢依托实体经济，强化全产业链优势，采取有限外包策略，将基础和关键部分的生产环节留在国内，避免过度外包所导致的生产链萎缩或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安全性，牢牢把握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主动权，助力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切换，提升在各个市场的监测力、管控力、修复力，维护各区域价值链的安全与稳定生产。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3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hx6LgM6qJjuEnL-1kgydv6eaHHhqei10EyUhIoUPG2Cswt1BEclFKK_hPOCDvIDeRLrcoCmDSSMg_I0tQ2IHL7cmmpkuKdpxrQRFnzVhfXECzuiD16mOnJOU7hxEkFihMAImXuIYcTrGehBErddpHtBZXKgUmz609hNk3_Ab_17FJqLBgkcp7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姚树洁，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辽宁大学第十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至今）；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教育部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重庆大学国家级特聘教授。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14年全职回国担任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创院院长、孔子学院院长及教授。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经济顾问，曾赴欧、非、亚20多个国家工作以及做研究。1997—1998 年担任英国中国经济学会主席， 2012 年后任中国软科学高级顾问，2021 年担任重庆市高等教育经济学本科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获评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

姚树洁教授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经济研究》（14篇）等国内外SSCI/CSSCI数十种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在国内外著名出版社出版中英文专著和编著21部。在Financial Times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人民论坛》等国内外主流媒体发表文章100多篇，其中，中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8次。担任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频道（CGTN，CGTN-Radio）特约评论员，曾多次与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王岐山、刘延东等时任国家领导人座谈。担任《经济研究》等多个SS-CI/CSSCI期刊编委，现任Digital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首席主编。

其著作和论文在Google Scholars显示引用8,803次，单篇最高引用548次，H-index 49篇（最近五年30篇），i10-index 112篇（最近五年67篇），最近三年高被引论文2篇。中文CNKI引用5,794次，总下载25.2万次，单篇最高引用827次，H- 指数30篇，G- 指数70篇。获评爱思唯尔（Elsevier）2020—2024年连续五年全球应用经济学高被引学者，2022—2024年连续多年入选全球2%顶尖科学家终身和年度排行榜，英国近代千名优秀经济金融管理领域科学家（第261名），位列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之后。

姚树洁教授回国工作以后，主持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结题良好）、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后评估特优）、1项中国工程院重点研究项目、2项中国科协重大战略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和10多项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获第九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安子介国际贸易优秀文章奖，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及优秀文章奖，《重庆日报》2020年和 2021年“十佳优秀理论文章奖”。10多篇资政报告获国家级和正省部级领导人批示及采纳，关于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关建议被纳入重庆市“十四五”规划。

左舒雅，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企业创新等相关问题研究，在《国际贸易问题》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