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 孙钰婷.信息化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3):26-40.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3.002

信息化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李宏 孙钰婷

摘 要：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应急管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中之重，现阶段我国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对信息化发展具体如何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机理分析和经验研究仍比较缺乏。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传导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基准模型，就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应急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显著受到基础设施、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医疗保障、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减少农作物灾害、交通和火灾事故，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等带来的损失与影响，都有显著作用并存在非均衡效应。在此过程中，信息化发展不仅对应急管理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还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增值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些结果，为现阶段经由信息化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发展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应急管理绩效；信息化；经济增长；人力资本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信息化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信息化数字化的驱动引领作用。《“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也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抢抓信息革命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以数字化赋能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从而为驱动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众所周知，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前新冠疫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以信息化助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尤为引人注目。例如，结合国内的应急管理实践来看，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日益成为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支撑，其对各类数据资源进行的自动汇聚、识别、关联和融合等，为找准监测重点和加强风险排查，进而有效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警预报能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手段和途径。又如，在应急管理部提出的“运用智慧城市手段，加强社区应急管理”的理念中，城市安全管理应用平台实际上就是整合应急、规划、交通、公安、城管、水务、气象等相关部门业务信息和实时数据的重要产物，并据此实现“信息化实时感知、智能化快速预警、自动化及时处置”，从而为城市安全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奠定基础。总之，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中之重。

回顾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与发展历程，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突然遭遇“SARS 危机”并成功应对之后，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应急管理领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首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准则密切相关，其次也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长期持续提升的必然结果。在当今的风险社会条件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诸如环境退化、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全球性流行病等冲击与威胁，降低社会脆弱性、增强发展抗逆力依旧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之中，尽管信息化发展已经开始为应急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提供重要支撑，但基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需要而全面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化，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并回答：当前的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是否存在正向影响，信息化发展是如何影响和作用于应急管理绩效的。在这方面，国内相关研究不仅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的且持续前进的步伐，且较长时期以来都更侧重微观层次和技术的研究。因此，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公共管理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信息化发展与应急管理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现有研究形成必要的深化与拓展；二是立足已有的相关实践，利用 21 世纪以来分省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为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和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的完善，提供更多经验证据；三是拓展了信息化发展作为提升应急管理绩效、助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重要手段的研究，明确了信息化发展、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应急管理绩效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应急管理绩效的提升，通常表现为由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减少及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的减轻，它总体上是一个与整体的经济和社会脆弱性相抗争的过程和结果。其中，“灾害（Hazard）”事实上囊括了所有“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可能造成伤亡、财产损害、社会和经济混乱或环境退化的自然事件、现象或人类活动”，而“脆弱性（Vulnerability）”则指的是“由物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或过程决定的、使作为承载体的社区更易遭受灾害影响的条件”。时至今日，遍布全球且日益频发的各类灾害及相关事实则足以表明，尽管世界各国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技术，但各类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也一直保持着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针对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出了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区域应急力量建设”。同时，正如绝大多数灾害兼具自然和社会属性、成因多样而复杂，灾害所带来的实际影响也具有典型的多维度和综合性特征，并且无论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还是家庭和个人层面，防范和抵御灾害风险及其负面影响的能力都有着显著的异质性。

一般而言，尽管灾后重建中经济活动的扩张或新技术的引入可能促进灾区经济恢复乃至繁荣，但对频繁遭受灾害侵袭，尤其是经济规模较小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灾害影响仍主要是负面的。最新统计资料也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因灾害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为 1%，而发达国家则为 0.1%—0.3%，亚太地区这一指标则达到了 1.6%，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受灾害的影响也最为严重。所以，从经济和社会脆弱性的角度看，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贫困、土地使用及人口在灾害易发地区的集中，是最为常见的制约防灾减灾能力与应急管理绩效提升的因素。较长时期以来，一系列跨国家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为开放的经济和更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以及较低的人口密度和稳定的政治与商业环境等，都是一个国家相较其他国家具备更强的灾害风险与损失防御能力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如基础设施、医疗保障和应急救援等对政府应急能力和应急管理绩效的基础性作用、灾后的实物资本重建对经济复苏的重要影响，以及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在灾害与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显著差异等。为此，本文首先针对应急管理绩效水平及其变化的基本影响因素，提出假说1：

H1：应急管理绩效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会显著受到基础设施、人口密度、城镇化、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医疗保障和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各类灾害呈现出多发、群发趋势。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灾害，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发展已成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尤其体现在大规模灾害或者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场景之中，如风险监测、灾害预警、应急决策和通信保障等。已有研究表明，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要对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和协同应对，同时要深化对灾害形成机理和演变趋势的认识。在这方面，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等科技手段的应用对应急管理绩效提升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考虑信息技术革命的非均衡性时，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与作用常会呈现出综合性和多维度的特征。正如备受关注的“数字鸿沟”问题所表明的，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 ICT）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总是存在显著的“接触”和“使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固化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知识、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甚至会进一步拉大这些差距。换言之，这种无所不在而又有着显著差异的影响，也是信息化发展作用机制在微观层面的具体显现。

在宏观层面上，以ICT的广泛应用为表征的信息化发展，不仅是有效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管理整体绩效的重要手段和直接动因，同时也会通过资本深化、技术改进和效率提升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以不同方式测度的信息化水平，如 ICT投资、信息产业、互联网发展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也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验证。也就是说，信息化发展不仅在诸多灾害场景和风险环境下，直接为灾害防范与应对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同时也能够通过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为应急管理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不过，如前所述，关于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也有不同的观点，仅关注直接的物质资本损失，通常都不会得出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影响的结论，但当更充分地考虑间接损失与影响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与此同时，由于 ICT革命成果和互联网红利的非均衡性扩散，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对个体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机会与能力产生影响，进而衍生出对人们预防和应对灾害的能力及危机意识的影响，因此最终也可以将其归结为对人力资本存量变化的非均衡效应。由此，关于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两个假说：

H2：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促进应急管理绩效的显著提升。

H3：信息化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存量积累，显著地促进应急管理绩效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研究假说，即应急管理绩效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信息化发展能够直接影响应急管理绩效，首先设定如下基准面板模型：

上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EMP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应急管理绩效；ITL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发展和移动通信的重要作用；X为包含基础设施、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城镇化、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控制变量，用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应急管理能力异质性的影响；μ_i和δ_t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期固定效应，用来刻画无法用指标度量的地区特征和时期特征；ε为误差项，假定其服从白噪声序列。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和所使用的应急管理绩效指标，信息化发展水平越高，因灾导致的损失与影响应当越低，所以预期α的估计值显著为负。

同时，为了考察信息化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机制路径，即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说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在信息化发展影响应急管理绩效中的传导作用，本文借鉴刘贯春（2017）和宋炜等（2025）的思路与方法。具体地，首先以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信息化发展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然后，再以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而检验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对应急管理绩效的作用。前述检验传导机制的两个步骤对应的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PGDP_it表示经济增长，HC_i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其余变量与模型（1）一致。据理论分析，预期γ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而φ的估计值显著为负，而“γ×φ”即衡量了对应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为了考察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传导效应是否完全，再构建如下面板模型：

显然，如果ρ和τ的估计值均显著为负，且ρ的绝对值小于模型（1）中的α，那么就意味着信息化发展在直接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同时，还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作用。如果ρ的估计结果不显著，那么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属于完全中介变量。

在前述模型的估计方法上，本文首先对基准模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这基本可以满足本文对信息化影响应急管理绩效及其机制的实证检验需要，但OLS回归存在着所有干扰项方差相同且相互独立的假定难以满足的问题，并且难以克服内生性的不足。从已有相关文献看，缓解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较稳妥的是采用工具变量法（IV），但是事实上，工具变量所要求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很难同时满足，而且本文研究还受到了灾害相关数据严重缺乏的制约。为此，本文在OLS回归之后，最终选择以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前述模型重新进行估计，进而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并解决内生性方面的问题。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应急管理绩效（EMP）。应急管理绩效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国内应急管理学界通常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对其进行评估，内容几乎涵盖基础设施、法律规范、应急演练、指挥协调、紧急救援、物资保障与社会秩序维护等整个应对过程和具体环节。目前，在宏观层面上还没有一致认同的应急管理绩效水平评估的框架和结果。不过，按照以往灾害经济研究聚焦于经济损失与经济影响的基本范式，同时兼顾国内灾害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择以“成灾率”作为衡量指标，即因灾害导致的农作物“成灾”面积（减产比例大于 30%）占“受灾”面积（减产比例大于 10%）的比重。显然，这一指标在受制于自然变异因素的同时，也能够比较恰当地体现出政府与全社会预防和应对灾害的努力所取得的效果。与此同时，本文也将样本量稍显不足的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和突发环境事件等数据，在稳健性检验中加以运用，从而形成必要的相互补充和交叉检验，并基本符合当前学界对于应急管理及其绩效概念的主流界定。

2.核心解释变量

信息化发展（ITL）。在诸多能够用于信息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中，本文最终选择以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测量各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这样选择的理由主要在于，无论是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 ICT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移动电话作为终端设备的高度依赖都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手机网民占比持续快速扩张，且至今已达 99%的环境之中，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相互结合，已经成为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的重要载体。换言之，在当今网络环境中，全社会预防和应对各类灾害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与政府部门、媒体和专业人士就风险与危机事件进行必要的沟通，以及公众风险与危机意识的提升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或主动或被动地依靠移动互联网。同时，本文也在稳健性检验中运用互联网普及率和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对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重新测度。

3.机制变量与控制变量

综合考虑 Skidmore 和 Toya（2002）对防灾减灾能力与应急管理绩效的分析，以及杨虎涛和胡乐明（2023）有关信息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本文选择以经济增长（PGDP）和人力资本（HC）作为机制变量。其中，经济增长按照惯用的做法，采取了以 2000年为基期的人均真实生产总值作为具体衡量指标；人力资本则考虑了整体的国民受教育水平变化，最终采用的是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它们属于一般意义上体现地区脆弱性水平的变量，通常人口密度越大、基础设施越薄弱的地方，就越容易遭受更为严重的灾害损失与影响；第二类是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它们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结构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第三类是医疗条件、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和技术市场规模，用来控制地区之间医疗保障水平、政府支出、经济开放度和技术市场方面的差异。一般认为，更高水平医疗保障、政府支出和经济开放度等，都有助于降低地区发展的社会脆弱性水平。

本文选取 2000—2020年中国 31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为研究样本，样本量为 651。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其中，2001 年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及 2000—2004年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数据，参考了各地区的统计年鉴。此外，火灾事故统计（2001—2012年）和有线广播电视入户数（2010—2020 年）均存在较多年份的缺失，因此都未作为基准模型回归的首选，而是放在后文用于交叉检验。同时，由于采用的是包含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所以首先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其中，单位根检验采用了 LLC、IPS 和 Fisher-PP方法，得到的检验结果表明前述各变量均在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协整检验则采用了Kao检验和Pedroni 检验，其基本思路都是将针对时间序列的“E-G两步法”协整检验推广到面板数据的情形，不过Kao检验针对的是同质的长期系数和动态调整特征，而Pedroni 检验则放松了同质性约束。检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为此可以判定前述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从而为回归分析奠定基础。

最后，在正式进入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通过散点图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如图1 所示，信息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之间，均存在典型的正相关关系，而两者对应急管理绩效（成灾率）的散点图则表明，它们对于降低成灾率、提升应急管理绩效，有着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基于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就能够得知信息化发展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作用于应急管理绩效。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验证，要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则需要将更多因素考虑进来加以检验。

四、实证检验

（一）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的综合影响

本文首先分别采用 OLS、GLS 和 SYS-GMM方法对基准模型（1）进行估计，参数估计结果汇总在表 2 中。其中，每种方法均考虑了加入控制变量和不加入控制变量两种情形，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来确定模型设定的具体形式。

由表2可知，应急管理绩效水平的变化与人口密度、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医疗保障、政府干预和技术市场规模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模型形式设定和估计方法之下都是非常显著的。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则始终都是非常显著的。这一结果意味着，用移动通信用户比例作为测量指标的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降低成灾率、提升应急管理绩效。同时，从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看，大多数情形下都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其中，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与灾害影响呈正相关，显然意味着人口密度加大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从而不利于应急管理绩效的提升；基础设施、医疗保障和政府干预与灾害影响的显著负相关，则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医疗保障能力越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施加的干预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控制灾害影响和提升应急管理绩效。不过，将表2中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除了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外，很多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单一估计方法的不足，以及模型本身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内生性方面的问题。

（二）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影响的机制

基准模型是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影响的综合测度，它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分析所指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接下来，需要经由对模型（2）和模型（3）的估计，来对其是否存在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而对应急管理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检验。具体地，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影响的相关估计结果汇总于表3，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汇总于表4。

根据表3结果，信息化与以人均真实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之间，始终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无疑表明，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的促进效应是稳健的，以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占比衡量的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正向影响。同时，基础设施、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等变量，也都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以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和医疗条件的提升，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另外，以财政支出衡量的政府干预，并未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这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或许体现出相同因素在不同分析框架中影响的差异性。另一方面，表 3 中右侧有关信息化对人力资本影响的估计结果表明，信息化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的，并且在不同估计方法下均表现出了结果的稳健性。这也就是说，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同时，基础设施、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城镇化、对外开放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在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出了比较稳定的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积极效应。

进一步地，结合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它们的参数估计值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也意味着，在所考察的时期和地区层面上，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灾害总是有代价的。至此，本文研究的假设2和假设3也都得到了初步验证。具体地，应急管理绩效对人均真实GDP的变化十分敏感，半对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意味着人均真实GDP每提升1%，对应的成灾率变化会超过10个百分点，反映出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效应对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事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关人力资本对应急管理绩效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应的成灾率会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对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管理绩效的重要作用。

最后，为了检验信息化发展经由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对于应急管理绩效的传导作用是否完全，以及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是否对应急管理绩效有直接影响，同样采用不同方法对模型（4）进行参数估计，所得到的结果汇总在表5之中。显而易见，在将信息化分别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同时纳入模型之后，信息化发展与反向表征应急管理绩效的成灾率之间依然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过，此时信息化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略微低于不包含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时的情形（见表 2）。同时，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它们与成灾率之间仍呈负相关关系，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也就意味着，本文有关信息化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机制假设得到了验证，并且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传导作用并不完全，而是属于部分传导效应的情形。

五、稳健性检验

（一）应急管理绩效的重新测量

应急管理绩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为了检验基准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首先考虑对其进行重新测量。具体地，本文分别采用了交通事故死亡率、突发环境事件和火灾事故死亡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重复了前文对基准模型的所有操作，然后在表6汇总了以Sys-GMM 方法估计得到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在分别运用交通、环境和消防安全治理绩效指标，对应急管理绩效进行重新测量之后，信息化发展仍然对应急管理绩效提升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即能够显著地降低交通和火灾事故死亡率、减少突发环境事件次数。不同的是，相较于经济增长对降低成灾率的积极作用，经济增长对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治理起到了负面作用，但这也符合风险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现实背景。同时，前述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基本因素，仍然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如基础设施、医疗条件、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和技术水平等，都是减少各类事故死亡率和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利因素。

（二）信息化发展的重新测量

类似地，本文也对信息化发展进行了重新测量，即分别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来表征信息化发展水平。事实上，这两个指标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也常被用来表征信息基础设施存量，从而体现信息化与数字化发展水平。表7给出了重新测量后的信息化发展对应急管理绩效的综合效应。参数估计结果表明，以互联网发展和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表征的信息化发展，仍然对应急管理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它们与成灾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互联网发展的参数估计值略高于表 2。同样，本文也验证了重新测量后的信息化经由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对应急管理绩效产生的间接影响。这些结果再次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结果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应急管理绩效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全球治理体系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抓住信息革命的历史机遇，建设数字中国，也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战略。从国内的应急管理研究来看，以往都是相对侧重理论分析和策略讨论，较少涉及宏观层次的定量分析，而过去曾短暂繁荣过的灾害经济研究后来也始终比较零散。为此，结合应急管理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利用21世纪以来的分省数据，对信息化发展如何影响应急管理绩效水平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探索。具体地，基于已有研究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基本影响因素，以及信息化发展与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之间关系的讨论，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传导作用的理论框架和基准模型。通过以不同方法进行估计，并对应急管理绩效和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重新测量，以及考虑结构性变化影响的滚动窗口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本文验证了有关信息化影响应急管理绩效的研究假设。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应急管理绩效与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显著受到了基础设施、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医疗保障、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减少农作物受灾、交通和火灾事故，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等带来的损失与影响，都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化发展不仅对应急管理绩效有着直接影响，同时还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产生间接影响，并体现出经济增长通过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来改善防灾减灾能力的效果。

本文的研究为信息化助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及经由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应急管理绩效，提供了重要的宏观层面经验证据。尽管受制于数据的有限性，本文仍能为当前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因地制宜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注重信息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与创新，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灾害预警的精准度和应急决策的科学性，推动应急管理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变。同时，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化协同，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应急资源的高效整合与调配，提升跨区域应急管理的协同能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针对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短缺等问题，政府应加大对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参与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此外，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本地应急管理信息化水平。

第二，强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政府应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信息化发展的产业政策，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扶持力度，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信息化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以信息化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应急管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降低灾害对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应加强教育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特别是注重培养应急管理信息化专业人才，为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还应通过开展应急管理信息化培训和演练，提升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和公众的信息化应用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提升应急管理绩效中的关键作用。

第三，完善灾害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数据库。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灾害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数据库，整合气象、水利、地震、交通、卫生等多部门的灾害数据资源，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打破部门壁垒，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率。同时，加强对数据的标准化管理和质量控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为应急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应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入挖掘灾害数据背后的信息，开展灾害风险评估、预测和预警，提前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此外，还应加强对应急管理绩效的动态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为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依据，推动应急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3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4uTGPHNJK22WFVNgSVd6kNjkR6UkPb3NztcRltbwEgizWuf6Y-uAQz7T3YQqSbNGWOyCAW9SHBIpTJ--uJysUv3aXN0h9vp8Yuc_BR5g8xlkskDj2JDcLt80aaiP3bhH5dGMnqnzXOPRdm5cwkMcv29_d4zNLbhezaDDM_hzJjwYIZfhnwGpKJ-ltdM88FVX2ec8X0eAaE=&uniplatform=NZKPT

作者简介

李宏（1979-），经济学博士，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主要从事政府应急管理等相关问题研究。

孙钰婷（1989-），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相关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