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立.对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科技考古工作发展的思考[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9-18.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707.001

对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科技考古工作发展的思考

陈建立

摘 要：科技考古历经多个发展阶段，取得诸多学术成果，已成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文章系统梳理中国科技考古的历史脉络、核心价值与发展现状，剖析当前科技考古教育体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提出以教育体系优化为根基、科技创新驱动为动力、人才引育机制为保障的协同发展路径，旨在推动中国科技考古发展，更好地阐释中华文明，提升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科技考古；教育创新；科技创新；人才体系建设；中华文明阐释

所谓科技考古，就是“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借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对考古遗址所在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量统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识遗址或遗迹的空间信息、遗址的绝对年代、遗址的自然环境、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和社会行为特征”。科技考古融合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涵盖考古工作的发现、认知、保护、传承和利用全过程，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科技手段最大限度提取考古资料的各类信息，并从多学科融合视角进行价值阐释研究，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重构人类文明史观，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因此，科技考古具有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属性的双重性、普遍性，研究理念的科学性，技术方法的可行性，以及研究范式的创新性。其目标不仅在于通过创新的研究方式深度解读考古信息，更在于揭示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为当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助力文化传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考古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方法，密切考古学与历史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以进一步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国家要强化文物保护科技和人才支撑，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要加大对考古、修缮、修复等文物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国家法律政策导向为科技考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科技考古事业发展，对于更好落实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提升我国在国际考古领域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科技考古的研究历史与趋势

通过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遗存，以探索古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及古代社会历史的科技考古，其源头可追溯至18世纪末德国分析化学家克拉帕诺斯（M. H. Klaproth）对古希腊、罗马硬币合金材质以及古罗马彩色玻璃马赛克呈色机理的分析研究。此后的19世纪上半叶，众多化学家对文物进行化学分析，探讨检测数据的统计学意义，并分析其与考古背景的关系。19世纪下半叶，在大量文物化学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建立相当规模的“数据库”，将分析样品群的测试值与之比较从而得出文物产地信息，至今仍为文物产地溯源研究的理论基础。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广泛应用于考古学，遥感、测年、DNA、成分分析、材质鉴定已成为考古学研究常态。特别是，1949年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和之后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改写了以往构建的考古年代学框架，被誉为考古学的年代革命，成为科技考古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此后，随着同位素分析技术和古DNA测定的革命性技术突破，促使科技考古更加广泛应用于考古工作各阶段、各环节。

中国科技考古的起步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几乎同时，均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王琎对古代金属器进行化学分析，这一开创性的工作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古代文物。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主任沈兼士在《整理国故的几个题目》中讲到，“考古学家所凭藉以为采溯无文之世或载籍以外之事迹的材料，约有三类：一，为地质；二，为古器物；三，为言语。而古代民族之语言，尤为考古学上绝可宝贵之研究材料，其中可以考见原人思想邃古风俗及现代言语之发送及其系统的地方，一定不少”。1923年5月24日，北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会成立，该会宗旨是：“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一切人类之意识的制作物，与无意识的遗迹，遗物，以及人类间接所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排泄物……等，均在调查研究范围之内”。1924年5月19日，古迹古物调查会改名为考古学会。考古学会订立的宗旨与古迹古物调查会的并无多大差别，工作方法是：探险、发掘、鉴定、修理、保护、纪录、出版七项。此后，周仁、杨钟健等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陆续开展古代瓷器科学分析和考古出土动物骨骼种属鉴定。这种研究旨趣，为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开创了优良传统。对此严文明先生评价道，由于一开始就有不少知名的外国学者与中国同行共同工作，其中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许多学科，可以说在中外合作和多学科合作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基础，并且很快就能够同世界范围的史前考古研究接轨。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动荡以及科研条件的限制，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较为缓慢，取得的成果相对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技考古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夏鼐先生积极推介碳十四测年方法并筹建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引领学界逐渐形成了建制化的科技考古团队。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先后建成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在考古年代测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与此同时，陶瓷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多个科技研究团队也在不同单位建立起来，为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考古学科的转型，多学科参与的田野考古工作模式蓬勃兴起，夏鼐、苏秉琦两位先生均对此进行了高瞻远瞩的概括与部署。1983年，夏鼐在日本发表题为《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的演讲中强调：“要继续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到考古领域中来，以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这些不仅是在考古学上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多学科的研究’。这方面我们不仅要采用国外考古研究中的先进技术，并且也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工作’的组织方法。”1984年12月14日，苏秉琦在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大会上讲到，“我们目前这个时期的考古学主要特点有两点：一是它同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二是它要面向社会。就是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而俞伟超先生则身体力行地组织班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尽可能调动一切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该项目制定的两个总体目标之一是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并拟邀请考古、人类学、心理、宗教、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物理、化学、生物、生态、测绘、遥感、统计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组。发掘队则由田野考古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两部分人员构成，其中自然科学工作者至少应包括地学、生物、环境、电脑等方面的专家。对此，严文明先生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其中每一项可能都不很完善，甚至够不上称为分支学科，但总是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入，对于考古学总目标的实现是有好处的，显然应该欢迎而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1995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项目，将多学科合作的考古研究推向了高潮。该工程综合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夏商周时期的年代框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标志着中国科技考古在思想和组织上已经基本成熟。

2000年以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实施，中国科技考古在理念与方法、从业人员、研究成果数量和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与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考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收获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这一阶段科技考古进步具体表现是：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装备得到改善，发掘技术和信息采集能力大幅提升；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释光测年的效率和精度大幅提高；古DNA技术得到发展和广泛应用；陶瓷考古、冶金考古和环境考古等传统优势领域有了新发展，动植物考古、食谱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得以普及。进而促使考古工作更加规范、标准和精细，最大限度地提取了考古资料的各类信息，科学阐释了其蕴含的各类价值，研究成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深化了历史场景”，为构建中华文明判定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近10年来，中国科技考古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已引起国外学界的高度重视。著名科技考古专家任天洛（Thilo Rehren）教授通过统计分析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作者的比例迅速上升，如著名科技考古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自1974年创刊至今，共刊发6150篇论文，其中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前8个国家是美国（591篇）、英国（545篇）、西班牙（313篇）、意大利（248篇）、法国（211篇）、以色列（210篇）、南非（207篇）和中国（204篇），而中国的论文多为近10年的工作成果；英国另一著名科技考古杂志Archaeometry，2024年刊出的论文中高达23%的作者来自中国，已远远领先于英国；2013年创刊的Heritage Science 杂志，过去5年每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从100篇左右增加到400篇左右，而中国论文数量已从2017年的0篇增加到2024年的260多篇，进步极为明显，其原因在于中国科技考古得到国家高度重视，研究人员具有发表国际论文的强烈动机和开展国际合作的愿望。如果说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因中外合作和多学科合作方面的成功，能够同世界范围的考古研究接轨的话，那么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必定能够通过科技考古研究，开辟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

二、中国科技考古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2010年笔者曾对中国科技考古工作状况进行过分析，指出存在基础性、原创性成果少，学科整合难，研究队伍小，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和标准化工作进展不平衡，学科普及技术手段亟须提高等问题。近年来，国内科技考古学科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很多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如高水平研究成果逐年增多，整体水平稳定提升；人才培养单位数量逐年增多，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用人单位科技考古编制得到增加。特别是随着新兴科技与考古学研究的不断融合，科技考古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相关研究已有系统性的重大收获，而高校科技考古课程全面化发展，已基本覆盖科技考古各研究领域，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但笔者于2022年再次指出科技考古工作仍存在一些长期性、深层次共性问题尚未解决。提出这些问题的初衷，并不是否认科技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收获，而是思考如何从这些问题出发，更好地抓住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古学的发展以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实施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对发展的挑战。本文现对教育、科技和人才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

（一）教育体系与行业需求存在结构性差距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要求新时代的文物保护科技人才不仅需要具有深厚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操作技能，需要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研究能力，也需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这为构建新时代文物教育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我们的教育教学方法的系统性改革提供了新的指导和机遇。然而，目前中国科技考古教育体系与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是：在科技考古人才培养单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课程体系不完善、实验室和教学资源配置存在偏差等问题；在科技考古用人单位，存在岗位不足、经费有限、在职培训不多以及交流贫乏等现象，限制了科技考古人员的发展。

科技考古教师队伍规模小。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科技考古教师较多，但也有很多开设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专业的高校缺乏科技考古专业的教师，这是各培养单位的普遍现象，特别是既精通考古学又在现代科技方面有创新的专业教师数量则更少，导致学科壁垒难以打破，教学内容与时代发展有脱节。

科技考古课程体系不完善。在课程设置方面，自1980年开始，北京大学在国内考古专业率先系统开设科技考古课程，至1991年时，已陆续开设《现代科技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科技考古》《考古孢粉分析》《第四季地质》《考古研究中的定量分析》《计算机在考古中的应用》等课程，科技考古教学体系基本建立。随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设《科技考古》课程，吉林大学自1996年始陆续开设《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计算机考古》等课程。2005年前后，是国内科技考古课程开设的第一个高峰，2010年以来，各高校开设科技考古课程的数量显著增多，如山东大学仅在2020—2022年3年之内便开设了25门有关课程。目前，绝大多数考古培养单位都开设有科技考古课程，其中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复旦大学开设的科技考古课程均达10门以上，基本覆盖科技考古研究各领域，但其他单位开设的科技考古课程较少，存在不均衡现象。

科技考古教材建设滞后于学科发展。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出版的科技考古教材数量较少、体系性较弱，较为成熟的实践教学案例较为少见，前沿技术课程开设滞后，使得学生对科技考古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的学习。如目前国内学者撰写的教材共计24部，严重制约了教学工作的开展。特别值得赞扬的是，由袁靖先生独立撰写或带领团队编写的《动物考古学（第二版）》（2013年翻译）、《中国动物考古学》（2015年）、《中国科技考古导论》（2017年）、《中国科技考古纵论》（2019年）、《中国科技考古讲义》（2019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2021年）6部教材，有效推动了国内动物考古学科建设，为科技考古人员编写教材、服务教学工作树立了标杆。

实验室和教学资源配置不足也制约了科技考古教育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郑州大学等考古教育前列高校，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较为完善，研究设备较为齐全，能够基本满足人才培养需要。但另有部分单位科技考古实验室面积不足、仪器设备较少、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导致学生缺乏足够的科技考古实操机会，无法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效结合。

（二）科技创新与学科融合的现实差距

追本溯源，科技为先。近年来，我国在文物考古工作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价值阐释、保护修复和展示利用等各方面，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科学技术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但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文物考古事业中，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仍有不足，文物、考古、科技考古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构建方面尚有短板，创新性技术还不系统，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对重大考古和历史问题的解释权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提高之处。

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工作合作机制依然存在问题，两者之间有机整合不足。笔者曾对考古项目中科技考古工作参与情况进行过调研，发现关于科技考古参与田野考古发掘项目的要求不明确，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之间尚未构建成一个有机合作体，主要表现是：田野考古发掘阶段信息采集存在缺环，特别是样品采集种类与数量的缺失，较为严重限制了后续科技考古实验室研究；关于历史时期遗址的科技考古工作成效明显低于旧石器、新石器和夏商周时期遗址；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中科技考古工作普遍较弱；在研究人员方面，个别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的多学科合作意识和能力不足，个别科技考古工作者不尊重田野考古工作、不善于利用考古研究成果阐释科学数据，导致科技考古和田野考古工作均存在割裂。以上现象严重不利于科技考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考古学科理论不成熟。科技考古研究对象庞杂、研究领域多、综合研究能力要求高，因此通过理论构建指导科技考古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的情况是：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研究工作相对分割，“两张皮”问题仍较为突出，还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如部分研究人员过于依赖科技手段，忽视考古学的人文内涵，导致研究成果缺乏深度和全面性。尽管班村遗址、三星堆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模式和二里头遗址科技考古研究范式有广泛影响，但很难在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中得以推广。分析其原因，除经费投入等客观原因外，概在于科技考古理论构建不足。

科技考古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数据共享与标准化工作滞后。例如，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遥感、探地雷达和水下探测等考古装备与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在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质谱分析、微量DNA提取等高端设备与核心技术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在科技考古标准化建设方面虽有很大成效，但标准规范数量不足、执行不严，特别是标准物质研制落后，导致科技分析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比性和科学性；考古大数据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科技考古“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此外，因管理制度不健全，对科技考古工作的要求不明确，科技考古工作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因缺乏严格的管理措施，在一些考古发掘项目中，对科技考古的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的科技考古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严重影响了科技考古在更广泛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因跨学科协同机制不完善，企业参与度不足，产学研合作模式尚未真正发展，制约了科技考古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再因科技考古实验室设置不完善，工作经费缺乏制度性保障，也影响了科技考古项目的开展和技术研发。

（三）人才结构与战略需求的不匹配

千秋伟业，人才为基。近年来，国内文物考古事业不断壮大，从业人员数量逐年增长，队伍学历层次较高、年龄和专业结构较为合理，并朝着年轻化方向发展，可塑性强，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目前国内科技考古队伍则存在诸多不均衡问题，如专业队伍数量小、高水平创新人才少、战略科学家人才匮乏等，难以满足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研究等方面的战略需求。

队伍规模不足问题突出。经统计，截至2022年10月，全国90家具有考古发掘团体资质的单位在编科技考古专业人员有500人左右，这批研究人员学历层次较高，年龄和专业结构较为合理、可塑性强，具有很大的潜力，是中国科技考古事业的中坚力量。但对于中国多达76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3000多万件文物藏品及难以预计数量的考古遗存的研究任务要求，从业人员队伍规模严重不足。再者，科技考古从业人员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有多达三分之二的省级行政区域的科技考古从业人员不超过10人，边疆省份绝大多数不超过3人，并有个别省级考古单位无一名科技考古人员。因受限于编制数量、生活条件等因素影响，东部地区科技考古力量相对较强，西部地区科技考古力量薄弱，人才匮乏；西部地区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和敦煌研究院等少数单位。此外，科技考古各研究方向的人员数量存在不足，河南、山东等省份均有科技考古人员40人左右，但每个方向仅2至3人，应对全省的相关材料，工作难度非常大。总之，这样的人才队伍规模和构成情况，难以支撑科技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科技考古团队缺失，地市级考古机构专业人才覆盖率低，不仅制约了对区域文明的研究，也导致基层考古单位缺乏专业的科技考古人才，无法开展相关工作，不利于考古事业的整体发展。

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需要多学科融合的知识结构，但因兼顾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导致田野发掘与实验室分析常出现脱节情况。个别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因多维信息科学采集和记录的不足，导致一些科技考古重大学术问题存在争议，如中国最早的一批黄铜制品和青铜器，对研究中国冶金技术起源具有重大意义，但因对地层和年代的质疑而存在一定遗憾。另外，科技考古人员对考古现场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也会导致难以基于考古学相关背景对发掘资料进行准确地分析、研究和阐释。最后，由于复合型高端人才的缺乏，我国在国际学术话语权方面较为薄弱，在国际科技考古领域的影响力有待提高。

三、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科技考古的路径分析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更加系统总结经验、找准问题症结，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措施，持续提高教育、科技和人才在科技考古中的支撑作用，构建以教育体系优化为根基、科技创新驱动为动力、人才引育机制为保障的科技考古协同发展路径；更好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和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为中华文明永续传承与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东方智慧，为推动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一）优化教育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

面对科技考古领域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教育部门需加强顶层设计，从理论体系构建、教学技术革新、师资队伍建设及政策制度保障等维度实施系统性改革，建立科技考古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实验室建设评估标准；建立在职考古人员科技考古技能培训制度，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着力打造“金字塔型”人才梯队：培育数量充足、技能精湛的专业技术骨干，锻造一批具备前沿研究能力的学术中坚，孵化引领学科发展的战略科学家群体。通过整合高校、职业院校与社会资源，构建分层培养体系，精准对接文物考古行业不同层次的科技考古人才需求。

高校作为科技考古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充分发挥科研与教学资源优势，在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优化及实验室设置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特别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各单位应根据自身办学特点和资源禀赋优势，配齐满足优势研究方向的科技考古教师队伍，并建议推行“双导师制”联合指导研究生，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以往工作中，充分发挥学科较为齐全的优势，根据研究生的选题和个人特点，选配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专业教师组成培养小组，有效指导学生充分学习多学科研究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科技考古研究能力，这一模式值得推广。

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文理交融、知行合一”的课程架构。设置基础考古学、科技考古理论、数字化技术等课程模块，鼓励学生选修跨学科课程，使学生在夯实考古学理论基础的同时，能够掌握地质探测、空间分析、成分分析等科技考古方法，培养其跨学科思维与创新能力。各高校应紧跟科技考古前沿趋势，开设《考古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在考古中的应用》等前沿课程，扩宽学生视野，确保学生及时掌握学科最新动态与研究成果，促进前沿多学科交叉研究。此外，深化校地、校企、校馆合作，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实训基地，推广“理论教学+田野实践+实验室研究”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实现课堂教学与行业实践的无缝对接，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深化学校教育与在职教育协同培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联合育人模式，完善分层分类的继续教育体系。针对技术、管理、研究等不同岗位需求，设置《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研读》《田野考古发掘现场信息提取》《考古项目管理》等差异化课程模块，全面提升在职科技考古工作者的专业技能、科学思维、团队协作能力及组织管理水平。

（二）强化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

聚焦“双一流”学科、重点考古机构与高水平博物馆建设，进一步充分发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石窟寺保护”等国家级重大项目及标志性文物保护成果的示范作用，构建“科技驱动、教育支撑、人才赋能”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机制，为科技考古创新实践提供持续动力。

开展考古学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标准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为高质量科技考古工作建立方法体系和制度基础。一是打造科技考古创新平台，以建设“中华文明国家文物基因库”为战略目标，重点攻关田野考古信息采集关键技术，实现考古遗存多维信息的高效、精准、全面提取，推进田野考古与资料分析工作标准体系建设，强化考古作业全流程质量管控。二是争取在碳十四小样品测年及高精度年代校正、动物驯化、植物栽培、金属物料产地溯源等重要课题和古DNA提取、残留物分析、深埋遗址探测与发掘、水下考古探测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三是开展田野考古、考古资料分析工作标准体系建设，提高考古工作质量控制水平，从而显著解决科技考古普遍存在的采样困难、研究区域和时代不均衡以及检测分析标准物质少等问题。四是推动考古标本库、数据库建设和考古大数据研究工作，以标本库和数据库为载体，开展年代学、古DNA、古聚落、古环境、生业经济和古代科技等方面的大数据研究，提高考古资料价值阐释能力，为考古工作提供信息化、智能化和产业化支撑。

利用中国资料构建理论体系。科技考古工作应在东亚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文明交流和互鉴方面有系统性理论创新。一是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开展中华文明特质和发展形态研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物质和精神文明、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发展规律需要科学技术手段来综合认知、阐释、保护和弘扬。我们应把握历史机遇，在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系统阐释考古资料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使之成为阐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载体，发挥其在“四个自信”和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科学实践和理论证据。二是以考古学为中心，整合多学科研究团队，创新文明交流研究范式，讲好中国故事。利用科技手段，在全球视野下，构建中外文化交流所涉及的精确年代框架以及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围绕交通路线、族群迁徙、贸易、文化和技术交流等问题，揭示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征及其历史逻辑，还原文明交流互鉴的双向动态过程，揭示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特质的形成机制，构建文明交流互鉴阐释体系，提升中国考古学在国际文明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健全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为科技创新提供长效保障。充分调动国家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科技考古工作。发挥科技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等中央部门和工作单位作用，做好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各类科研资金对科技考古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有组织科研，鼓励自由探索。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增加科技考古申请代码或设置联合基金，稳定或提高科技部在基础资源调查和重点研发计划中对科技考古的资助力度等均是有效举措。令人振奋的是，目前这项工作已有突破性进展，未来可期。充分发挥高校、考古院所和地方政府的优势和积极性，加大实验室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经费支持；充分动员并创造条件，吸引社会力量更加关注、支持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通过联合共建实验室和合作研究等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加大对科技考古工作的支持力度。优化科研评价体系，提高技术创新在考核中的权重，完善以创新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

（三）健全人才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

科技创新，关键是人才。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引育用留”全链条人才机制和人才发展体系，是解决科技考古人才队伍规模小、多学科交叉融合不足、创新能力弱等问题的有效路径。

建设高端科研平台，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技考古研究。依托现有的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统筹建设国家级科技考古实验室、标本库和数据库，形成“资源共享、数据互通”的科研生态。依托这些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吸引企业深度参与科技考古装备与技术研发，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基地。在优质科研平台建设中，精准引才、精心育才，完善科技考古人才培养机制，为科研人才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和科研创新精准对接，形成人才培养与科技考古事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培养兼具考古专业素养与现代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目标。

强化梯队建设，促进传承发展。2014年，为更好地激发青年科技人员担负起推动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国家文物局推出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计划，通过科研项目扶持、稳定经费资助和建立合作导师制度的方式，遴选出中国丝绸博物馆周旸等13名青年人才进行培养。通过这13名研究人员的发展情况调研，证明这一人才培养计划非常成功。2024年，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又推出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再次明确强调建立“传帮带”长效机制，鼓励资深专家学者与青年学者组成团队，助力青年人才快速成长。我们相信，该计划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效。我们建议今后应扩大政策覆盖面与影响力，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加入科技考古团队，鼓励人才向中西部等科技考古力量薄弱地区流动，推动区域间人才均衡发展，提升全国科技考古整体实力。当然，完善评价机制，构建梯度化激励体系，释放人才活力也非常重要。

深化国际合作，提升全球影响力。一是充分利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等国际合作机制，积极组织或参与国际重大科技考古科研项目，提高各单位科技考古国际合作的能动性，支持国内科技考古人员参与国际前沿科研项目，鼓励他们在国际组织任职，同时吸引海外高水平科技考古人才到中国发展，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考古领域的话语权与核心竞争力。二是加强科技考古国际合作管理，增加涉外科技考古项目的经费投入，探索国际合作新方式。制订涉外科技考古行动指南，注重科技考古人才的国际视野培养。通过对国内外、跨区域科技考古材料、数据与方法的整合研究，尽快实现由考古资料提供者、研究参与者向主持者的转化，提高科技考古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能力。开展文化遗产价值传播技术与方法研究，开办更多的英文期刊，推动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四、结论与展望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更加强调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倡导构建大保护格局，对文物进行系统性保护，更加凸显持续提高教育、科技和人才在文物保护中的关键支撑作用。中国科技考古正从“证史补史”迈向“文明阐释”的新阶段，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协同。教育为学科发展奠定坚实根基，培养出具备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科技作为强大动力，突破技术瓶颈，为考古研究提供先进的方法和手段；人才则是激活创新动能的关键，推动学科不断进步。

未来，科技考古应以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和完善科技考古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组织管理体系为抓手，以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跨学科融合、优化国际化合作为目标，争取在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性、原创性研究工作方面取得系列突破，特别期待在高效率、高精度和高分辨率提取和阐释考古信息方面有更多收获；尽快解决研究队伍规模小、实验室建设不完备和田野考古与实验室研究“两张皮”问题，完善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的标准体系，重视科技考古检测分析标准物质研发，加快考古大数据研究布局，切实提高科技考古创新能力；更加深入、系统开展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明共存研究，提高考古资料的价值阐释及国际传播能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更加扎实的科学数据和理论支撑。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4期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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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建立，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项目青年学者，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兼任国际冶金史大会执委会委员、咨询委员会秘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陈建立教授主要从事冶金考古和定量考古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科委等各类项目 10 余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研究骨干参与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文物局、教育部、日本学术振兴会等资助多项；完成国内20余省、市、自治区数百处矿冶遗址调查和冶金遗物检测工作；出版专著1 部，其他合著或主编著作 8 部； 发表学术论文 230 余篇；参与制定国家文物局行业标准 2 部； 获国家专利 1 项；参与发掘的 4 项冶金考古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