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杰 姚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发展研究——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视角[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105-114.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4.002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发展研究

——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视角

刘英杰 姚杨

摘 要：马克思交往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通过将交往活动锚定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坐标系，揭示交往形态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构建起“生产方式决定交往形式”“交往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的分析范式，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交往观念化叙事的革命性超越。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数字技术催生的虚实共生、算法驱动、全时互联等新型交往形态，不仅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与知识传播机制，更在深层推动着人类文明演进范式转型。马克思交往理论揭示了数字交往中智能适配、跨境流动等技术特征的客观必然性。而交往异化批判则穿透平台垄断、数据剥削等现象，暴露出数字资本对社会关系再殖民化的实质。这种理论张力为新质生产力时代的文明转型研究提供了关键视角——既需承认数字交往赋能人的全面发展、提高社会协作效率的革新性，更要警惕技术异化对社会关系的解构风险，进而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探寻数字文明的发展进路。

关键词：数字交往；马克思交往理论；新质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数字技术通过重构人类交往范式推动社会形态的深度变革。马克思认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这一辩证理论揭示，数字交往作为生产力跃迁的重要载体，正以虚实共生的交互系统突破物理时空边界，其全时在场、智能适配等特征不仅催化知识传播与社会协作的范式升级，而且通过跨文化交互网络重塑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逻辑。然而，技术依赖性异化、社会关系虚拟化，以及自我认知碎片化等问题随之而来，反映出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张力。数字交往不但突破了地域与文化壁垒，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交互，还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重构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本文通过理论探索与实践分析，力图揭示数字交往如何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合作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数字交往的理论阐释

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交往置于生产力演进的历史框架中考察，揭示了交往形式的动态演化可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突破了古典哲学对交往的观念化理解，为分析现代社会交往模式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重塑了社会联系结构，在推动社会关系重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马克思交往理论为理解这一新兴交往形态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从生产方式变革、社会结构调整和人的发展等多维度出发，探究数字交往的本质与发展逻辑。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数字交往如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产物推动社会进步，为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现代社会的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交往理论的形成，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继承的结果。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感性存在的重要性，但其对交往的理解仍停留在抽象的“我—你”关系层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交往观，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突破了费尔巴哈将交往局限于个体间直接关系的视角，强调交往的社会实践属性及其历史性特征。这一批判性继承为理解交往形式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关键理论框架，也为现代数字交往形式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同时，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停留在“观念”层面的交往观。黑格尔从精神交往的角度探讨主体间性问题，以辩证思维影响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然而，黑格尔未能揭示交往的物质实践本质，仍局限于观念论范畴。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将交往理解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实践活动，而非抽象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使得马克思交往理论为理解现代社会中交往形式的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数字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马克思交往理论将人类交往置于物质生产的历史坐标中考察，揭示了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交往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其形态始终受特定生产方式的制约；另一方面，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从《詹姆斯·穆勒笔记》对交往异化的早期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生产—交往”分析框架，马克思始终保持着双重理论品格，既通过生产力决定论揭示交往形态的客观演进规律，又以实践哲学视角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关系的异化本质。当数字技术重构当代交往形态时，这种双重方法论显现出独特的解释力：既要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维度把握数字交往虚实融合、智能适配等技术特征的历史必然性，更需透视平台资本通过数据垄断、算法规训等手段将社会关系转化为与“数字依赖性”等同的新型异化机制。这种分析范式不仅为解构技术决定论的神话提供了批判武器，也为构建人本导向的数字文明指明了实践进路。

（二）交往的本质规定性与数字交往的内在统一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涵盖物质、精神、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提升，更包括享有广泛社会交往的权利和需求。”交往不仅是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交往具有社会性、物质性和历史性三重规定性，为分析数字交往的特征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交往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个体通过交往实践构建出复杂的社会网络，以此确证并不断深化自身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交往局限于个体直接关系的观点，强调交往是深刻的社会历史实践。数字交往继承并拓展了这一社会性特征，突破传统交往的时空限制，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了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社会性拓展不仅扩大了交往规模、增加了密度，更提高了社会联系的质量，为数字交往的物质性和历史性奠定了基础。

交往作为一种物质性实践活动，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数字交往依托数字算法技术这一新质生产力要素，形成了基于数字平台的物质性交往形式。这种新型实践形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强化了交往的物质性特征。同时，这种物质性实践不仅是对传统交往形式的延续，更是对生产力发展推动交往变革的具体体现，直接推动了交往形式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重组。

交往形式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同步推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数字交往作为在人类历史活动累积中获得并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既得力量，其背后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历史必然。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日渐繁盛，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同时，历史的必然性不排除异化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在批判穆勒时指出：“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数字技术作为新的交往形式也可能异化为新的支配力量。这种历史演进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推动交往演变的历史逻辑，也表明数字交往是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成果，展现出与历史性高度契合的特征。

数字交往作为数字化技术重构人类交互范式的新型实践形态，其本质是生产力跃迁催生的历史性变革。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三重规定性在此呈现新的时代内涵：社会性维度上，数字技术通过消融地理边界构建起全球性社会网络，使跨时空协作从技术可能转化为社会实践常态，这种深度互联不仅拓展了交往的广度，更通过数据流动重塑了社会关系的拓扑结构；物质性维度上，数字交往绝非纯粹的虚拟实践，它以数据中心、光纤网络等物理基础设施为物质根基，通过技术具身性实现数字编码与人体感知的有机融合。即便是云端交互也需要依赖智能终端的物质载体与用户的肢体操作，这种虚实交织的特性使数字交往既延续着物质生产实践的本质，又创造出信息即生产力的新型劳动形态；历史性维度上，数字交往印证了马克思“交往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典论断，作为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演进的关键中介，其算法驱动、即时响应等特征不仅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要求，更推动着社会协作方式从机械组合向智能生态的范式转型。这种变革在解放交往潜能的同时也孕育着新型异化：当数字平台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可计算、可控制的数据流时，工具理性对交往价值的侵蚀警示我们，必须依托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框架，在技术演进与人文价值的张力中探寻数字文明的发展平衡点。

（三）数字技术重塑交往的生产方式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技术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正在深刻重构交往的生产方式，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变革不仅体现了技术进步对交往形态的革新，更揭示了人与技术关系演变中人的发展潜能得以释放的关键契机。同时，技术进步的解放性潜能始终与异化风险并存，这要求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辩证审视数字交往的双重效应。

从技术革新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通过重塑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收机制，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催生了基于数字平台的新型交往形态。这种变革不仅表现为交往工具的创新，更深层次地重构了交往的组织方式与实践机制，推动交往模式向智能化、融合化和适应性方向发展。在具体实践中，这种重构体现为多维度的深刻变革。首先，在交往媒介方面，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交往工具体系，推动交往形式从传统面对面交流向数字媒介互动转型，极大地拓展了交往空间与维度。其次，在交往过程方面，智能技术（如算法推荐与智能识别）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交往效率与精准度，实现了交往方式的质的飞跃。最后，在交往场景方面，数字技术促进了线上线下交往空间的深度融合，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构建新型社会交往形态。这些变革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交往形式的辩证分析，也标志着人类交往范式的根本性革新。

数字交往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始终与异化风险构成辩证张力。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并指出交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人们一面受到算法推送、信息茧房等物化关系的束缚，个人隐私泄露、信息过载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一面难以摆脱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这对人的个性和自由构成了新的挑战。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这一判断获得了新的现实性，数字交往应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实践形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多维支撑。从空间解放的角度来看，数字交往突破了地域与时间的双重约束，使个体能够跨越物理空间限制，更自由地获取知识资源、拓展社会联系。这种空间的拓展不仅扩大了交往范围，更在质的层面上重塑了人的发展环境与条件。在表达方式层面，数字交往借助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等工具，赋予个体更加丰富和创造性的自我展现能力，推动个性表达的多样化和自主化。在资源整合层面，数字交往依托信息处理与传输能力的提升，促进知识资源共享与整合，降低获取发展资源的门槛，为个体能力的持续提升提供了高效支持。

数字交往对人的发展促进作用实质上反映了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数字技术不仅作为工具服务于人的发展，更通过对交往过程的重塑，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数字交往所形成的开放互动环境，不仅提高了社会交往的效率和灵活性，也重塑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技术变革与人的发展过程体现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人通过改造外部世界实现自我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数字交往不仅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更是人类主动利用技术改造社会实践、推动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应当以数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取代平台垄断，进而真正实现交往本质的复归，使数字技术从异己的支配力量转化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交往纽带。这为数字时代中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也进一步证明了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技术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

二、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特征与价值

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数字交往呈现出技术与社会双重变革属性。数字交往作为一种依托数字技术的新型交往形式，突破了传统交往在时间、空间和媒介上的限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互动性。数字交往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还在功能上通过智能算法和数据分析催生了个性化与普遍性相结合的交往形态，打破了交往的物理与社会边界，开创了全新的社会联系网络。因此，从数字交往的特征与价值表现出发，系统分析其在技术与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揭示数字交往如何推动社会结构重组和生产力跃升，为探索数字时代交往模式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提供洞见。

（一）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基本特征

数字交往构建了虚拟与现实交互融合的空间，呈现出虚实交织与相互渗透的特征。作为虚拟性与现实性辩证统一的交往形式，数字交往展现出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深度结合的模式，形成虚拟主体与现实主体互为补充的动态交往体系。这一体系反映了数字时代交往形式的结构性变革。

从本质上讲，虚拟性并非现实性的对立面，而是现实世界在数字空间中的延展。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化、算法驱动的方式，将现实社会关系转化为可计算、可连接的虚拟网络。这一过程不仅是现实关系的映射，更是交往机制的创新与重构。数字技术既保留了交往的真实性基础，又赋予其新的形式与功能。借助数字化平台搭建的虚拟社交环境，交往主体既可基于实名身份交流，也可通过匿名交互展现灵活性与多样性。虚拟与现实交往的双向渗透打破了传统界限，形成虚实交融的新型交往空间。

数字交往突破了传统交往的时间限制，实现了全时性与在场感的有机统一。全时性（Timelessness）作为一个定义数字时间的概念，即“全天候、全历史、全过程”，其核心特征在于“满足受众对于时间向度上的无限跨越的渴望”。基于全时性和信息超载背景下的交往场景，数字交往将信息流通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通过数字网络实现即时获取、交易与交流。现代数字技术通过多媒体呈现与实时互动，强化了虚拟在场感。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动了智能网络的构建，增强了线上交往的即时性与互动性。数字技术利用时空压缩效应，将物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状态转化为数字空间中的连续统一。这种状态突破了传统交往中“即时在场”与“跨时不在场”的对立，塑造了多维整合的交往时空。在这一新型交往形态中，时间性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延展，而是与空间感知深度融合，形成交融的整体性交往体验。

数字交往进一步提升了交往主体的自由度，实现了普遍性与自适应性的统一。普遍性不仅表现为交往主体数量的增加，更体现在交往关系的多样化与包容性增强。“当前，数字技术体系引领新质生产力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依托全球化的数字网络，数字交往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和技术创新，拓展了交往空间边界，甚至开辟了全新的数字交往领域。这种交往形式旨在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普遍交往理念，即克服异化与物化，走向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交往，交往主体、交往范围及其社会影响力均展现出高度普遍性。

数字交往的普遍性依赖于个性化需求的智能适配能力。数字技术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精准识别与响应交往需求，使交往过程更加个性化与高效化，在保持普遍性的同时，也满足了个体差异化需求。广泛的交往网络为智能适配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使交往主体在普遍性框架下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并享受个性化服务。这一特征进一步强化了数字交往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为现代社会交往模式的持续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保障。

（二）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价值表现

在认知价值方面，数字交往推动了知识获取与认知边界的双重跃迁。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重塑了人类认知模式。在传统认知体系中，个体认知受限于物理空间、时间跨度及信息渠道的局限性，认知体系相对封闭。而数字交往作为新兴的社会互动形式，突破了时空限制，重构了信息流通机制，根本性地改变了认知生成与更新的模式。借助数字化平台，个体能够实现跨地域、跨时区的即时互动，打破地理约束，加速认知的传播与迭代。数字交往依托算法推荐、智能筛选等技术工具，优化信息获取流程，降低认知负荷，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扩展认知的深度与广度。然而，随之而来的信息过载、认知碎片化和“回音壁”效应等挑战极有可能导致认知失真与偏差。因此，如何平衡认知拓展与认知质量，已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课题。

在社会价值方面，数字交往推动了社会连接结构的扁平化与多样化重组。数字交往突破了传统社会关系中基于亲密联系的“强连接”模式，催生了依赖共同兴趣和价值认同的“弱连接”。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接理论”指出，这种松散但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信息传播与资源流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增强了社会网络的韧性与活力。数字交往重塑了社会资本积累方式。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数字社交不仅扩大了行动者的弱关系网络，还进一步强化了弱关系在‘网络运作效应’中的作用，使得行动者能够更为广泛和有效地获取社会资本。”数字空间突破地域与阶层限制，利用多元化交往方式快速构建社会网络，实现社会资本的高效积累与转化。这种结构转变使社会资本的获取和运用变得更加灵活与高效。此外，“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在社会的集体行动中构建起来的，只有叠加社会行动的效应，才可能焕发出媒介的社会价值——包括在社会团结意义上实现有价值的联结。”数字交往打破了传统等级制结构，形成更加开放与民主的交往模式，推动社会关系的创新与重组。数字交往进一步催生了新的互动形式，通过在线互动丰富了情感表达与社会联系维系机制。

在生产价值方面，数字交往促成了效率提升与创新赋能的融合共生。历史发展表明，生产力的提升往往通过效率优化与创新突破交替推进来实现。数字交往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工具，不仅改变了传统协作方式，更重塑了生产关系的组织逻辑。这种变革突破了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构建了效率与创新并重的发展路径。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的知识管理理论强调效率提升与知识创新之间的关联性。数字交往通过降低知识流动成本，加速组织内部外部的知识传播与重组，从而将效率提升转化为创新动力。亨利·切萨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的开放式创新理论进一步指出，创新效能的提升依赖于协同效率的突破。数字交往打破了创新要素的封闭格局，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创新过程的提质增效。

此外，效率与创新的融合共生体现了生产方式演进的内在规律。在传统生产模式中，效率与创新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而数字交往通过重塑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实现了二者的良性互动：效率提升为创新突破奠定基础，创新发展进一步释放效率优化空间，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不仅增强了生产力发展动力，也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社会经济体系提供了持续成长的驱动机制。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省思与进路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迅速发展突破了传统交往的时空边界，重塑了社会联系网络与信息交互模式。然而，这种技术驱动的交往形式在促进便捷性和普遍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张力，表现为技术依赖性异化、社会关系虚拟化异化和自我认知碎片化危机。面对这些问题，需要从技术创新、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三个维度入手，为数字交往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路径。

（一）数字交往中的异化现象

数字交往作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其产生与演进契合了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规律。然而在社会加速背景下，数字交往也衍生出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异化现象。基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数字交往中的异化本质上体现了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复杂张力。

数字技术本应作为促进人际交往的工具而存在，但在实践中却呈现出支配性特征。这种支配表现为人们对数字设备和平台的过度依赖，以及数字算法对交往行为的深度干预。数字鸿沟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交往机会的不平等，技术获取能力和数字素养的差异使部分群体在数字交往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结构性异化反映了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的深层矛盾。然而，更深层次的异化还体现在数字技术设计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上。设计者倾注智慧创造出的数字技术，其所有权和最终控制权却往往归属于资本方而非创造者自身。这使凝结了设计者创造力的技术产品，异化为一种独立于他们，甚至反过来支配其后续工作的外在力量。设计者可能沦为技术蓝图的执行者，而对技术产品的最终形态、应用方向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缺乏决定权。这“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也就是说，生产效率越是提高，设计者与技术之间就越是割裂。这种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曾被马克思生动描述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异化正在重构传统的交往模式。“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虚拟社交空间中的互动虽然打破了时空限制，但也导致了真实情感联结的弱化。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造成认知分化和群体极化现象，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也威胁着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导致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式发生扭曲，量化指标（如点赞数、转发量）被过度赋予社会意义。当交往主体以数字化虚拟主体的方式进入数字空间，“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甚至货币本身，都被一般数据重新组织和架构了”。当越来越多的交往主体以“用户”的优越感自居，愈发依赖数字技术解决问题和获取信息。用户产出的交往数据越多，其身体与精神的分离越加剧，就越受困于数字弱势群体的处境。

数字交往造成了自我认知的碎片化危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在多屏融合的数字化时代，庞大的网络用户群体往往深陷算法泥潭而不自知。多重数字身份的建构使得个体面临着真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割裂困境。数字空间中的身份表演和角色扮演，虽然为自我呈现提供了更多可能，但也带来了身份认同的混乱与困惑。更为严重的是，在算法推荐和平台引导下，个体的主体性持续弱化，批判性思维能力受到侵蚀，自主决策能力逐渐降低。此外，交往伦理的异化表现为传统伦理边界的模糊化和价值判断的扭曲。数字空间中的匿名性和去场景化特征，导致道德约束机制松弛，伦理责任意识淡化。功利主义的交往倾向日益增强，量化指标替代了价值判断，人文关怀在技术理性的挤压下不断萎缩。

（二）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字交往的发展进路

作为驱动新时代发展的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深刻重塑了数字技术创新的路径与模式。在数字技术与生产力要素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数字交往提供了更为智能、高效和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交往呈现出三大变革机遇：一是智能化发展强化了算法治理机制的精准性与适应性。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信息流通效率，还平衡了用户主体性与算法控制之间的关系，推动智能推荐系统的持续完善。二是绿色化发展驱动数据安全技术的创新突破。依托区块链、量子加密等前沿技术，构建起高度安全的数字身份认证与隐私保护体系，进一步增强用户信任与平台稳定性。三是融合化发展拓展了数字交往场景的创新空间。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深度交互，打造沉浸式、互动性的交往模式，推动数字交往空间的范式重构。

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构生产关系、创新治理模式与优化制度供给，为数字交往制度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数字交往的制度建设必须兼顾创新性与规范性。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制度创新的驱动作用，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制度执行的精准性和效能；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包容性和前瞻性，为数字交往的创新发展预留空间。因此，亟须构建分层分级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在数据要素治理方面，依托智能技术完善数据权益保护机制，明确数据确权、定价与交易规则，保障各主体合法权益与责任；在平台治理方面，借助新质生产力的技术优势，建立平台准入、运营与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促进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社会治理方面，应用区块链等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自治和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数字能力培养的新模式。这种能力培育主要显现在：第一，智能化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与场景化训练，实现了数字工具基础应用能力的精准培养；第二，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信息甄别与知识获取提供了系统化方法论，有效提升了数字空间的判断力与决策力；第三，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激发了主体创造潜能，培育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革新和优化，强调了创新、人才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性。”然而，数字交往能力的提升不仅依赖技术进步，更需要构建系统化的培育机制。要将数字素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构建基础教育、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相互衔接的全周期学习体系；要基于社会分层视角，针对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等数字弱势群体，实施差异化的培训策略，破解数字鸿沟问题；同时要强化数字伦理教育，培育理性、负责的数字公民意识，为新质生产力时代数字交往的健康发展奠定能力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数字交往展望

数字交往通过重构文明载体、交往范式和价值体系，推动现代社会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构建了数据化的文明新载体，使文明的传播超越物质和精神依托，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信息存储、传递和创新的多维升级。在元宇宙等虚拟空间的赋能下，文明的表达与交互模式得到拓展，极大丰富了文明发展的形式与内涵。此外，数字交往突破了传统文明交流的单向性和等级性，构建起开放、平等的交往网络，创造了沉浸式的文明体验，使文明对话更具互动性和包容性。数字交往的发展体现了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动态特征。数字空间中的传统文明价值与数字文明特征交融，形成了新的价值认同体系，既保持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又凸显数字时代的创新性与包容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与不同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来打破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更深入地拓展人类文明。”这种文明形态的重塑，体现了数字交往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刻影响，揭示了文明进步的新路径，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创造性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更多可能。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涵盖着“一切人”“每个人”的交往实践中的全面自由发展。从根本上看，数字交往重塑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数字技术通过重构交往方式，创造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在数字交往空间中，人的创造性活动不再受限于物理空间，而是通过数据化、智能化的方式实现了本质力量的自由展现。这种交往形式的革新，使人的社会性得到了更充分地彰显，推动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释放。在异化问题上，数字交往为克服现代性异化提供了新路径。马克思揭示的异化问题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数字技术对人的支配、虚拟关系对真实交往的消解等。然而，数字交往通过其开放性和互动性，为克服这种异化提供了可能：智能化技术重塑了人与工具的关系，使技术真正成为人的能力的延伸；数字平台的普惠性有助于打破资本对交往的垄断，推动形成更加平等、自由的交往关系。“自由保障了精神之花的盛放，是人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克服异化的基础上，数字交往推动了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现代实践。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数字交往通过构建开放、包容的交往网络，为这一理想提供了现实基础：既满足了个体发展的差异性需求，又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了群体间的有机联系；既保障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又培育了命运与共的价值认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普遍交往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和‘新世界图景’，科学揭示了人类理想共同体的认知视域、服务对象、实践力量、现实方案。”数字交往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领域的延展，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内涵，它继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这些价值理念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在 2021年举行的世界数字经济论坛上，中国向全球首倡“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以塑造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和更具活力的数字世界为己任，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数字化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数字交往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连接，更是价值理念的传递与共识的达成，有助于形成人类命运与共的认知和情感基础。数字交往通过突破时空限制，为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技术基础。数字技术以其虚拟性、扩散性和渗透性，彻底摒除了传统交往的时空障碍，创造了全新的交往互动场域。这种突破不仅改写了人类交往的传统叙事，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跨越国界的深度交流，推动全球数字空间的互联互通，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字交往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了实践路径。通过加强数字交往，可以有效应对数字霸权主义、数字鸿沟等全球性挑战，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数字治理体系。数字交往应尊重各国发展的多样性，在促进普遍联通的同时维护各国的数字主权，最终实现数字空间的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4期

文章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MsI1aVwi7T8Li4kRPWZsdtHWJRV6Bp6gGyLZZ6bBqTS6vRoTwRNN5JT83HyrTNpXDLiUGXdBVROM8_F25EtiTZJG1k-S5_fDBfqoAeVI_eFlMDUyplN95OjGJJsUONZ6MwMF5ZUF4FPNAl_qbwWFdLCwkOELO27SnnJaDqJgQ_SokSLRyZ1z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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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杰，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思政专项主持人，黑龙江省文化名家暨六个一批人才，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

姚杨，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