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广顺 唐瑞红.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新探索新阐释[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133-142.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210.001

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新探索新阐释

房广顺 唐瑞红

摘 要：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深刻变化使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变革，出现了针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各种曲解和错误思潮。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策略，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推动作用展开深入的分析，对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多重内容和形式做出新的阐释，为各国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拨开了思想理论上的迷雾，宣告了各种错误思潮误导工人运动的破产，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历史新纪元。

关键词：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基本矛盾；意识形态；主体力量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科学论述，遭到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和曲解，出现一系列错误思潮。如，蒲鲁东主义宣扬“平等动力论”和“范畴动力论”，布朗基主义将社会发展动力集中于“少数人”的“实干家”精神，巴枯宁主义将社会革命的基础认定为“意志”，伯恩施坦主义则诉诸“道义上的动力”等等，从各个方面曲解和污蔑马克思主义。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全面完整地坚持和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弘扬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品质和革命精神，并透过一系列社会发展的表层现象从根本上揭示社会发展动力的多重因素。

一、时代的发展变化与破解工人阶级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忧思

19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以往“徘徊于欧洲的幽灵”。经过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洗礼和巴黎公社起义的检验，并经过《资本论》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实证，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认同和接受，成为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的科学指南。但是，随着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无产阶级政党仍面临资产阶级的持续不断的攻击和挑衅。晚年的恩格斯站在理论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借助时代发展的新情况和科技进步的新成果，对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资产阶级理论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展开坚决斗争，从根本上破解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困惑与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思。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在看似具有“和平性质”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正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做“和平准备”。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进程中，第二次科技革命触发了生产集中的新现象，科学的发展催生了这个世纪的“产儿”，即“电火花”取代“蒸汽大王”的统治时代，形成了生产的真正的“狂飙突进时期”。这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科技革命带动生产关系的变化。正是由于这“巨大的革命”带动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管理制度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成为资本家的总代表。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世界关系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像是“光荣的皇帝”昂首阔步地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世界，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更加深入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列强从殖民地附属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财富，支撑着资本主义在宗主国的牢固统治。当然，殖民地附属国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并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鲜力量，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也提供了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新材料，推动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深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的统治政策发生重要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迎合新的社会形势和历史任务，开始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进行社会调整，致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更加强大，资本家更加仰仗国家的政治权力以维护资本对本国和对世界的统治。同时，资本家通过国家政权改变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政策。一方面，在巨大的剩余价值中拿出微小部分用于改善社会公共事业、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改善工人的社会地位，暂时缓解工人阶级每况愈下的失业和贫困征候。另一方面，在政治统治上做出调整和让步，英国进行议会改革，美国实行引人瞩目的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大众以一种“民主的”和“人民的意志”的合法方式参与到政治民主浪潮中，所以出现了不通过暴力革命也能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假象。恩格斯指出，要抓住“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这一时机，继续让资产阶级“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引导工人阶级开展合法斗争、参与议会斗争，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广度和深度。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导致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在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交错，误导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改变了资本的本质，否定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二是机械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误导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集中体现为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泛起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冒头。蒲鲁东主义是在工人运动中影响深远的改良主义思潮，曾经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批判。新的社会环境为蒲鲁东主义的泛起提供了土壤，使它在“想象的云雾中”用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提供了一套妄图充当社会发展动力的怪论。在蒲鲁东虚构的头脑中极其天真地认为，无论是分工还是机器，“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但可惜的是，他的随意的主观假设却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他的每一步虚构都存在矛盾，因为蒲鲁东缺乏对机器产生的历史的科学了解，缺乏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的认知，把上述实在的关系当作抽象的体现。此外，在蒲鲁东看来，“范畴是动力”，想要改变现存社会只需要改变范畴即可。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因为蒲鲁东想要调和矛盾却又避开了矛盾，只想寻求一个平衡力量的“新公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蒲鲁东“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并最终把人当成了观念或永恒理性发展自身的工具，这就是蒲鲁东主义的拿手好戏，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做了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布朗基主义是与蒲鲁东主义不同但又同样企图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的错误思潮。在布朗基看来，只有在情感上才算得上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变革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但是，这种“实干家”的精神实则是既缺乏“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只是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固定在那些激进的“少数人”身上，只知道坚持空想的密谋瓦解和突袭的信条，对于什么才是革命的动力以及革命的前途一无所知。巴枯宁主义与布朗基主义都是想要走得最远，但又是“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巴枯宁主义在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上，扮演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提出了诸如废除继承权、各阶级的平等以及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等荒谬的“理论”，认为“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其目的是捍卫自由或资产阶级的竞争，这同科学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19世纪末逐渐兴起的新兴思潮。在伯恩斯坦看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依赖“利益作为原动力”“认识作为主导力量”以及“道德意识”三种力量。伯恩施坦不是在社会存在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转而求助于“道义上的动力”来维持群众的持久运动，将“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幻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错误思潮根本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以工人阶级暂时的利益和斗争取代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造成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瓦解和斗争方向的逆转，最终破坏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健康发展。恩格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维护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二、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规律性运动的新揭示

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巴黎公社失败后，又一次把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提到理论思考的中心。围绕这一问题，恩格斯对曲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展开尖锐的斗争。19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希尔施——敦克尔派针对劳资关系宣扬“协调论”和“阶级和平”论，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妄想资本家、企业家加入工会就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就能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同时，拉萨尔主义主张采用“合法”的方式，通过普选权建立“自由国家”，笃信超阶级的国家观，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本末倒置。此外，德国资产阶级利用基督教和天主教工会分裂工人运动，反对无神论、惧怕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等等，试图通过宗教精神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运动，将精神动力归结为历史发展的全部动力。恩格斯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势，在批判上述错误思潮的过程中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积极的反作用关系，从而破解了把经济作为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动力的错误思潮。

第一，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中，提出了生产方式的矛盾永远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推动力，揭示了隐藏在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针对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无论人们从事何种现实活动都需要置身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每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表现为矛盾必然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关系为避免“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导致自己停止向前，必然经历一种生产方式的衰落，并被另一种争取自身解放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动态适应过程。恩格斯在1884年11月致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反观1848年德国最可观的大工业日益迅猛的前进步伐，当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还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和机器蒸汽机苦苦抗争时，濒于毁灭的小农家庭抓住工业变革这一“救命稻草”卷入工业龙卷风，即使是一些“最守旧的地区”也被拉入这场社会革命之中，人们更加心明眼亮地发现这场变革背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这种归根到底围绕经济解放的动机也是推动德国工人运动更加彻底、更加“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另一方面，当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节奏时，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只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矛盾冲突，便会引起无法控制的爆炸力量，这种“爆炸力”将会以经济动力或经济阻力为转移来打破旧有的生产方式的强力禁锢。这时，头脑清醒的人们会避免以往资本主义的蠢事，将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从而消灭一切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切障碍。

第二，在阐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因素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在社会生产条件和不同的财产形式上，耸立着拥有各种“独特的情感”和思想方式的上层建筑，而这竖立于云霄之上的“独立王国”实则是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塑造的，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上述关系便发展成生产力的桎梏，最终“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也会随之发生变革。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得以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地需要某些“共同职能”，执行这一职能的部门作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尾随生产的运动，来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和新的政治权利，从而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第二性”的作用。因此，上层建筑“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就会对生产条件和生产进程起反作用，就会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发生相互作用。

第三，在批判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过程中，阐述了历史的“动力的动力”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深层次动机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促使恩格斯发现推动历史发展的不是表面的动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受观念支配”的推动力和活动不是一切行动的前提，推动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动力不应该在人们头脑中的“永恒真理”中去寻找，而应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求答案。另一方面，恩格斯发现“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恩格斯指出，那些将历史最终动力归结于精神动力的历史哲学家纯属空谈，这些历史哲学家认为愿望是由激情或者思虑决定，“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真理、正义，或是精神动机。但是，这些动机背后又隐藏怎样的动力呢？恩格斯给出的答案就是探究隐藏在经济背后的真正的动力，就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力量的产物”。

三、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新分析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再度高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规模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也逐渐出现抬头的趋势。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代表杜林认为，“经济学只具有永恒的自然规律，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可恶的政治造成的”。杜林简单地将 “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他的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将分配“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抹杀了客观经济原因，完全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伯恩施坦、莫斯特等人作为 “杜林热”的忠诚信徒，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则倒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他们认可资产阶级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史观”的观点，将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社会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看作敌对的抗衡关系。此外，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之流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机会主义“青年派”鼓吹 “经济唯物主义”，他们否认上层建筑发挥的积极作用，忽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意义，力图将矛盾引向“经济斗争”。恩格斯对上述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批判，在斗争的过程中梳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恩格斯指出，不论作为“近枝或远蔓”的哲学还是宗教等等，这些观念终将依赖经济关系的发展而改变，同时这些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又会形成“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作用于经济基础。

第一，深层次细化上层建筑的内部结构，阐释上层建筑诸因素的能动作用，分析了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对上层建筑诸因素的决定性作用。针对资产阶级学者或者青年们“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在 1890 年 9 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他们将经济因素歪曲为唯一决定性因素这一“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命题，在现实的历史斗争中除了经济状况是基础条件外，还有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政权机构等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上层建筑，一切因素间相互作用产生影响。一方面，上层建筑诸因素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不论是诞生于专制君主时代的国家大厦，还是“头足倒置”的资产阶级的“法的原则”，都应从现实形态即生产关系来洞悉这些像“蟒蛇似的”又“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他们的“面貌和性质”便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它们可能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或者相反方向或是“某些方向”对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程度的反作用，或者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上层建筑诸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作为首个能够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诞生后，就具有“独立的力量”，并随之产生了与经济基础关系“日益模糊”的另外的其他的意识形态。它们或许距离物质更高更远，但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并不是完全消失了，只是被一些中间环节“遮蔽”显得模糊了，它们仍然是相应的经济关系的反映，是社会的必然产物。

第二，全面科学解释历史规律问题，坚持历史运动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观点，分析了辩证认识和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时代课题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类本身就是透过“一切迷乱现象”的偶然性表面来揭示运动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尽管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好似永远不断重复地做“圆圈运动”的“总画面”，但是，隐藏在背后的“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细节，不断经历着的现实的、实在的历史，更值得注意并加以研究。恩格斯揭示了历史进程不是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受内在规律支配的人来创造他们的历史，就像“劳动骑士”经历曲折迂回的前进运动后一定能寻找到适合他们本性的形式。因为历史的进化如果没有“偶然性”起作用，那世界历史岂不是神秘得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还容易？况且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必然性的“另一极”。因此，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前进发展终究会实现的“过程集合体”。

第三，强调物质生产方式或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历史是“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分析了历史发展总的趋势“归根到底”受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支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在自己的头脑中一直崇拜“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19世纪末期的黑格尔观念的贩卖者又重新拾起黑格尔的传统观点，把全部历史都看作绝对观念坚定不移地逐步实现。最为典型的是，巴枯宁为了“炮制他自己的纲领”，认为法学是“经济状况的基础”，转过来又说“国家创造了资本”“国家是祸害”；一边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创者，一边又对其进行猛烈的攻击，他将事物内部的联系则用臆造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而实际上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动力彼此发生作用，即便是“历史著作”中那些看似“只起极小作用”甚至是“根本不起作用”的经济事实，却在现代世界发挥着决定性的“历史力量”。针对巴枯宁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1893 年 7 月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指出，巴枯宁之所以产生“异常激进”的“空洞抽象”的无知，是因为他将“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恩格斯指出，并不是只有经济因素才是积极的，其他因素就是消极的，其他因素在经济情况“开辟道路”的基础上，也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对生产运动产生反作用。

第四，阐明经济“红线”与意识形态“曲线”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分析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恩格斯在 1894年 1月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到，经济关系“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那些远离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则是围绕在经济关系周围的“曲线”。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家们”通过虚假的意识、以“思维为中介”，并最终完成的“思维过程的果实”。在这条贯穿始终、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红线”上生长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以及尾随生产的新的独立的力量一经获得成长，就会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是远离物质基础的，但是它是同现有的观念材料进行结合、发展、加工才得以存在的，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否则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为了使人们不再被黑格尔的“模仿者”们随心所欲地“耍花招”而欺骗，不再使人们怀疑是否存在“二乘二等于五”的某个天体，恩格斯尖锐地批驳了那些“陷入幼稚意识形态的人”，批评他们妄图通过简单的公理的形式将意识的要素都联合为一个整体，指责他们不过是“谓语中简单地重复主语”的“冗长的论述”，都是无济于事的“贫乏的命题”。因此，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时，应该消除那些意识形态上的颠倒，脱掉“意识形态外衣”，让那些“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四、社会发展主体力量多重内容与多种形式的新阐释

19世纪 70年代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开始制造阴谋，通过散布极“左”的革命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各种权威以及反对领袖的指导。此外，拉萨尔主义主张个人独裁的组织原则，在 1875年哥达大会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对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们提出除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使革命的主体力量缺少同盟军的支持，并用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试图遮蔽工人贫困的根源，幻想通过“自由的国家”实现“个体的自由”，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视而不见。恩格斯分析道，历史绝不是在没有人的参与而单纯地靠经济发展而自发运动的，也不是“学究教授”所想象的混淆不清的理论关系，历史是通过实践将人的目的性因素和自觉性因素浇注到自然界的运转链条中，并以人的内在尺度和方式规范对物质转换和生产活动的方向、过程产生影响。

第一，阐释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推动历史发展演进的是个体组成的集体即整体力量的结果，回答了个人和集体在历史发展演进中的辩证统一的推动关系。恩格斯指出，当人不再作为“蒙昧人”并创造非孤立的“有益劳动”之时，个体就摆脱了动物的生存条件，成为与自身的社会相结合的“主人”了。人们“熟练运用”并支配自己社会的行动规律，并将“统治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控制于自己手中，从而在一个集体中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当然，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从来不是单一的，是随着不同社会条件历史性地发生变化的。历史证明，简单协作就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更不用说分工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了，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是弱小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整体是强大的”。不管人们是否已经意识到，社会历史终究是个体发展的历史，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也无法证明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

第二，阐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单个人的意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结了历史发展演进的结果是各个人的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历史并不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也不是将人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不过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进行战斗并创造这一切。并且，越往前追溯历史就越能发现，人最是名副其实的、合群的“政治动物”，全部历史本来就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是单个人之间相互联系和全面的依赖构成整个社会的联系。但也要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阐明，历史最终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许多“单个的意志”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相互冲突，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尽管每一个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最终都会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对合力的贡献就是它们是“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通过社会活动，在积极地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它们的直接产物。

第三，阐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性作用，强调既要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又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恩格斯在1891年7月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会随着每一阶段的不同情况而发生变化，从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的过渡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要“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发挥人民群众“充满生气的力量”的关键作用，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当前第一国际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运动迎来了空前的、“向广度”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大发展时代，要在“大崩溃”背景下戳破“幻想的繁荣”，完成团结凝聚无产阶级力量的时代任务。另一方面，在明确实现共产主义长期性的前提下，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恩格斯科学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在《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经历“最光荣和最富悲剧性”的巴黎公社革命的洗礼后，“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 并富有令所有掌权者“胆战心惊”的力量，无产者团结在各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比以前“巩固千倍，广泛千倍”，无数工人群众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在敌人面前形成一支井然有序的统一的军队。因此，工人政党更要做一个独立的党，做一个担负起领导责任的政党，不能总是作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充当负责任的社会的“公仆”，防止国家再度由“社会公仆”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主人”。

第四，阐释先进的无产阶级离不开政党和领袖的领导和指引，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党领袖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为党群关系理论奠定思想基础。首先，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恩格斯在 1889年 12月致格尔松·特里尔的回信中指出，无产阶级想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这个政党是各国政党组织中对社会推动作用最坚决的部分。恩格斯批评那些“患了议会症”的政党，不要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就认为“圣灵降临”而堕落，在处理各个政党之间相互关系和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把无产阶级作为“首要条件”。其次，“整个世界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进步，而领袖正是在群众中诞生的。恩格斯指出，那些想要抛弃“无产阶级热情”而学习资产者“良好的风度”的“领袖”，是“片面的工人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不应该“散布糊涂观念”，应该“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

五、结 语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新探索新阐释，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前提下，坚持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类解放根本目标的理想信念，同时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新情况，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开展坚持不懈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第一，恩格斯在同各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现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并不是简单的精神动力或潜藏在某些大人物背后的表面动机，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作用和反作用的共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在这一切因素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第二，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是有生命力的理论。恩格斯晚年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6年）、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1887年）的信中都曾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动力合规律性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的探索之中，表现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和实践性作用。第三，这一理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恩格斯晚年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断产生的新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进行积极探索，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分析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上对社会发展动力作了深刻的论述。第四，这一理论对认识和理解当今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提供了价值遵循和理论指导。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回答当下如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之问的理论宝库，是回应如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之问的理论向导，是回复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生活美好的人民之问的理论指引，是解答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的百科全书。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4期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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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广顺，法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14年影响力人物，辽宁省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优秀组织者，辽宁省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辽宁省委、省政府第六、第七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辽宁省委宣讲团成员。校友会2023中国高贡献学者，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

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理事，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辽宁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等，辽宁省出版物审读阅评专家，兼任多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学术期刊评委，兼任多所学校兼职（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规律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结项成果均获优秀评价。主持和完成教育部、辽宁省等省、部级科研基金项目50余项，咨政报告获国家和省级领导批示10余次。获教育部第七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1项、第八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1项，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政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1项，首届“国家教材奖”特等奖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项。在《求是》《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外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重要学术期刊（报）发表论文480余篇，《新华文摘》等转载60多篇。出版《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建设论》（人民出版社2011）、《美国茶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2016）、《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等著作、教材30多部。

唐瑞红，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表学术论文并参与了多项省级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