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歌 胡胜 王婧希.文学史书写中的“边缘经典”及其张力——以王韬的文言小说为中心[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115-123.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714.001

文学史书写中的“边缘经典”及其张力——以王韬的文言小说为中心

施歌 胡胜 王婧希

摘 要：在文学史书写中，“边缘经典”通常不具备“文学经典”的价值，却在实际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王韬的文言小说就是一个典型个案。早期文学史书写为其模塑出“《聊斋》者流”的刻板形象，后来书写者注意到王韬文言小说不同于《聊斋》的独特之处，为其开启“去《聊斋》化”的尝试。基于此，学界试图从文学史书写的“间隙”入手，将研究视点转移至文本分析与艺术考察层面，从人物、异域想象及跨学科等典型侧面挖掘其作为“边缘经典”的文学张力。可以说，无论对重写文学史的尝试而言，还是对文学经典化的考察来说，“边缘张力”都是值得关注的。

关键词：王韬文言小说；重写文学史；“边缘经典”

孟繁华指出：“文学史写作，需要注意区分‘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的差别。所谓‘文学经典’，就是经过历史化之后、经过时间淘洗、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所谓‘文学史经典’，是指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本身并不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讲述这样的作品，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文学史的叙述是不能完成的。”借此反观当下的文学史书写，则不难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建立在对“文学经典”的梳理与叙述上的，而至于“文学史经典”则往往被置于文学史书写的“边缘”地带。

当然，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以“文学经典”为轴心进行文学史书写是具备明显优势的，其既可以在纵向上明晰呈现文学演进的主流态势，也可以在横向上揭示各类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因而这种围绕典型作家、作品，借助典型化方法构建文学史书写的思路，其实是十分贴合文学史“传递”特点的。但反过来看，这种附丽“文学经典”的叙述模式，在有意无意间削弱了“文学史经典”的存在价值，进而使得它们逐渐成为“边缘经典”，被排除在主流叙述之外。而这些“边缘经典”的价值实际上又是不能忽视的——它们可能不具备文学艺术范畴内的代表性价值，但往往在文学历史的发展实际中扮演着突出的标识性角色，反映特殊的文学史现象，充当文学史整体建构的典型注脚。而相比于主流“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反复凸显，“边缘经典”的“失语”也能够从另一层面揭示文学史书写的逻辑、规律与不足。比如，冯伟便聚焦文学史书写中的“边缘”小说《九尾龟》，通过“难以被经典化的《九尾龟》”讨论观照“通俗阅读与文学史书写之间在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裂隙”，试图发现曾经“不被重视”的通俗文学的价值，并以此找到一种勾连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案。这提示我们，“边缘经典”的文学史张力同样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边缘经典”都具有意义，但不可否认，文学史中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被轻视乃至忽视的重要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王韬的文言小说便是一个典型个案。应该看到，王韬文言小说在晚清文言小说的整体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落实到具体考察中，聚焦作品阐释的单点考察却远多于放眼文学史层面的整体描述，这便导致在不同研究阶段内，我们对王韬文言小说之特征、价值、文学史地位的认知其实是局部特征鲜明，而又整体形象模糊的。这在客观上证明了作为“文学史经典”的王韬文言小说的“边缘张力”——尽管它尚未被纳入“文学经典”的描述序列，但其文学价值和影响早已得到了学界的反复核验。因此，本文拟进入文学史视域，尝试在复杂的文学史描述中为王韬文言小说提炼出一个相对典型、清晰的文学史形象嬗变过程，以在此基础上跳出文学史书写的“边缘”逻辑，通过其潜在的“边缘张力”反思其未进入“文学经典”序列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无论对“重写文学史”而言，还是就考察晚清文言小说的文学经典化来说，这都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命题。

一、“《聊斋》者流”：鲁迅对王韬文言小说的“边缘”建构

正如陈平原所言：“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近百年来，文学史书写中对王韬文言小说的叙述，整体上都未跳出鲁迅的言说语境，但鲁迅的相关言说其实是较为单薄的，统而观之，也不过只是其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一节中的寥寥数语：

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不难看出，这段言说为王韬的文言小说初步建立起的文学史形象是写“烟花粉黛之事盛”的“《聊斋》者流”。鲁迅先生为其贴上“烟花粉黛”的标签，本身就暗含“不登大雅”的价值评定，而冠之以“聊斋”名目，更证明鲁迅甚至无意考索其独特的文学特征。也就是说，自进入文学史书写伊始，王韬的文言小说便已经被弃置“边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知并非唯鲁迅独有，民国学者大都疏于讨论王韬文言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典型者如胡适，便更倾向于关注王韬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称“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在这种事业上，要算一个重要的先锋了”。且相比于鲁迅，胡适的考察方向影响更大——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对王韬思想、文化、翻译事业的考察稳稳压过了对其文学成就的标举。

即使在21世纪以后，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发掘王韬文言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总体而言，学者大都跟随《中国小说史略》，亦步亦趋，多聚焦“烟花粉黛”和“《聊斋》者流”作文章，“《聊斋》者流”进而成为一种刻板的文学史形象固定在文学史书写中。于是，王韬文言小说“边缘经典”的定位不仅没有根本转变，反而愈加稳定。具体而言，从主流文学史著述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除了沿用鲁迅的论说，大部分都未将王韬文言小说纳入叙述视野，而至于以后的文学史叙述，也大多是在鲁迅言说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延展，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即对王韬文言小说关注甚少，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则将其定位为“消闲之作”，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在谈到清代以后的短篇小说时，更对王韬文言小说只字未提，并直言“文言短篇小说则再也跳不出‘聊斋’框套，短篇小说没有多少发展潜力了”。可以说，特征鲜明、线索清晰而又流于刻板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近百年来文学史对王韬文言小说的描述轨迹。

但如若转换视点，聚焦王韬文言小说的“文学史经典”身份，则不难发现更多可堪腾挪的空间。比如，从创作实际着眼，便能够看到王韬文言小说的创作态势与文学价值，并以此揭示鲁迅对其“边缘经典”形象的建构逻辑。

首先，鲁迅对“《聊斋》者流”的言说，并不是泛泛之谈。从王韬对其三部文言小说的定位来看，他是有意比附《聊斋》进行创作的。如王韬所言：“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揆其缘由，除了王韬自身文学兴趣外，更主要的是当时《聊斋志异》“久已风行海内，家置一编，在小说中诚堪首屈一指”，可见其在通俗阅读市场的大为风行。不仅如此，号称较《聊斋志异》“实有过之无不及”的《志异续编》，以及“出书后早经脍炙人口，日下翻印甚多，原本无几”的“同文原印《图咏聊斋》”等多种形式的“变体”更是层出不穷。受此影响，王韬的作品《遁窟谰言》《淞隐漫录》等出版时也自然而然地被冠以“后聊斋志异”的名号。可以说，从王韬创作、出版文言小说伊始，其作品为“《聊斋》者流”的形象便被作者、读者、出版者共同纳入了文化经验范畴中。当然，这种经验的形成可能是集体无意识的，是出于大众附丽《聊斋》经典效应对文言小说做出的平均性的、一般性的接受选择，但毫无疑问，这也恰恰是“刻板形象”生成、稳定的主要途径。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看似随意的描述，实际上恰恰是对这一“刻板形象”的惯性提喻。

其次，鲁迅所谓“烟花粉黛之事盛”，实际上也是符合当时的文化、文学潮流的——晚清报刊发挥了显著作用。如《申报》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1874年11月13日）的“搜书”告白：

本馆现在搜求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之书，拟各陆续摆印，汇作丛书。惟见闻有限，藏弆不多。如有藏书之家珍庋秘本者，幸勿宝之帐中，慨允公之海内。函达本馆，即当代为印行，其原本自必珍惜宝护，不使伤损，竣工后封识缴还，并可奉赠新书，以为分贻亲友之用也。专望检之邺架，命彼邮筒，实为切盼。本馆告白。

《申报》的市场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其“告白”无疑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一类小说的发展。在这种市场潮流下，1875年《申报》对外发布“征刻说部”并托钱征征询《遁窟谰言》一书，该书出版后，“一时几于不胫而走”，“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申报馆随后趁热打铁，借《遁窟谰言》的热度迅速印行其笔记小说《瓮牖余谈》，并登广告称：“即前所排印之《遁窟谰言》，业已脍炙人口，几于传遍艺林矣。若兹之《余谈》一书，其笔墨又与《谰言》迥别。”而后，王韬相继有《瀛壖杂志》《海陬冶游附录》《海陬冶游余录》《花国剧谈》等几部小说出版。可以说，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集中出版，乃是受益于当时申报馆的“搜书”活动。

更重要的是，晚清报刊小说的创作与出版，都是以读者阅读兴趣为导向的，申报馆的“搜书”活动不仅证明了此类题材在公共领域中的流通力度，更以此反馈于王韬文言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王韬早期创作的几部小说可谓题材各异，如《瀛壖杂志》讲述上海风土人情，《遁窟谰言》专讲志怪和男女情事，《瓮牖余谈》则记录海外风情和太平天国战乱中的奇闻异事，《海陬冶游附录》描述沪上青楼艳迹。但此后王韬所编著的小说集除《漫游随录》外，题材几乎跳不出青楼和男女情爱，甚至还专门编著《艳史丛钞》。于今看来，这都是受到了申报馆之前“新奇、艳异、幽僻、瑰玮”的“搜书”号召的影响。不难看出，在“文学史经典”的层面上，王韬文言小说是具备相当的文学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主要诉诸通俗阅读群体，隐藏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而这恰恰是不被精英学者考虑在内的——普通读者更倾向于故事的趣味性和通俗性，小说作者则更追求作品的传播潜力与商业价值，反倒是精英学者立足文学批评，往往从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的角度评价作品。但问题是，精英学者才是文学史的“发声人”。

就此而言，鲁迅对王韬文言小说的“边缘”处理，其实是顺理成章的——尽管其认知经验是脱化于现实实际的，但表述立场仍停留于精英语境，而这又与这些小说的真实文学影响相背离。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同样受当时文化语境的影响。且不说在晚清小说批评的整体大环境中，学者对白话小说的关注远远胜于文言小说；更重要的是，“五四”学者对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又十分鲜明，如储大泓认为：“鲁迅往往透过文艺小说看当时社会，把小说作为历史来读，作为用文艺形式反映社会历史的作品来读。”温庆新更进一步作出阐释：基于国民批判与社会改良意图，《中国小说史略》的编纂体现出极为明显的“立人”思想与“为人生”的文学观。而王韬的文言小说，无论题材取向还是现实价值，都与当时的主流批评体系大为疏离。因此，从这些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抽象出来，便不难发现王韬文言小说作为“边缘经典”之于文学史书写的张力所在：王韬的文言小说固然是不符合“五四”以来文学史家的精英评价标准的，但问题在于，王韬创作文言小说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构造高水平的精英“范本”，而是构造对标市场与读者的通俗读物，其在通俗阅读层面上甚至比很多文学史书写中的同时期“文学经典”更具现实影响。而遗憾的是，如果以精英文学书写为前提，这种附丽通俗阅读的“现实影响”绝无可能成为叙述主流。

二、“去《聊斋》化”：学界扭转王韬文言小说“边缘”定位的尝试

可以说，王韬文言小说“《聊斋》者流”的“边缘”形象，既衍生于王韬的小说创作实际，也脱化于“五四”影响下的功利性文学批评风气。当然，归根结底，这都是限于对小说题材取向与现实价值的讨论的。因此，当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末，学术风气逐渐转变，学者开始关注、发掘王韬文言小说的艺术特点和文学价值，也尝试脱离“聊斋”的桎梏，为其塑造新的文学史形象，扭转其“边缘”定位。

具体来看，王韬文言小说脱离“聊斋”言说范畴的过程并不是断裂式的，而是渐进式的，其基本逻辑也是生发于常规文学史书写的。换言之，学者开始将视点转向王韬及其作品本身，论述重心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对“《聊斋》者流”的偏移。如陈汝衡在《王韬和他的文学事业》一文中便指出王韬的文言小说在继承《聊斋》的基础上，已经体现出较为鲜明的特性：“论故事内容则多谈封建社会男女的悲欢离合和才子佳人的艳遇，文章秾艳有余、风格不足，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是远不及《聊斋》的。不过以全盘而论，它们造成了晚清一种记叙文的类型，点缀社会新闻和眼前情景，有时也颇有韵味。”尽管论者仍对王韬文言小说的艺术品格抱有较为消极的态度，但令人欣喜的是，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回归晚清文学的整体视野，以重新界定其文学价值的姿态展开讨论。而某种程度上，就发现王韬文言小说的“边缘经典”价值而言，确立“姿态”比阐释内容更为重要。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王韬文言小说的独特价值，不仅明确突出其与《聊斋志异》的界限，更尝试将其彻底拉出“《聊斋》者流”的“边缘”定位，为其构建以王韬为中心的考察范畴。如陈建生的《论王韬和他的〈淞滨琐话〉》一文便十分典型。论者首先从创作主体观念入手，阐明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都是“孤愤”之作，是“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恶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而后，又以《淞滨琐话》为中心，重点谈其在艺术上的精致，“《淞滨琐话》在艺术上仿效《聊斋志异》却又明显地吸收了魏晋志怪志人和唐代传奇小说的长处；内容上以写花妖狐魅、烟花粉黛为主，实际上借以反映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作家自己的精神心态”。可以说，相比于之前的研究，陈建生的讨论是十分新颖的。论者真正立足于文学本位，客观、详细地讨论王韬文言小说在创作动机、情节设计、题材呈现、审美意蕴等方面的特点，这在突出其文学价值的同时，也暗含扭转其“《聊斋》者流”的刻板形象的努力。

尤其关键的是，这种努力是有成效的。如李景光指出，《淞隐漫录》在继承《聊斋志异》文言传统的同时，创新性地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且拓宽了海外题材的内容。再如后来，王立群接连发表的《鬼狐形象的消解：从“鬼狐性情化”到“凡人灵异化”——〈聊斋志异〉与〈淞隐漫录〉写作手法之比较》和《论近代西学对〈淞隐漫录〉中狐鬼形象的消解》两篇论文便颇具代表性。论者基于《中国小说史略》描述，通过从小说题材和人物描写等方面，将王韬文言小说与《聊斋志异》进行对比后发现，《淞隐漫录》倾向于将凡人灵异化，《聊斋志异》则倾向于将鬼狐性情化，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共同体现了鬼狐形象的逐步消解。王立群认为，这是由于王韬和蒲松龄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颇有差异，王韬文言小说中的新变化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 19世纪末期，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与之类似，张袁月的《论王韬对〈聊斋志异〉扶乩故事的继承与变异》一文，通过探讨王韬三部小说中扶乩故事的个性特征，并结合其个人经历和时代影响，阐明其小说主题是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与发展。

可以说，从转述鲁迅“《聊斋》者流”的声音，转向“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与发展”，学者对王韬文言小说的认知趋势是具有相当明晰的转型特征的。但这一转向实际上还停留在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描述逻辑中，即王韬文言小说虽然不能完全以“聊斋”而论之，但其仍是《聊斋志异》的衍生品，只不过在具体的文本表征中，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思想和艺术旨趣。换言之，出发点还是《聊斋志异》，落脚点也没有脱离“聊斋”的文学艺术范畴，只是有机羼入了具体的时代文化因素，因此，就本质而言，王韬文言小说“边缘经典”的文学史定位并未得到根本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学者开始有意识地隐去《聊斋志异》的“光晕”，真正从王韬文言小说的文本本身出发考察其文学价值，并尝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在多种层面上重新塑造其文学史形象，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王韬文言小说的“边缘经典”价值。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已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烟花粉黛”之事，而是着眼于作品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并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发展态势，将其从文学史书写的刻板形象中“解放”出来。

一方面，在文学艺术层面，学者开始关注王韬文言小说的文学价值，尝试从主题内容、思想寓意、创作技巧等维度重塑其“经典”形象。如陈玉兰、干宁宁在《“海岛漂流”母题在王韬“小说三书”中的新变》一文中分析了王韬涉海作品对传统“海岛漂流”母题小说的继承与新变。代顺丽的《王韬小说创作研究》则立足“题材”本位，较为系统地对战争小说、武侠小说、爱情小说和狭邪笔记小说四种题材类型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和归纳。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剑侠”等故事主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如张梦杰在《论王韬“小说三书”中的剑侠》中梳理分析了王韬小说里的剑侠故事，认为王韬因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在创作中引入了新的“情爱观念”，将剑侠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层面，学者亦开始强调王韬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性。如汤克勤认为，“穷愁著书”是王韬文言小说创作的思想主流。党月异则选择从王韬特殊的域外经历入手，认为“王韬文学观念变革中初步的文学救国意识、开放性的世界意识、娱乐心态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此外，常宁文通过将王韬小说置于晚清文言小说史的大范畴中展开对比考察，昭示其在创作动机、小说的内容和所表现的思想方面的特色。

以上种种，无论论述视角还是理论阐述，都体现出相当的创新性和延展性，这在将相关研究推向纵深的同时，也大幅度丰满了王韬文言小说的文学史形象。但问题同样典型：尽管学界不断拓宽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面向和理论方法，已经基本将其从“烟花粉黛之事盛”的“《聊斋》者流”这一文学史刻板形象中剥离出来，但遗憾的是尚未为其构建出清晰、立体的“文学经典”形象，遑论助其摆脱“边缘经典”的文学史定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按照文学史赓续已久的评价标准，王韬文言小说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品格的。也就是说，学者可以按照文学史的批评框架，从各个角度讨论、分析、提点王韬文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但无法（也无力）按照这一模式，反过来彰显其“文学经典”地位——“边缘经典”当然可以根据文学史的常规评价模式进行阐释，但它们很难在这种评价模式中获得“经典”价值。因此，如要构筑王韬文言小说的“文学经典”形象，还是要从其“边缘张力”出发的。

三、文学史的间隙：发现王韬文言小说的“边缘张力”

回归问题的本质，文学史书写中的“边缘经典”之所以呈现一种“边缘化”的书写态势，归根结底是因为既定的文学批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边缘经典”进入主流言说序列，而“文学史经典”的价值则恰恰落实于文学史书写常规范系之外的诸多面向，它们“由于文学性的欠缺或其他方面的因素，还不具有文学经典的价值，因此不具有再阐释的可能性”。进一步看，文学史书写是以典型作品为纲目、以典型现象为脉络的，但文学历史的发展实际并不是由这些被“追认”的“典型”紧密衔接下来的，恰恰相反，各个“典型”坐标之间仍留有大量的“间隙”，只是囿于一直以来刻板化、谱系化的文学史书写模式，这些“间隙”并没有得到增补坐标的机会而已。因此，当我们跳出“文学性”阐释，展开“现象性”或“概念性”解读，在“间隙”中找到确立“经典”坐标的可能时，则不难发现，“边缘经典”的文学史张力其实是相当充沛的。

实际上，已经有部分学者在有意无意中触摸到了这种基于“文学史经典”的“边缘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呈现的讨论。曾有学者强调，“所有女性角色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非任何人的附庸”。也就是说，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归根结底还是要从形象本身着眼的。学者普遍认为，王韬之所以塑造形形色色的异域女性形象，是借小说中女性的外貌及性格特征向国人普及西方社会对待女性的先进意识，是带有启蒙性质的。如杨增和的《王韬〈漫游随录〉中的异国女性形象》，主要从外貌、性格等方面分类列举了王韬是如何刻画西方女性形象的。相比之下，孙大海的《王韬文言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则进一步讨论王韬文言小说中异国女性书写所呈现出的两个特点，即传奇化与笔记化，并认为其在展示国外女学、引进特定文学形象、开创异国恋题材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魏欣则认为，王韬有意识地袭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形式与表现手法，刻画出了英国淑女群像，为“社会改革理念的推广、异域都市风情的展售以及个人化的抒怀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学者对其“边缘张力”的发掘逻辑，其实已脱离文学评价的范畴，进入文化阐释的视野之中。但这并不代表学者放弃了对王韬文言小说文学艺术价值的分析，反而是调整思路，借助这种之于文化观照的“边缘张力”，发现王韬文言小说更多的典型艺术特征，其中对于女性形象内涵的讨论便颇为典型。如孙大海认为，王韬笔下的西方女性“往往代表着先进文明，能够帮助中国人解决实际问题”，她们 “普遍尊崇中国文化，爱慕中国文人”，明显是王韬基于个人与爱梨、周西鲁离等女性的交往经历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寄托。党月异认为，《淞隐漫录》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折射出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文化演变的轨迹，同时表明了王韬进步的女性思想及婚姻观。李军锋则指出，王韬所建构的“乌托邦”异域女性形象“是对本土女性受摧残受压迫制度的控诉，同时也是忧国忧民的一种体现”。

其次，对异域书写与想象的讨论。虽有学者曾指出，“‘异域’乃是永不可抵达之地，正如‘他者’之求不可被‘理解’与‘把握’”，但王韬小说中的“异域”则更接近于一种对“现实”的虚幻投影，因而，学者的相关讨论也都是以现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体来看，有学者专门就王韬异域书写展开讨论，如王立群的《〈漫游随录〉中所塑造的英国形象》和《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两篇论文，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人文等方面集中讨论王韬是如何书写英、法两国形象的。也有学者侧重考察王韬异域书写背后的创作心态，如王晓文认为，王韬小说作品中的一些跨国恋爱故事，“表现了作家一种浪漫的想象、一种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对当时中国现实中现代性、启蒙性和科学精神的缺乏的一种曲折补偿”。相比之下，姜维枫反复强调，王韬在其作品中经由“他者”形象反观到“自我”形象，是对本土形象的留恋与反思，是其“自诩、困惑、惊惧、思考、焦虑、求索的心态变化，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纠结、融通的心路历程”。而曾丽容则更强调王韬是以“借鉴与宣泄的双重心理机制”去想象西方，在其小说作品中之所以用自我的文化思维推想出中国化的西方形象，是“希望通过重构后的中外关系获取拯救濒临危机边缘的中国行之有效的路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对王韬的文学作品展开论述。如党月异的《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王韬的文言小说》一文从文化研究出发，把王韬三部文言小说放在全球文化视野下，呈现中西文化观照中的民族自豪感、平等意识和爱国思想。张袁月的《从报刊媒体影响看王韬的小说》一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比王韬的三部小说，揭示出传播载体改变为小说情节内容、叙事模式、体裁、题材等方面带来的变化。边茜的《故事的再生产及其与媒体的关系——从〈淞隐漫录·纪日本女子阿传事〉说起》结合传媒载体与读者心理等探讨了王韬的创作动因与文本生成方式。魏先华的学位论文《王韬文言小说图像叙事研究》，则选择在图像美学视角下考证王韬文言小说的插图，并分析了其图像叙事对文字叙事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这么说，文学史书写对王韬文言小说“文学经典”价值的“边缘化”，迫使学者从“文学史经典”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已经初步完成了对其经典价值的“去《聊斋》化”建构之后，下一步便是从不同角度、层面，重新、独立地去阐释其价值。就此而言，回归其文学史书写，在经典作品的“间隙” 中发现“边缘经典”的书写张力，便是最有效的办法。正如上述案例，抽象来看，学者虽然是按照传统的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主题寓意等常规小说学考察路径介入对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的，但区别非常明显：学者并非套用小说学框架，亦步亦趋，逐步分析其文学价值，而是以此前文学史并不曾重点观照的方向，即强调其作为一种典型文学现象的现实影响和文化内涵，继而以此反哺其“文学经典”价值。而这种回归“历史现场”的考察，显然是一个常规文学史书写所欠缺的“间隙”——一直以来线性次序、以类相从的文学史书写框架，往往指向“追认性”叙述，而很少能真正将视点拉回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实际进行陈述。因此，我们固然不能就此认定王韬文言小说一定具有无可置疑的“文学经典”价值，但不能否认，至少在上述层面，它确实是具有突出代表性的。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史书写“间隙”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中为王韬文言小说发掘出更多的“边缘张力”。比如，按照文学史书写主流声音，我们对晚清白话小说的关注是远远多于文言小说的，这在客观上为晚清文言小说造就了一个众所默认的文学史形象：晚清时期白话小说跃居文坛主流，受“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等典型文学活动和谴责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典型文学作品的影响，文言小说早已衰退、式微，已不具备十足的文学影响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提倡白话小说者日见增多，可文言小说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大行其时，甚至揭开了文言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就是说，晚清文言小说并非不具备成为“经典”的可能，在历史真实中也不是被“边缘化” 的，只是百年来文学史书写为其定下了“边缘经典”的调子而已，而一直以来王韬文言小说的“经典”价值之所以没有得到更多认同，也与这一基调密切相关。

综上，不难看出，尽管目前主流文学史书写受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为王韬文言小说塑造出描写“烟花粉黛”的“《聊斋》者流”这一“边缘化”的文学史形象，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跳出《聊斋志异》的辐射范围，试图扭转其“边缘经典”的文学史定位。而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摆脱文学史书写的常规考察范式，从更多“文学史的间隙”入手，尝试发现王韬文言小说进入文学史书写的“边缘张力”。这种“边缘张力”可能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与严格的实践规范，但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一直以来程式化、谱系化的文学史书写逻辑，从另一角度展开“重写文学史”的思考与尝试。当然，这是个大命题，本文仅以王韬文言小说为典型个案，以期为后来研究提供微薄帮助。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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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胜，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游记跨文本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60）首席专家。出版《西游记与西游故事的传播、演化》（中华书局）等专著多部；曾获第八、九届辽宁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施歌，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