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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介:林木西 胡伟 王璐|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26-03-05 阅读量:

林木西 胡伟 王璐.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6):1-17.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06.011


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林木西 胡伟 王璐


摘 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基于2008—2023年全国26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分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既可以直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又可以通过优化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激发创新活跃度两条途径间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资源配置扭曲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创新活跃度的主效应显著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科技创新活跃度能够显著抑制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负向影响,而资源配置扭曲则显著加剧了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现代化产业体系;市场分割


一、引言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2025年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保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大首次将“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从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高度,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新要求。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四大特征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和开放性的四大特征高度契合。2025年 3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贵州省委、省政府汇报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市场一体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等重大议题展开了系统性研究。研究认为国家竞争力依赖于产业集群与统一市场的协同效应,而非单一企业优势。市场一体化通过产业集聚,降低交易成本来推进工业化进程。在路径上,市场一体化聚焦于促进要素流动,促进技术交流与创新,其核心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推动产业升级。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一体化通过优胜劣汰提升产业效率,而且市场一体化不仅直接影响本地企业,还通过技术扩散影响周边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市场一体化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上的理论延续。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制度性延伸,在继承要素流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和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旨在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一体化更多体现为市场机制主导的“自下而上”过程,其政策工具侧重于降低交易成本;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则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供链布局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顶层设计破除制度障碍、完善市场规则、优化政府职能,属于“自上而下”的治理升级。消除地方保护、打破市场分割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力抓手。

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对产业结构升级在提升经济效率与国际竞争力上的理论延续。产业结构升级聚焦于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多体现为产业间比例关系的调整和单一产业的技术进步,其核心是优化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强调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的系统协同,通过数字融合与绿色制造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国际经验表明,统一市场规则可以加速产业链现代化,而市场分割通过租金分配则会阻碍产业现代化。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全国统一市场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市场一体化或市场分割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市场分割是指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或私人利益考虑,通过行政管制和差异化产业支持等手段,使得商品、服务和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通受阻的、非整合的市场状态。一方面,创新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核,市场分割显著抑制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抑制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市场分割还会造成资源配置扭曲,阻碍产业升级。目前,鲜有学者采用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全面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空间上的异质性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基于 2008—2023年全国 26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及中介作用机制;其二,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对市场要素扭曲的影响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即对本地市场要素扭曲具有抑制作用,却会通过空间滞后效应加剧周边城市的市场要素扭曲,该结论进一步补充了市场分割对市场要素配置存在“U型”影响的研究体系;其三,异质性作用分析发现,创新活跃度的提升能够对冲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负面影响,而本地资源配置扭曲会加剧这一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消除地方保护、打破市场分割等方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机制分析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这一战略的提出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市场分割壁垒,以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高效配置重塑产业竞争格局,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市场分割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反向指标,其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方保护政策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本地企业,设置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区域流动。这种做法虽能在短期内保护本地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资源配置,但从长期来看往往导致资源错配,无法实现资源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突出表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或行政干预,增加了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阻力,从而抑制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是市场分割使得企业规模经济受限。企业规模难以实现跨区域扩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整合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生产“低端锁定”和高度重复的“内卷式”竞争,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三是市场分割会形成“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会通过本地保护措施减轻辖区内的市场要素扭曲,但是这一行为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周边地区的市场要素扭曲。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能因邻近地区的市场分割行为,进一步强化对本地企业的保护,这样虽然暂时缓解了本地的要素错配压力,但可能引发区域间市场分割的连锁反应——周边地区为应对要素扭曲加剧的问题,同样会采取保护措施,最终导致整体市场的资源错配问题愈发严重。再叠加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种“本地减负、周边增压”的空间特征,会进一步阻碍全国范围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因此,以设置行政壁垒的方式保护本地产业竞争优势的措施,反而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持续强化本地产业保护措施,形成“分割—扭曲—再分割”的恶性循环,最终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障碍。

四是抑制科技创新的活跃度。市场分割限制了企业发展空间,降低了创新收益预期。企业由于缺乏创新动力,进而减少研发投入,这可能会抑制全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体机制为:企业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获取创新资源和技术合作机会,导致创新投入减少,技术进步缓慢。此外,周边地区的市场分割进一步限制了技术交流和合作,导致区域间的技术差距扩大,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因此,必须通过消除地方保护、打破市场分割等方式,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激活科技创新动力,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可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

首先,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了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产业实体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产业现代化。第一,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制度规则的标准化,将运输成本降至临界阈值以下,触发生产要素向高效率区域集聚的“空间修复”机制。这种集聚不再依赖地理邻近性,而是依托数字技术形成“虚拟集群”。例如,可以通过东部研发中心与西部算力基地的远程协作,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域整合。第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分割本质上造成制度摩擦导致交易成本畸高,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通过负面清单跨省互认、信用信息全国共享等制度设计,将区际制度摩擦成本降低至市场扩张的边际收益之下,从而激活企业跨区域经营的动力。第三,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环境下,要素价格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调节市场供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消除行政干预,使各个区域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真实反映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如,通过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反过来倒逼劳动力输出地发展特色产业集群,从而形成“要素流动—结构升级”的良性循环。这种机制突破传统梯度转移理论的线性思维,构建起多中心、网络化的产业分工格局,最终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其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了产业绿色化。产业绿色化是积极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培育绿色产业新业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了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推动了绿色产业发展。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求环保资源和技术,减少环境污染,提升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新能源产业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下,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时,绿色产业的兴起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次,促进现代金融发展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四位一体”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现代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液”,人力资源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要条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统一和开放,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主要表现为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获得融资支持,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使得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最后,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超大规模的市场支撑。科技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动力。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使企业研发投入的固定成本被无限摊薄,超大的市场规模足以破解“阿罗信息悖论”,使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出现新的实践形态,并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构成“创新基础设施”,形成“知识生产—技术转化—价值实现”的接力机制,使创新要素的时空分离矛盾得以化解。新型举国体制通过“揭榜挂帅”等制度设计,将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构建起“风险分散—收益共享”的创新共同体,进而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具战略性和互补性。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1.基准计量模型

本文构建模型(1)以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直接机制:

其中,yit代表地区i在时间t的被解释变量,X1,it代表地区i在时间 t的外生时变变量,X2,it代表地区i在时间t的内生时变变量,B1和 B2分别是对应变量的参数向量;Z1,it代表地区i的外生时不变变量,Γ1是对应变量的参数向量;ui和vt分别代表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机制检验模型

理论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和提升科技创新活跃度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探讨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可能渠道,本文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构建式(2)至式(4)的中介效应模型。

mediit为中介变量,包括资源配置扭曲和科技创新活跃度指标;θ 为中介变量的参数。Ui,a、ui,b和 ui,c分别为模型(2)至模型(4)的个体效应,vt,a、vt,b和vt,c分别为模型(2)至模型(4)的时点效应。


3.空间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空间效应,本文结合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特征,首先通过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来识别空间效应的类型。然后利用似然比(LR)检验和 Wald检验,进一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的适用性。最后再通过 Hausman 检验,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之间进行选择。综合以上,本文最终构建了如式(5)所示的空间杜宾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

yit = α + ρWyit + βxit + θWxit + ZitΓ+ WZitΓ2+ μi + ςt + εit                               (5)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第 i个个体在第 t个时间点的值;xit是核心解释变量第 i个个体在第 t个时间点的值;W 是空间权重矩阵,用于描述空间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Zit 是控制变量集合第 i 个个体在第 t 个时间点的值;ρ是空间自回归系数,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对自身的影响;β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参数;θ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对被解释变量的间接效应参数;Г1是控制变量的直接效应参数向量;Г2是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对被解释变量的间接效应参数向量;μi是个体效应,用于控制个体层面的不可观测异质性;ςt是时点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时间层面的不可观测异质性;εit是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数(indt),借鉴林木西和王聪(2022)的方法,用城市级数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进行测度,正向度量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越高。

本文从全面性、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角度出发,结合现代化产业体系概念的产业实体性、产业绿色性、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5个目标层,下设12个准则层、36个指标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数据测算上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计算,以确定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相对重要性。在开展多指标综合评价研究时,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方法依据信息熵原理,通过计算各指标的熵值来确定其权重,从而科学地反映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熵值法的核心思想在于利用信息熵来衡量各指标的离散程度,即信息量的大小。信息熵越小,表明该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多,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应赋予较大的权重;反之,信息熵越大,表明该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小,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少,应赋予较小的权重。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在控制地理因素的市场分割条件下,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反向指标负向反映全国市场的统一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区域市场统一程度越低。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互为因果或遗漏变量可能存在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例如出于维持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考虑,地方政府可能会采用市场分割的政策,因此,市场化分割指数也是基准模型中的内生时变变量。指数测算上借鉴了盛斌(2011)的算法,选择七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先对价格指数取对数后进行一阶差分计算出相对价格:

将所有城市组合的相对价格方差按照城市进行合并,得到每个城市与全国其他城市的市场分割指数,最终得到的市场分割指数可以用于衡量各城市或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余东华和张昆(2020)、踪家峰和周亮(2013)的研究,选取了可能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控制变量:交通基础设施(road)、人力资本(hc)、环境规制(er)和区位熵(loc_entropy)等。其中,交通基础设施(road)为外生时变变量,用人均道路面积来衡量,以反映区域交通的便利性;人力资本(hc)为内生的时变变量,用城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er)为外生时变变量,用环保行业从业人口对单位从业人员数比值来衡量。此外,从空间经济学角度考虑,产业集聚也可能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本文采用 Isserman(1977)提出的区位熵(loc_entropy)概念来衡量区域产业专门化环境,同样为外生时变变量,具体公式为:

ei为区域某产业的就业人数(或产值),Ei为全国该产业的总就业人数(或总产值),e为区域总就业人数(或总产值),E为全国总就业人数(或总产值)。

由于地理距离所导致的市场分割不能反映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水平,本文引入外生时不变变量平均地理距离(avg_geodist)来控制地理距离所致的市场分割影响。以市场分割指数个体平均值最低的五个城市(重庆、桂林、广州、上海、天津)为基准,计算各城市到基准城市的平均距离,并采用0-1标准化,消除量纲,综合度量各城市产品抵达市场的距离。该变量严格外生,且不随时间变动,为外生时不变变量。


4.匹配变量

本文参考邓慧慧和杨露鑫(2019)的研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PSM)构建特征相似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对核心结论的干扰,选取交通基础设施(road)、人力资本(hc)、区位熵(loc_entropy)和人均本地生产总值(lnpgdp)4个匹配变量。其中,交通基础设施(road)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地区商品、要素流通效率,匹配反映两组的“硬件基础”差异;高技能人力资本(hc)是产业升级、技术突破的核心生产力,匹配反映两组的“人才供给”差异;区位熵(loc_entropy)衡量地区核心产业专业化程度,匹配反映两组的“产业基础”差异;人均本地生产总值(lnpgdp)匹配反映两组的“经济基础”差异,数据采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5.中介变量

本文中介变量为资源扭曲指数(rdi)、资源扭曲指数空间滞后项(WNN_rdi)和科技创新活跃度(tech)。其中市场资源扭曲指数(rdi),借鉴刘诚、夏杰长(2023)的方法,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测度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将资本价格设为10%(5%回报率和5%折旧率),劳动价格设置为实际人均工资。然后分别度量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与相应价格的差,并将两者的差相乘,构建市场要素资源总扭曲程度。取扭曲度最大的值为分母,衡量相对市场要素资源的总扭曲程度。数值越大,则市场要素资源扭曲程度越严重。本文借鉴这一成果,并按照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所总结的市场化分割对资源配置扭曲的传导机制,分析资本扭曲指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传导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选取的第二个中介变量是资源扭曲指数空间滞后项(WNN_rdi),其中空间权重矩阵为最近的 10个城市为邻近城市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以邻为壑”的现象导致“分割—周边扭曲—再分割”的恶性循环,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机制的关键一环。

本文选取的第三个中介变量是科技创新活跃度指数(tech),借鉴 ZHANG 等(2018)的方法,通过计算人均专利申请数和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并对二者进行 0—1标准化以消除量纲,再通过等权重线性加权求和构建该综合指标,用以衡量科技创新活跃度。


6.交互项

为检验核心解释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异质性机制,本文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在构建交互项前,已对核心解释变量和各中介变量分别进行中心化处理,以缓解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各交互项的具体内涵如下:

市场化分割指数与本地资源配置扭曲的交互项(meg×rdi):用于检验本地资源配置扭曲在市场分割影响被解释变量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通过该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可判断本地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差异是否会改变市场分割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或强度。

市场化分割指数与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的交互项(meg×WNN_rdi):聚焦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的异质性作用,考察当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水平变化时,市场分割对产业体系现代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进而揭示区域间资源配置关联对核心作用机制的干扰效应。

市场化分割指数与创新活跃度的交互项(meg×tech):该交互项用于捕捉创新活跃度在市场分割影响被解释变量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可以用来判断科技创新活跃度的差异是否会改变市场分割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或强度。


7.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涵盖 2008—2023 年中国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个城市公布的统计公报。针对数据缺失问题,本文剔除了部分观测值连续缺失的城市,然后对剩余263个城市中观测值仍有缺失的部分采用了线性插值法填补了缺失值。因此,本文的变量观测值均为4208个,为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及讨论

被解释变量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与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分割(meg)互为因果或遗漏变量可能存在于两者的相互关系中,例如出于维持本地产业体系比较优势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会采用市场分割的政策,这意味着导致市场分割的行政行为具有内生性。直接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将导致模型参数估计偏误,影响结论和建议的有效性。因此,选择有效的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才能使模型结论更可靠。事实上,除了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市场分割之外,地理距离也是造成市场分割的客观因素。距离市场较远的城市,运输成本较高,即使没有采取市场分割的行政行为,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其市场分割程度也会更高。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负向指标,应该主要反映行政行为所致的市场分割。所以,控制地理距离的市场分割在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中尤为关键。然而,地理距离作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无法估计出它的回归系数。本文以双向豪斯曼-泰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引入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距离变量,控制地理距离造成的市场分割,具体处理方法是在第(1)列模型控制了个体效应,没有控制时点效应;第(2)列和第(3)列均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其中,第(2)列采用时间虚拟变量控制时点效应。考虑到引入年度虚拟变量将消耗大量自由度(15个参数),面临估计精度损失、统计检验效力下降和过度拟合的风险,而正交多项式设定仅需四阶参数,在保证时间趋势灵活性的同时规避了自由度危机。第(3)列模型参考陈强(2015)的做法,采用时间趋势四阶多项式控制时点效应,并借鉴 WANG 等(2020)的方法,通过正交化处理高阶多项式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本文数据是否适用于豪斯曼-泰勒估计方法的检验。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至(3)的 Sargan-Hansen统计量分别为13.944、4.108和4.121,这说明未控制时点效应的过度识别检验拒绝原假设(Sargan p=0.003),表明工具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然而在控制时点效应后,无论采用年度虚拟变量(p=0.250)或正交多项式(p=0.249)均无法拒绝原假设。这一转变揭示了未观测时间趋势同时污染了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而时点控制有效阻断了此传导渠道,使估计量恢复一致性,豪斯曼-泰勒估计是有效的。并且个体效应在残差波动中的占比 Rho的取值在 0.925到 0.941之间,此时豪斯曼-泰勒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对于方程整体显著性来说,本文首先构建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化分割指数(meg)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仅剥离个体异质性时,难以识别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显著影响。进一步引入时点固定效应,构建控制个体和时点的双向固定效应的模型后,市场化分割指数(meg)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市场分割程度提升会显著抑制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这一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在未控制时点效应时,模型遗漏了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共性冲击,这类宏观冲击的影响被纳入市场化分割指数(meg)的系数估计,导致其真实效应被噪声掩盖,表现为系数不显著。因此,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模型可以有效排除非观测宏观因素的干扰,更精准地识别出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indt)的净效应。鉴于模型(3)用正交多项式控制时点效应会节省11个自由度,并保持与模型(2)同等的工具有效性,本文将其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是可行且必要的。

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来看,在控制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的条件下,代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负向指标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标(indt)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统计关系上,市场分割抑制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故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市场分割壁垒,能够有效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此外,地理距离的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不控制地理距离的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将会高估其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负向指标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所以,在估计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时,采用豪斯曼-泰勒模型控制内生性和地理距离的市场分割影响,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作为治理目标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利用Bootstrap法、剔除直辖市样本和剔除2020年后数据子样本三种方法来验证本文模型及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如表3所示。

Bootstrap法主要针对城市样本量有限可能导致的统计推断偏差,通过重复抽样构建系数经验分布来验证结果统计的稳健性。从回归结果来看,在 Bootstrap法下,市场化分割指数(meg)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印证了在不同随机抽样场景下,本文主要结论的统计可靠性仍能得到保障。

剔除 4 个直辖市后对子样本回归,可以排除直辖市特殊行政权限与资源集聚性的干扰,验证结果在普通城市的稳健性。剔除受疫情影响样本后对子样本回归可以规避 2020年后新冠疫情对城市发展的外生冲击,验证结果在常规场景下的稳健性。从回归结果看,剔除直辖市的子样本回归和剔除受疫情影响样本的子样本回归的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均显著为负,且通过了 5% 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普通城市样本和常规场景样本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显著影响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得到初步支撑。

考虑到子样本回归中市场化分割指数(meg)系数绝对值变小可能是样本初始特征差异所导致的效应偏差,为进一步剥离初始特征差异对核心效应的干扰,精准识别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净效应,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通过匹配特征相似的观测值构建更可比的样本组,进一步验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从回归结果看,市场化分割指数(meg)的系数仍显著为负,印证了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净效应的可靠性。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中交通基础设施变量(road)匹配后,偏差从11.5%降至5.7%;人力资本(hc)偏差从6.9%降至1.4%;区位熵偏差从3.2%降至2%;人均GDP偏差从7%降至1.1%。这表明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核心解释变量上的系统性差异已被有效消除,样本达到了良好的平衡状态,PSM 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影响的内在路径,结果如表5所示。

模型(1)、(3)和(5)分别是市场化分割指数对科技创新活跃度、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指数和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指数的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市场分割对本地创新活跃度和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市场资源配置的空间滞后项则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模型(2)、(4)和(6)是加入中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中介变量均显著,且在 Bootstrap 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即在市场分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负面影响的机制上,市场分割通过抑制本地的科技创新活跃度和空间溢出造成周边城市的资源配置扭曲,进而对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而市场分割显著降低了本地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程度,这支撑了前文关于地方政府设置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区域流动、保护本地企业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论述。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通过设置行政壁垒的方式保护本地产业竞争优势的措施,最终会加剧地方政府间的博弈,持续强化本地保护措施,形成“分割—周边扭曲—再分割”的恶性循环,最终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障碍。因此,无论是对本地市场资源配置扭曲还是对周边城市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最终都会负向传导到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


(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部分在空间计量分析之前,首先按照最近的10个城市为邻近城市构造邻接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全局Moran’s I来验证被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经检验,被解释变量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和控制变量区位熵(loc_entropy)、交通基础设施(road)等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上显著。其次,根据LR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市场化分割指数(meg)空间效应的主效应同基准模型一样,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负向影响显著,恰恰验证了在空间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正向影响的观点。其空间溢出效应虽然系数也是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周边地区市场分割并不直接作用于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介变量科技创新活跃度(tech)的空间主效应和溢出效应均显著,这说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活跃度,间接推动了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系数为 0.101)。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地区科技创新活跃度的提升也对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虹吸效应(系数为-0.028),但效果明显小于本地科技创新的作用,科技创新的总效应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有正向影响。中介变量市场资源扭曲指数(rdi)的空间主效应和溢出效应也都显著,再次验证中介效应的量化关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城市市场资源配置扭曲(rdi)的空间溢出的负向影响(系数为-0.011)超过本地的主效应的正向影响(系数为 0.007)。这说明,以地方保护为目的的市场分割政策最终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三)异质性作用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本地资源配置扭曲(rdi)、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WNN_rdi)及科技创新活跃度(tech)特征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分别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市场化分割指数(meg)与本地资源配置扭曲(rdi)、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WNN_rdi)、科技创新活跃度(tech)的交互项,采用双向豪斯曼-泰勒模型,控制地理距离和市场分割内生性,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1)中 meg×rdi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 2.422),表明本地资源配置扭曲(rdi)对市场化分割指数(meg)与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这说明本地资源配置扭曲程度(rdi)的加剧会强化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对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负面作用。理论上,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依赖会与市场分割形成“双重约束”:市场分割阻碍要素跨区域流动以修正错配,而本地错配又因市场分割无法通过外部资源弥补,最终使市场分割的负面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模型(2)中 meg×WNN_rdi的系数不显著(系数为 0.103),表明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WNN_rdi)未对市场化分割指数(meg)与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关系产生统计上显著的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周边资源配置扭曲的“空间溢出效应”有限,其对本地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未与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形成协同机制;二是本地通过政策干预弱化了周边扭曲的潜在影响,其对核心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未得以显现。

模型(3)中 meg×tech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为-7.736),表明科技创新活跃度(tech)对市场化分割指数(meg)与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这意味着科技创新活跃度的提升会显著削弱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对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科技创新活跃度提升时,技术进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等路径,对冲了市场分割的负面冲击,最终表现为交互项的显著负系数。

综合以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本地资源配置扭曲和创新活跃度对市场化分割指数(meg)与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关系存在显著异质性作用(本地资源配置扭曲正向调节、创新活跃度负向调节),而周边城市资源配置扭曲的异质性作用不显著。这一结论揭示了本地资源配置扭曲、周边资源配置扭曲和创新活跃度对市场化分割指数(meg)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indt)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市场化分割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从理论和实证结合上分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打破市场分割,既可以直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又可以通过优化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激发创新活跃度两条途径间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二是从空间效应上看,市场分割的主效应直接抑制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但没有对周边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造成空间溢出效应;科技创新活跃度既在主效应上促进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又在空间溢出效应上对本地城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生反向虹吸效应。而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指标的主效应不仅没有抑制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反而对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轻微的促进作用,其空间溢出效应则更深地抑制了本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此,只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各个城市的市场分割,才能从全国范围内整体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三是城市创新活跃度越高,越能抑制市场化分割指数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负向影响。其核心逻辑在于,创新通过推动技术突破、培育新兴产业、降低传统资源依赖等路径,有效对冲了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壁垒”“资源配置锁定”等问题,成为缓解市场分割负面冲击的核心驱动力。本地资源配置扭曲则反向加强了市场化分割指数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当本地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严重时,市场分割将通过“区域壁垒”阻碍要素跨区域流动,本地资源错配难以通过外部资源修正;更严重的是,“地方保护式”的资源错配进一步固化了“低效率生产模式”,最终放大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抑制作用。


(二)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在全国层面建立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依法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类规定和做法。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重点推进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建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制度规范。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促进区域间的产业协同与资源共享。

二是坚决消除地方保护和打破市场分割。推进市场监管标准化建设,统一环保、质量、安全等重点领域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在地方政府间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对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和责任追溯制度。在弱化地方政府市场分割动机方面,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在产业政策方面,鼓励产业在区域间的合理转移和优化布局,避免产业过度集中导致资源锁定和市场分割。在产业金融方面,充分发挥产业金融运作模式机制在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的资源协调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提供无歧视差别的产业金融服务,打破地方经济中可能存在的保护主义壁垒。

三是紧扣“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部署。首先,强化企业创新主导,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聚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通过科研人员激励机制,激活企业创新活力。其次,打通创新转化堵点,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制造业布局行业大模型、建设数字园区,以数智技术突破市场分割所导致的技术扩散壁垒,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平台,整合跨区域研发与制造资源,形成“创新—产业化”链条,推动创新活跃度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四是完善资源型城市转型支持体系。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将资源税地方留成比例与转型绩效挂钩。支持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向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延伸,率先在山西、内蒙古等地区试点“风光氢储一体化”绿色转型示范工程。

五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强化政策协同。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城市群等区域试点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与产业转移税收分成制度。各地方政府之间探索建立碳排放权和用能权跨区域交易机制。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发布区域市场一体化指数报告。在行政管理上,将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对地方保护行为实施“一票否决”,为破除市场分割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有力保障。推广“跨省通办”“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模式,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试点企业登记、税务申报等事项的跨省互认并逐步推广。

六是健全政策实施保障机制。加快制定公平竞争审查法,建立跨区域法律适用统一性审查机制。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展区域性立法协同试点。建立中央与地方协同督导机制,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纳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同时,在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区域试行建立跨省市联合督查工作组,实施重大工程清单化管理。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6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K6QWI_fIKJHC5fRCfhbdMFmlS7x84-qW9hCO0vuNT6ynh3vS-GLPj1AaRAzIomwmp1__hU61B7r6s3ecpBO4UR0spQf4UEsnqtOzXICzlLYZDPL9dEWT74Y90F1PTwsFwEnwNCjkGFJq9mXJppcFkkaeerCgYwddlIpzg5YAtT65Eu1_kUF44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林木西,辽宁大学资深教授、国民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级人才计划第一批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获得者,首届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应用经济学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学科专家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哲学社会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得者。现为“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辽宁大学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国家重点教学基地”辽宁大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辽宁大学经济学专业、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负责人。长期从事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方面著述尤丰,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重大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主要研究成果曾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批示,一些成果被政府有关部门、企业(集团)采纳,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王璐(通讯作者),辽宁大学国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沈阳市拔尖人才。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副主任、辽宁大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教材建设奖主要完成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胡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相关领域研究,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国民经济运行等方向的理论与实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