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杰 李佳奇.新世纪以来小说家年谱的时空叙事策略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6):103-11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51028.001

新世纪以来小说家年谱的时空叙事策略研究

吴玉杰  李佳奇

摘 要：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小说家年谱在纵横交织的艺术时空体中，编织作家的文学经脉，一改此前一维的时间塑形，基于主体形象塑造展开叙事时空重构，既纵向铺陈作家著述行迹的时间线，又设置横向关联的空间场，同时对多元时空关系进行诠释。在人为时本的时间塑形、深植于地的空间聚焦，以及时空一体的交互对话下，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实现了现当代小说家之事、史、文、思的立体化保存，构筑了贯通一生、覆盖全面的文学史略。

关键词：新世纪小说家年谱；时空叙事策略；文学生态

在数百年年谱发展史中，小说家年谱一直处于书写与建构的过程中，年谱编撰实践不断丰富完善。21世纪以来，在史料研究不断被强化的学术语境与文化场域之中，小说家年谱成为文学现场尤为活跃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呈现出具有先锋意义的时空叙事实践。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一改此前一维的时间塑形，从传统年谱的时空创设旧制中走出，创造性地向空间维度拓展，同时基于主体形塑需要对时间运行轨迹进行重组。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将纵向铺陈的时间线与横向关联的空间场总汇一书，在时空一体的交互对话下，编织作家的文学经脉，建构起布局谋篇的叙事美学与表意框架。本文以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家年谱（专指离集而独立的专著类年谱）为核心，对其时空结构以及关联性叙事展开探讨，开掘其转化性再造特质，拓展年谱研究视域，以期对年谱书写实践提供某种参照，进一步推动作家经典化进程。

一、谱主生命与文学生态：人为时本的时间塑形

人与时的合流是小说家年谱编撰的应有之义。朱士嘉强调，年谱叙一人之史，“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梁启超指出，年谱应一年一年叙述一个人历史的经过。历来年谱以时为序考订作家行事，表现出对抽象时间形式的看重，却也忽略了作家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作家生命景观的内在环节被置换为时间轴线上一系列精确刻度，几乎等同于时间的构成元素，很难逸出时间之外而独立存在。但正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厄尔玛斯所指出的，犹如昆虫的鸣叫等一切事物本身内在的时间尺度、自身的时间节奏，才是对时间的忠实记录。时间就在生命之中，在历史之中。新世纪小说家年谱着意打破此前以时代事的叙事常规，前置并外化主体，展开生命与时间的对话和鸣。作家其人其事洞穿时间外壳的遮蔽，由隐显明，与时间链条交织一体。年谱时间沉入作家人生来路的起落沉浮，成为个体生命的另一种存在与象征，显示出对内在生命活力的深观。

首先，事经时纬的线性进步序列构建。梁启超指出，年谱“叙述一生事迹，完全依照发生前后，一年一年的写下去，不可有丝毫的改动”。一般来说，年谱所容纳的文学事实，均为历史场域中的真实存在，本身便有其现实的真实时间。同时，这些既定事实的发生，有其固有的逐年逐月逐日的时间前进轨迹。作家生平行事遵照其本原的时间刻度及向度，还原为年谱中无差别的时间散点，存在于时间的自然流动下，构建起单向顺延、似连实断的线性时间链条。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作为传统年谱的转化性再造，同样基于此前彼后的线性“还原”架构组织作家生平。但更为重要的是，年谱在承袭自然时序链条的前提下，开拓性地向主体内在的意识时间掘进，将内生于作家经验和行为之中的“生命内在时间结构”沉入断裂的时间轴线。年谱力求通过作家生命进程的前后相继贯联孤立、静止的时间（或事件）散点，以今胜于昔的文学生长轨迹，复原时间链条上的离散与间断，建立起时间还原下的一脉相承与纵深延展。年谱先与后的时点顺延，包裹在由旧至新的生命演进下。每一瞬间都力求携带过去又接续未来，提示着生命状态的不断更新。年谱的线性时间之流，已然超越单纯的时间还原范畴，重构为一个“有意志的、导向某一目标的，或者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动态生命历程，表现出绵延与发展的深刻意涵，达成对作家进步轨迹的实在性显现。20世纪80年代末，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撰的四卷本《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2000年增订版）便提出关注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辉煌业绩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本质特征”。该年谱致力于将鲁迅伟大的生命瞬间在自然时点上归位，显示出把握生命一时一刻的意愿，但作家每一时刻的生命伟力，仅仅被定位于“此时”的时点坐标中，并非紧随时间流变绵延生长，止步于静态、固化的散点式在场。四卷本《鲁迅年谱》已然突破传统年谱以时代事的时间还原形式，开创性地使生命瞬间的伟大力量凸显于时点之中，但伟大瞬间之间的互不可分，却未能于时间之流中清晰显现。进入21世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基于四卷本《鲁迅年谱》而撰写的《鲁迅年谱长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在聚焦各个生命独立瞬间的基础上，进一步留存了作家人生路径的连续性经验。这部年谱将“鲁迅的战斗经验”内置于自然时序的顺序流动下，以生命之流的持续演进为外在时序结构赋能。无论是民族危亡时刻呼唤乡人坚持斗争，唤起国人之精神的爱国战斗，还是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的启蒙战斗，《鲁迅年谱长编》以“战斗”的环环相扣与逐层递进，为时间的逐点前进提供内在的连贯意义与发展动力，构建起“战士鲁迅”持久进步的线性人生轨迹。黄乔生则以建立谱主一生丰富的时空联系、内部的逻辑关系，做前后变化过程的完整叙述，作为其编著《鲁迅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的追求，鲁迅的生命时刻在其对进化论的继承、维护以及超越这一脉络下演进，显示出不断拓深的历史进步意义。反观21世纪以前，无论是王观泉所编《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还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所编《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或是由鲍昌、邱文治编著的《鲁迅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年谱皆展开自然时序流动下的作家还原，呈现在场却解构了源自生命本身的进化力量。曹洁萍、毛定海编著的《高晓声年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将少年：文学美梦（1928—1947 年）—“新专”：热血沸腾（1948—1950 年）—开笔：小试牛刀（1951—1956年）—“井喷”：小说佳作（1979—1985年）—晚年：最后一搏（1992—1999年）这一向“新”趋进的文学生长之路，直接凸显于年谱的目录章节中，同时再现于时点的顺序罗列下，构建起超越旧我、持续演进的线性时间进程。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建立起以事为轴、以时为序的线性进步序列，以此为文学生命的延续性、生长性与整体性写下见证，作家生命景观的广延与厚度全面显现。

其次，非等时叙述下的生命律动演绎。梁启超主张年谱有一事便记一事，一年一年做下去。传统年谱叙述中，无论是作家生平的重要节点，还是其文学生涯的日常印记，甚至是求学求医、交游往来、言行风貌等繁枝细节，凡是史实钩稽所到之处，全部按照史事发生与演变的本原时长，赋予其年、季、月、旬、日的时间标度。作家生平行事不论主次轻重，基本保持其本事时间与年谱文本时间的一致。它们以一事一条目的形式，平等并置于时间轴线上，建立起匀速平铺的索引式时间表达。此种等时叙述实现了对作家文学坐标的精确标注与定位，却也因其对时、事的机械录入，不慎埋没了作家生命各个时刻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内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文学生命原初脉动的掩盖。新世纪小说家年谱跳出既有的等时叙事框架，在确保史事据时实录的前提下，展开时距变形下的生命律动演绎。其将作家行事的层级秩序，作为衡量时间尺度与时点密度的内在标准，结合史事对文学人生影响的程度差异，决定其在条目中的分布数量与所占篇幅，确定其从“年”到“时”的条目时间精度，展开时点分布的疏密布局。对于作家生命的关键及转折节点，新世纪小说家年谱进行延展式叙述。本事的条目时间通常精确到“日”乃至“时”，一个条目内不仅涵纳这一时刻发生的史事，同时还辅以其他相关时刻的史事作其旁证，又或者某一时刻的史事用于多个条目表述，本事延续时间短而经历时间长，构成重要文学瞬间的深描或定格。而对于相对次要的琐细史事，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则采用概要叙述。本事的条目时间跨度扩大至旬、季、年，日、月从略，将若干时刻发生的史事凝缩到一个条目呈现，或是一个条目中涵括同一时刻发生的多件史事，生命时刻的占有与流逝微不可察。李标晶所著的《茅盾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年）中，关于茅盾早年求学经历的叙述，凡举茅盾走向文学道路的生命时刻，因其关联作家文化背景的形成，年谱往往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一“日”内聚合焦点事件及与之相关的多元信息。如茅盾小学作文《翌日月蚀文武官员例行救护说》，这一表现茅盾文学天赋与反封建思想萌发的标志性事件，条目时间精确到 1909年 11月 26日，文章内容、老师两次批注及同时期作文情况也包含在这一条目内，延长叙事以放慢时间，完成对重要文学节点的凸显。而涉及升学信息、同学往来等，李标晶所著年谱仅仅以事系年，如记“1911 年上半年，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上半年”一个条目中概述了读书时期的半年日常。相较之下，21世纪以前，万玉树编著的《茅盾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中，在植材高等小学写37篇作文，以及就读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两个节点，被置于1909年冬与1911年夏两个均等的时间单元下。查国华所编《茅盾年谱》（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 年），以及唐金海、刘长鼎主编的《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年）同样就茅盾行事展开无差别的等时实录。另外，21世纪以来由陈建军编著的《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武新军、王松锋所著的《韩少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中也容纳文学生命的非等时呈现。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将作家生平行事安放于等时、延展与概要的连续与交替下。抽象时间链条中注入了生命每一时刻的鲜活脉动，作家生命历程的气象万千与起伏波澜铺展开来，文学生长之路的动态韵律由此尽显。

最后，反线性时序设置下的行事因果诠释。传统年谱叙事中，作家事迹“全以发生的先后为叙，不能提前抑后”。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在秉承传统顺序叙事的基础上，展现出时序结构构建的新可能。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在自然时序的顺叙轴线上，嵌入局部的反线性时间畸变，力求通过时点的跨时跳跃与链接，明晰文学行事之间的繁复关联，探照个体生命进程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演进逻辑。一方面，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将由日记、书信、自传史料构成的回忆性叙述，引入生平行事发生的现时叙述中，通过“回忆”的追溯与补全，形成对过去的召唤或未来的预见，以此串联自然时间轴线上相关却不相邻的文学事件，揭示历史演进中的来因去果。袁培力编著的《萧红年谱长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 年），在记述 1937 年 7 月底上海《作品》半月刊主编范泉向萧红约稿一事时，条目中同时援引了范泉关于萧红的回忆，指出，1947年范泉为寰星书店编辑文学丛书，用骆宾基提供的桂林河山版《呼兰河传》做底本，出版了上海寰星版《呼兰河传》，为著名版本。1937 年是事实发生的现在时，1947 年范泉出版萧红小说则是在回忆勾连下逸出现时叙述的未来时间。“范泉回忆”将未来纳入现时中，形成对二人后续交往，以及作品出版缘由的提前预告。同时，以《呼兰河传》1940年 9月 1日开始连载，12月 10日完稿，至 12月 27日连载完毕，小说这一写作与发表时间为基准，范泉回忆性叙述中提示的 1947 年这一“底本时间”，同样构成逆时点顺叙的事先讲述，实现对《呼兰河传》未来出版情况的预先提示。《萧红年谱长编》借由“回忆”牵动现时与未来，使得《呼兰河传》写作发表的因果始末得以贯通，构建出清晰连续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新世纪小说家年谱着意设置本事时间与时事时间的跨时点叠合。传统年谱时事条目往往对中外大事记无差别录入，并未总是基于与本事之间的直接关联。时事与本事在各自的时间线上相互独立，形成双线并行下文学与时代的脱节状态。新世纪小说家年谱构建起时事与本事之间的一体联结，时事往往在本事时间线上持存和延续，呈现为作家行事的背景渊源；年谱在时事与本事双线时间的跨时点交叠下，展演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互动，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能量所在。王增如、李向东编著的《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930年的时事条目中，仅列“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一条；同年同月的本事条目中，记录了丁玲由左联成立前“我不参加罢”到为普罗文学而欣喜的思想转向；此月后的每一本事条目都紧密关涉时事，详细铺陈了丁玲逐步“左转”的文学道路。本事与时事的跨时叠合，实现了丁玲与左翼文艺运动，也即与时代文学现场的接合，钩沉了作家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张惠苑编著的《张爱玲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以及谢家顺所著《张恨水年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同样在时事、本事跨时对话下，使作家与时代的同行协奏浮出地表。在年谱的非线性时序安排下，原本零散的文学事件以因果关系相联结，文学生命的建构之路得到详细注解，生命演进表层下潜藏的过程性得以诠释。

新世纪小说家年谱构建起一种“人为时本”的时间架构，这一架构超越了传统时间仅作为外在度量标准的局限，紧密结合作家生命运行的时间性，通过线性发展、非等时与反时序变形等一系列时间塑形，使时间存在形态随作家生命历程而动态变化。在生命与时间的互渗互融下，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实现了由抽象概念到具象展现的跨越，视野也从单一扩展为整体，达成了生命的真正在场，实现了作家内在自我的真实降落与深刻表达，作家生命的丰盈与脉动得以全面铺展。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呈现出绵延又宏阔的脉络与意涵。

二、系地、故乡与审美：深植于地的空间聚焦

作为作家生命行迹的立基之地，空间视野之于年谱叙事而言同样意义重大。新世纪小说家年谱突破传统年谱重时轻地，甚至是有时无地的单一格局，在以时为序的同时，力求“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从空间维度探照作家行事。其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形式，展开文学事象的空间化处理，显示出对空间主体性的强调与建构。

首先，地理空间的精确考述。小说家年谱早在编制之初，曾短暂地表现出对“系地”理念的关注。古代作家年谱在编次谱主出处、作文之岁月的同时，还标举以地系年、以事系地，注重从空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地点。但前贤所确立的“系地”方法，并没有延续到此后的作家年谱编撰中，近现代年谱甚至存在“系地”实践的明显缺失。新世纪小说家年谱着意从“轻地”的历史断裂中走出，积极接续并复兴或被遗忘或被忽视的“系地”传统。其致力于重建人—地、文—地之关联，利用地方报刊著述、地方志等地方性史料，或是宗谱、族谱等记载世系与地域沿革的谱牒类史料，精准复原作家行事所涉的地理空间，完成对作家籍贯地、居住地、创作根据地、经行地等关键地理信息的定位与呈现，使作家回归自我的文学地理坐标，确证地理文化身份。袁培力编著的《萧红年谱长编》对萧红籍贯地展开严密考证，务求精准系地。该年谱以“山东布政使东昌府莘县长兴社东十甲杨皮营村（今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董杜庄镇梁丕营村）”标记萧红祖籍的地理位置。相较于此前时期曲守成、王观泉等学者，以及同时期季红真、郭玉斌、章海宁等学者的概貌式考述，《萧红年谱长编》在籍贯地记载中加入了“布政使”这一历史要素，且指出了地名的沿革变更。历史上，东昌府属山东布政使司，《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年谱）同样十分注重地理单元的考证。其中，李桂玲编著的《莫言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张光芒和王冬梅编著的《铁凝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张学昕编著的《苏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何平编著的《范小青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梁鸿编著的《阎连科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均在开篇便展开作家祖籍与出生地的溯源，地理信息细化到乡镇街道，落实到具体的地理景观，对文学生长的根脉进行追溯。《莫言文学年谱》直观展现了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从“民国时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地域变迁，以及河流密集、洪水泛滥的地理形貌，揭秘莫言河流叙事的地理之根。新世纪小说家年谱通过地理空间的精心营建，精确复现了作家作品地方性特质的历史根源，实现了对作家其人其文内在地理基因的溯源，文学生命的地理根系得以清晰显现。

其次，回返故乡的心理空间探源。现当代小说家因求学、战争、工作、旅居等原因，形成了由故乡到他乡的空间流转。作为行于彼方的异乡人，作家在地理空间的腾挪中，感受到了与故乡无法割舍的地域血脉联系。故乡之于作家而言，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置，它凝集着作家的生命驱力与情感记忆，也是其创作的精神源泉。这种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作为一种基于地域空间感知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显示出空间经验与情感积淀下的“空间情结”意义。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专注于表现作家深刻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甚至将故乡情结作为主导性的心理能量，牵引作家生命行迹的展开。其在述史进程中潜藏着一条怀乡情感流动线，隐伏着对乡恋心理的探照。《贾平凹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中，张东旭对贾平凹其人其文的处理方式不限于只录其题、列于条目，而是借由“彰显谱主个体性情、创作心理的话语”，还原作家深厚的乡土依恋，展现作家意识深处的心灵图景。在介绍贾平凹的创作前史时，该年谱记载了作家遍寻商洛老家的风土人情，为他后来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打下了基础，展示了作家的故乡情怀。如《溪流》一文是将商州山水之爱融入“我的生命，我的笔命”；《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商州小说则缘起于只身一人去商州山地落草、流浪；《远山野情》是自我重复焦虑下，关于商州创作的又一次重新“扑腾”；《秦腔》是怀着对故土、亲人的赤子之心，倾注自我生命与灵魂的商州还原；《浮躁》暗藏着继续写商州那块野山野地的野心，商州是“我的小说的世界”。《贾平凹年谱》着意勾勒出贾平凹的纸上还乡历程，于地理商州与文学商州、故乡与文学的故乡之间，铺设了一条可视的怀乡心理路径；在作家创作轨迹的铺展中，贯穿着作家始终如一的商州牵挂，蕴含着一个人的故乡心灵史。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以生活与创作中的多次故乡重返，搭建起路遥与故乡清涧，也即陕北之间的情感纽带，实现对作家恋土情结的具象展现。另外，像萧红、端木蕻良、舒群与东北，沈从文与湘西，韩少功与湖南，莫言与高密乡，等等，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同样对作家寄托于故土的乡情乡恋进行复现，完成作家怀乡心理的细腻开掘。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在文学还乡与心理还乡中，使作家紧贴地脉与地气，作家的生命尺幅与阐释空间由此拓宽。

最后，同“地”各显的互文性审美空间建构。法国学者韦斯特法尔强调建立个体的多聚焦、多感官性与互文性，指出将围绕同一指涉空间的文学书写置于多聚焦研究目光下，使其从单一聚焦的简化中走出，脱胎于不同再现的相互接触与碰撞中。新世纪小说家年谱表现出对与谱主同地域作家的关注，年谱往往从地域同一性出发，钩沉作家间深厚的地缘关系与情缘关系，考述在地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涵纳地域作家共同体的追求，使得谱主的原型本事从单一独白性环境中解放出来，进入同地域年谱文本的异质性重构中，突破了年谱与年谱之间的言说界限。不同年谱文本达成地方文学生态载录上的交互指涉、相互激荡，在同“地”各显的多维度交汇下，构建起一种多聚焦、全景式的互文性景观。袁培力编著的《萧红年谱长编》与史建国、王科编著的《舒群年谱》（作家出版社，2013 年）两部东北籍作家年谱构成互文叙事。两部年谱的1933年条目都立足于同一原型本事，即傅天飞给舒群讲述磐石抗日游击队发展历史这一文学“腹稿”，舒群给萧军、萧红讲述“腹稿”，二萧拜托舒群邀请傅天飞再次复述“腹稿”。《萧红年谱长编》同时记述萧红一边煎饼一边跑到屋里听，以“饼煎糊了”“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听”这一描述，表现其听得入神；又记萧军得到“腹稿”后很快开始写作，在舒群之前完成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创作。萧红的《生死场》也取用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这一亲身经历。《舒群年谱》以烈火狂飙、惊天动地的战斗故事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展现“腹稿”内容；同时以两份“腹稿”要保险得多、为了保险起见原原本本地再次讲述，还原反复讲述的原因；并以震撼、感动、沉痛等聚焦二萧与舒群的心理状态。两部年谱之间彼此呼应、互为延续，为东北作家彼时的抗战情怀与抗日书写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解释。东北作家的抗战形象，在多元化叙述的交互参照下，走向清晰立体。张东旭所著《贾平凹年谱》、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邢小利和邢之美所著《陈忠实年谱》（华文出版社，2017 年初版，2021 年增订版）三部陕西籍作家年谱，以及李杭春和郁峻峰所著《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年）、钱英才所著《许钦文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年）、李标晶所著《茅盾年谱》三部浙江籍作家年谱同样展现出互为对话与观照的张力，形成对作家本人及其地方性的丰富与深化。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同“地”异构的文本深度互文，使其突破了单一独语而走向交互对话，在多元洞见的交锋下相互补正与丰实。“以‘互文’的态度来看待文本，一方面意味着对历史语境的重视，一方面也是对文本的‘现在性’的承认。”作家由此置身于整体性、多样化的审视目光下，通过一系列再现的中和，获取了更为全面深厚的地方性内涵，显现出定评化状态之外的开阔气象。地方文坛现场的历史还原，以及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整理建设，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走向深入。

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尽可能地展开时间进程中的空间丰富性，达成“文学中的空间”与“空间中的文学”的一体化构建。精确考述的地理空间、怀乡意识驱动的心理空间，以及基于地域同一性的互文性审美空间，结构性地构成了一个深植于地的空间叙事体系。其中蕴含着文学根脉与地方文脉，容纳了进入作家地方路径的新入口，作家地方性品格的丰富内涵得以全面呈现。如此，既为地方性文学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养料，也为其后的年谱空间形制创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及路径，催生了全新的空间审美经验。

三、时空一体的交互对话

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以重“编年”而不轻“系地”的理念，进入文学发展进程。自然事实的时间线索与空间视野，并置于文学发生现场，构成了年谱叙事的双重维度。值得注意的是，时间与空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年谱构筑作家行迹之时空坐标的同时，还艺术地把握时空相互关系，在时间与空间的叠垒与对话下，进行谋篇布局，以时空一体化结构，组织年谱叙事的整体框架。举其要点，年谱主要以空间时间化与时间空间化，建立起时间走势与空间景观之间的关联，全时空地呈现作家史略。

一是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展开空间的时间化建构。空间在传统年谱中往往被复现为用于定位的地理坐标，作为静止的背景元素，附着在自然时间轴线上。传统年谱中的每一个空间性要素，皆存在于与特定时点的匹配上，充当着时间的注脚，用以标注作家所历之时的即时信息，“此地”仅仅是“此时”的一个简单附属。空间消隐于时间表象下，没有独立于时间的存在意义，也很少有关联作家经验世界的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一种无时且虚空的状态。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中，空间形式实现了由静态无时性向动态时间化的深刻转变，使年谱打破了空间的静止表象，由眼前的“一地”追寻到时间与历史深处，空间融贯于线性时间的脉动与绵延，获取了时间之中的生命内涵。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中的空间随线性进程的发展而相互敞开、衔接，每一个空间坐标呈现为时间维度上开放、未闭合的环节。它们不仅代表“此时此地”的当下凝固，复现可见的现在。同时，它们还承载着对作家过往经历的总结，并在伴随线性之流不断远去的过程中，预示着文学未来可能性的展开。空间是定格、凝固了的时间，成为特定生命瞬间的显像形式。空间的转移化入时间性过程的杂然纷呈中，与线性之流或者说生命之流关联一体，潜在地钩沉了作家的生命运动。吴世勇编著的《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记录沈从文 1923年从湘西到达北京，从此便开始进入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之课了。1927 年条目下，又记“鉴于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向南”，沈从文为了抵达“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寻求自身事业的发展，并为了远离北方军阀的迫害，于是由北京经海路去了上海。“北京”这一空间坐标寓于线性时间的进展过程中，超出此地、此在的限制，既聚合由北京开启的文学道路——过去的现在、1923年到1927年在北京的四年文学生涯——正在经历着的现在，以及由北京开始的文学成长——将来要到的现在三重时间意义，同时还熔铸了作家“投身文学—从‘文’—发展文学”这一动态过程。一个空间平面上集聚了时间维度的先与后、生命演进的因与果，勾勒出文学版图与人生经历的动态延展。段华编著的《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 年）、谢家顺编著的《张恨水年谱》等同样将静态空间形式纳入线性时间的动态演进中，赋予一地实存的历史感。正如宗白华所指出的：空间与生命打通，与时间相通。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在时空合力下，诠释并留存一时一地的丰盈与辽阔，向文学生命的纵深处跃进。

二是新世纪小说家年谱进行时间的空间化处理。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将时间进程化入具体的空间景观中，借由空间场景的组合、贯通形态，展现作家与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时间过程；以空间主线结构时间轴线，牵引文学流脉，映现文学人生之完整。一方面，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借由不同空间场景的并置转换，展开时间布局。年谱中所有时间元素皆化作空间格局中的一环，文随“地”转，串联起时间链条上的因果环扣，架构起作家人生曲线的纵深延展。徐强编著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表现出对作家寄身地理场域与时间阶段性之统一关系的关注，以空间并置形式结构时间的绵延脉络。年谱将作家流动的生命时刻，用不同的空间性场景分隔并固定起来，平面抽象的时间流程被落实为以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地为中心的并置性景观。如1939年条目记汪曾祺从高邮到昆明，直至1946年离昆赴沪，这一时间范围内的条目撰写，将西南联大学习经历，与巴金、沈从文的交往，小说《钓》《灯下》的写作发表以及参加昆曲研究会等，皆以昆明作为行事的直接现实环境，成为“昆明踪影”的统合与聚集。1958年至1961年，劳动改造、农科所协助工作等多个生命时点同时流向张家口这一流寓之地，以流寓印记为基点不断向外延伸，统一在同一空间下。年谱中的每一个空间板块，基本上以作家的空间定位为起点，作家的所有生命瞬间皆在流入“此地”后才绽出，集束到中心之地的范畴中，从而构建起地域在场、时空链接、生命本位的空间图景。这些空间片段既超越了单纯的时间表达范畴，同时又与整体的生命进程不可分离，作为一个又一个独立而又开放的单元，以空间的共在架构起时间的延续，清晰描绘出作家文学地图的基本轮廓，以及文学人生流转的脉络与格局。其后徐强编著的《汪曾祺文学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及《人生百味：汪曾祺年谱》（中国书籍出版社，2021年）仅与2016年版年谱存在繁简程度差异，两部著作同样以多层次空间结构连缀起时间与生命的长度。另一方面，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将时间之流融于对同一空间场景的不断往复下，不同生命瞬间被反复平铺进同一景观，在对一地图景的反复定格与深描中，散落在时间轴线上的生命片段恢复链接，联结起文学人生的轨迹，一脉贯通。曹玉如所编的《王蒙年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1963年条目下记载中国文联组织的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读书会，拨动王蒙暂时沉寂的弦，即已为之付出很多的文学梦。他不甘心做一辈子教学工作，虽遇挫折，但决心献身祖国、献身文学，决定自北京迁赴新疆。自此刻起直至1979年王蒙回京，所有生命时点共同汇集新疆一地，纳入地理性、共时性的存在状态中，搭建起作家的新疆圆梦图景。此前条目中所记王蒙劳动改造时仍潜心文学、“摘帽”后不甘任教等诸多生命时刻，与圆梦图景中所遇“挫折”和文学之梦交互参照，生命时刻铺展为作家到新疆去的前因与背景，收束到“新疆寻梦”的空间单元。而1979年之后的时间进程则被固定在新疆圆梦图景的延续中：1980年11月条目记新疆生活丰富其弱小的灵魂，是作品诞生的源泉；1981年9月条目记王蒙视伊犁为故乡，是给其温暖、依靠，形成其朴素与健康观念的土地；1984年8月条目记《塔什干晨雨》《淡灰色的眼珠——系列小说〈在伊犁〉》是对伊犁所见所闻所经历任何事的记忆等。由此可见，在新疆，王蒙“能够具体地置身于广大人民的生活中，与人民同甘苦、共忧患，真正体验了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从人民那里受到了影响”。生命时刻超越时间流动的历时性，呈现出一种空间共在性特征，与此前图景形成连贯性的空间组接。《王蒙年谱》以“新疆寻梦—新疆圆梦—新疆续梦”这一新疆图景的连续并置，构筑起生命之流的绵延。“在宏阔的社会语境中，把社会史、文学史、制度史及生命史有机贯穿起来”，拓展和扩充了问题域。新世纪小说家年谱正是以地脉打通时脉与文脉，时间过程被定格于多维空间场景的交互关联下，连缀成互为一体、多层叠覆的“同在性”整体。空间的广阔度全面化入时间的历史跨度中，打破了线性时间的单向性与一维性，构建起深广且宏阔的叙事格局。由此，新世纪小说家年谱全面织就作家生命的立体与丰满，显现出文学人生的广阔视景。

新世纪小说家年谱视时空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致力于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的艺术实践，在时空一体的交互对话下，表现出了还原、阐释与再造等多重意义，不仅呈现出文学生命本身的鲜活性与复杂性，同时还显示出建构动态、多元、立体文学图景的叙事可能，传达出更为丰富的意义与情感。

结语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从旧制迈向新途，精心展开时空叙事的探索与实践。年谱在人为时本的时间塑形、深植于地的空间聚焦，以及时空一体的交互对话下，实现作家之事、史、文、思的立体化保存，构筑贯通一生、覆盖全面的文人史记。时空合力赋予年谱以纷繁样态，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既编织了文学生命的内涵与外延，又提示着文体特有的审美创构与艺术效果，同时还促进了形式表现之外的美学意蕴的开拓。新世纪小说家年谱以其独有的艺术时空，融内涵之丰、形式之美、意蕴之深于一体，以神丰、形美与意深，为其后的年谱构建与研究注入了鲜活能量，昭示着年谱叙事值得期待的繁荣前景与发展态势。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年第6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vQ2wnlBr1y7Jhuzk6bldTdrGTToOLY0AkqIDXdP81BVdwcT7lV9Lsh8-5MxOXHs6rJ1H5OpmsjekPVEgrqqzj6GXNkpnxxaWrXrgxZ5qt1IT3scz1MNHel09IVfB7sE4ip9evqov9Jkr3bGO6D9dduwyexI9d6K5AYmwSgr8eprcf7WGezJyF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吴玉杰，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辽宁特聘教授，辽宁省本科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研究生导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艺美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10余项，荣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辽宁省本科教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等20余项。

李佳奇，辽宁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致力于围绕现当代小说家年谱的编撰实践与理论建构，展开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