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树江 卢聪 顾文涛.企业家精神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1):23-37.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6.01.011

企业家精神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解树江 卢聪 顾文涛

摘 要：文章利用 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信息，测度了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出口产品质量，并考察了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进而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同时，企业家精神还能通过有效减少已吸收冗余来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依然能通过效率提升效应和冗余转化效应来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而国有企业的中介作用可能在政策性负担的影响下并不显著。最后，文章就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激励、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以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加大非国有企业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出口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组织冗余

一、引 言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出口贸易规模逐渐扩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据海关统计，2023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41.7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 23.77万亿元，增长 0.6%；进口 17.99万亿元，下降 0.3%。按美元计，2023年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下降5.0%、4.6%和 5.5%。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完成了历史性跨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中国秉持融入全球化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等因素，都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了阻力（王开和佟家栋，2020；田开兰等，2021；余淼杰，2025）。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依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无法实现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戴翔和宋婕，2018；蒋为等，2024）。如今需要将贸易发展方式的关注点从依靠数量取胜转向品质与附加值提升、供应链优化、可持续发展、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方面（李坤望等，2014；陈宁，2015；金祥义和张文菲，2024）。面对这些情况，政府和许多学者都在积极寻找方法和对策。

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家的重要特质，对企业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影响（徐远华，2019），也即显著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决策与创新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会议上阐述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并论述新时代下企业、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公经济人士要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同时指出政府需要转变职能，相信市场所发挥的调节能力，不再直接干预市场运行，成为服务型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9月正式公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布文件明确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和地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可见，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推动建成世界一流企业注入了内生动力，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Baumol 和 Strom，2007；李宏彬等，2009），那么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释放能否促进产品出口质量提升？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该问题的讨论，对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熵权法构建的指数量化了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涵盖爱国、创新、创业、冒险、决策、经营六个维度，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单一代理变量的局限性，为量化中国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多元特质提供了参考；第二，已有文献多聚焦于企业家精神对宏观经济增长或微观企业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本文则研究了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丰富了企业家精神和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从效率提升和冗余转化两个渠道，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突破质量瓶颈、实现贸易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从系统论的角度而言，经营环境会影响个体企业行为。企业出口决策是由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依据自身理解和所处环境决定的，这不仅受到企业家的家庭和工作背景的影响，还受到企业所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在家庭和工作背景方面，Morris和Lewis（1995）认为，由于家族积累的商业网络以及对企业家独立、自由、冒险习惯与意识的培养，拓展海外市场、追求利润和实现个人价值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Reuber和Fischer，1997）。当企业家发现海外市场存在需求并了解如何满足这一需求时，他们会利用自身资源与客户建立新的联系渠道，从而快速渗透到海外市场。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赵优珍，2004）。从国际国内环境来看，我国部分市场存在饱和及过度竞争的问题。中小企业面对具有强大优势的大企业时，拓展海外市场刻不容缓。此外，企业家精神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能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驾护航。Knight（2000）指出在全球市场上，企业家通过营销战略创新和差异产品的专业化来实现出口，而这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

已有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出口贸易与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联系。然而，关于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具体联系，目前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国内外学者将出口贸易分解为企业出口绩效、出口比较优势以及出口增长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出口绩效方面，Ezirim 和Maclayton（2010）对尼日利亚出口企业的研究发现，在非石油行业中，企业家精神与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显著；Sozuer 等（2017）针对土耳其 326家企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增强了小型企业的出口绩效；OU-YANG等（2016）则认为，家族企业经理的自主性、冒险进取和创新对企业出口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彭炜莱（2009）结合调查问卷和企业财务数据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与出口绩效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出口比较优势方面，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利用区位熵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地区，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均对出口比较优势有正向影响，并且当出口产生的收益超过制度、文化和法律的相关成本时，当地企业家精神会增强，进而对当地出口比较优势产生影响。在出口贸易增长方面，Fabling 和 Sanderson（2010）从企业层面分析后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种促进作用不仅表现为新市场的进入，还体现在现有企业产品出口的多样化上。无论从哪一角度切入，都是为了探讨出口贸易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联。然而，出口贸易增长是出口绩效和出口比较优势的基础，只有当出口贸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体现出口绩效和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

（二）理论分析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创新不仅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促使企业迈向全球市场、推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曲如晓和臧睿，2019；Carboni和Medda，2020）。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更倾向于不断投入资源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Schott（2004）基于美国与低、中、高工资水平国家的贸易研究就发现，出口国的技术水平与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正相关，以技术为禀赋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质量高于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李怀建和沈坤荣（2015）的研究也指出，研发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其次，企业家精神所蕴含的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征，创新不仅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促使企业迈向全球市场、推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主要动力（曲如晓和臧睿，2019；Carboni和Medda，2020）。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更倾向于不断投入资源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Schott（2004）基于美国与低、中、高工资水平国家的贸易研究就发现，出口国的技术水平与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正相关，以技术为禀赋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质量高于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李怀建和沈坤荣（2015）的研究也指出，研发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其次，企业家精神所蕴含的风险承担意识使得企业敢于开拓新市场，积极应对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庞长伟和李垣，2011）。Leko-Šimic和Horvat（2006）从企业家精神中风险承担倾向偏低的角度解释了克罗地亚出口绩效恶化的现象。同时，企业家精神中的战略眼光有助于企业制定长远的出口战略。出口过程中，企业家凭借这种精神能够从宏观层面把握国际市场的趋势和变化，敏锐识别机会并捕捉新兴市场的潜在需求（Baron，2006），提前规划企业产品升级路径和质量提升计划。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底色，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企业家将提升国家形象和打造民族品牌视为使命（周志民等，2010）。在这种责任的驱使下，企业会更加注重国际声誉，从而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持续推动出口产品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升级。Etchebarne等（2010）对智利108家出口企业的研究显示，企业家精神对出口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也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地区出口比较优势。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家精神能够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这一中介因素来实现的。企业家精神激励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例如企业家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可能会积极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智能化制造系统以及精益生产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这些技术和方法的应用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同时，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例如，通过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激励机制和职业发展规划，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高效的员工团队能够更好地执行企业的生产计划，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协同效率，从而提升生产率。较多学者证实了企业家精神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显著促进作用（Van Praag和Versloot，2007；孙英杰等，2019）。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进而增强其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苏丹妮等，2018；FENG 等，2025；吴含和李杰，2025）。同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还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残次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生产率的提升也使企业有能力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和品质控制，进一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组织冗余是指企业所持有的超出当前运营所需部分的可利用资源（Nohria和Gulati，1996）。本文基于Singh（1986）的分类方法，将组织冗余分为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并着重探讨已吸收冗余在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时的中介作用。已吸收冗余是指那些已经被组织作为成本进行吸收，且在内部难以得到再次利用的资源。首先，企业中可能存在大量已吸收冗余资源，如因市场需求变化而闲置的设备、场地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资源的潜在价值，积极寻找新的用途或进行合理处置（张敏等，2017；Conz 等，2023）。这种对资源的创新利用和优化配置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还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其次，员工的潜力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已吸收冗余。当员工的技术、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时，企业就浪费了这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下，企业通过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晋升机制等措施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减少已吸收冗余。减少已吸收冗余能够从多个方面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一方面，已吸收冗余的减少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当企业不再维持那些难以利用的资源时，例如，处理掉闲置的设备、优化场地利用等，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折旧费用、场地租赁费用等开支。在国际市场上，企业可以凭借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其产品。另一方面，减少已吸收冗余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集中投入到核心业务和产品质量升级中。例如，企业将原本用于维护闲置设备的资金在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时的中介作用。已吸收冗余是指那些已经被组织作为成本进行吸收，且在内部难以得到再次利用的资源。首先，企业中可能存在大量已吸收冗余资源，如因市场需求变化而闲置的设备、场地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资源的潜在价值，积极寻找新的用途或进行合理处置（张敏等，2017；Conz 等，2023）。这种对资源的创新利用和优化配置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还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其次，员工的潜力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已吸收冗余。当员工的技术、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时，企业就浪费了这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下，企业通过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晋升机制等措施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减少已吸收冗余。减少已吸收冗余能够从多个方面提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一方面，已吸收冗余的减少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当企业不再维持那些难以利用的资源时，例如，处理掉闲置的设备、优化场地利用等，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折旧费用、场地租赁费用等开支。在国际市场上，企业可以凭借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其产品。另一方面，减少已吸收冗余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集中投入到核心业务和产品质量升级中。例如，企业将原本用于维护闲置设备的资金投入到质量检测设备的更新和员工培训中，这有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外客户的质量要求。此外，企业减少已吸收冗余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市场信息的重新审视和资源的重新整合（赵兴庐等，2017），驱使企业进行资源拼凑，将闲置的资源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以创造新的价值。这种创新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减少已吸收冗余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信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进行企业相关研究的核心数据，于1998年建库，其公开可获取的最新完整数据截止到2015年，该时间段内覆盖了中国企业发展、外贸转型升级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关键阶段，数据的连续性、完整性与代表性能够满足本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的需求。本文首先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做法，将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按照公司名称和年份进行匹配。其次，构建企业家精神指数需要专利数据，本文参照李兵等（2016）的做法，根据企业名称和年份对工企海关合并数据与专利数据进行匹配。最终，本文得到2000—2015年企业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有效观测值为751705个。

其中，IV_ft表示工具变量，本文选取企业所在行业其他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均值（Entr_avg）。

（二）机制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企业家精神通过生产率和已吸收冗余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本文参照Dippel等（2020）的研究，采用基于中介变量的因果中介分析方法，设定以下模型：

其中，c_t^k、c^l_t和 c_t^m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成本，γ₁'、γ₂'和 γ₃'为对应的份额。由于上式的研究仅限于一般贸易企业，所用的所有或绝大部分中间投入来自国内市场，而本文数据中所包含的企业使用的原材料存在一定比例的国外产品元素。为实现更准确地估计，本文剔除了这部分元素。对产出和中间投入均进行价格平减，所有行业的产出同时作为本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因此在均衡中，c^m_t = 1。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IC）两位码行业中出口企业每年的折旧总额（应付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总额）加总并进行价格平减，除以该行业出口企业每年的总资本存量（总雇员人数），可得到CIC两位码行业层面每年的资本成本c^k_t（劳动成本c^l_t）。估计TFP 时可得到γ1、γ2和γ3估计值，由此可根据生产函数的投入品弹性计算出γ1'和γ2'。

（4）结构性参数。本文参考Feenstra和Romalis（2014）的研究方法，利用其依据第二版《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四位码估计的各国产品层面的结构性参数α_cg、θ_g和σ_g的数值，以此计算产品质量。进一步，将《商品名称编码协调制度》（HS）的六位产品码与SITC的四位码匹配，得到每个“产品-国家”层面的α_cg、θ_g和σ_g参数值。由于部分HS六位码对应SITC四位码的参数值存在缺失，本文将这些HS六位码对应的SITC三位码的α_cg、θ_g和σ_g平均参数值作为其对应的参数值。

由以上过程估计得到出口离岸价格p*_fcgt、企业生产率ω_ft、行业的投入品成本水平c_t，以及产品-国家层面的结构性参数值α_cg、θ_g和σ_g，根据式（4）即可测算出“企业-出口目的国-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为了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本文借鉴许家云等（2017）的思路，对产品层面的出口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

2. 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家精神（Entr）。参考李维安和王辉（2003）、刘进和揭筱纹（2012）、李晓（2020）、余东华和王梅娟（2022）、Lumpkin和Dess（2001）、Prahalad and Hamel（2010）等研究对企业家精神的讨论，本文从爱国、创新、创业、冒险、决策、经营六个维度来阐述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内涵，利用熵权法来确定各维度的权重。

本文构建了企业家精神评价指标体系。参照张三保（2024）的做法，从纳税和共同富裕两个方面来衡量爱国精神。对于创新精神，选择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和研发投入三个指标（牛翠萍和耿修林，2020）。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全面性，以个人资本占比来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个人资本占比体现了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投入的个人资源。一般来说，较高的个人资本占比意味着企业家对创业项目有着较强的信心和承诺，愿意将自身的财富与创业事业紧密绑定，这反映了企业家积极的创业精神。参考谢雪燕和常倩倩（2017）的做法，利用资产负债率偏差来衡量冒险精神。以人均固定资产和人均无形资产来衡量决策精神（GU和WANG，2022）。企业家经营精神可以通过企业绩效来体现（Hung，2006），因此选取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衡量指标。

3. 中介变量

（1）生产率。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可获得生产率的估计值。本文以Olley-Pakes法（OP法）作为估计生产率的基准方法，将Levinsohn-Petrin法（LP法）估计的生产率用于稳健性检验。OP法的核心是假定企业根据当前生产率状况做出投资决策，将企业当期投资视为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以解决同时性偏差问题，LP法的核心则以中间品投入作为代理变量进行生产率的测算。

（2）已吸收冗余。参照解维敏和魏化倩（2016）的做法，本文通过财务指标来衡量组织冗余，并利用行业水平进行调整，以消除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先计算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之和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再扣除该指标行业均值，以此度量组织冗余中的已吸收冗余（Abslack）。在进行行业调整时选择扣除该指标的行业中位数，将基于此计算得到的已吸收冗余（Abslack_alt）用于稳健性检验。

4. 控制变量

参考张杰（2015）和许家云等（2017）的研究，本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测度；企业年龄（Age），用统计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职工规模（Staff）：用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测度；资产负债率（Lev），用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测度；销售利润（Profit），用销售利润的自然对数测度；外商资本（FC），用外商资本量加1后的自然对数测度。实证中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四、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式（1）和式（2）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第 2 列基于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Entr 的系数为 0.022，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1 成立。企业家精神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将相应地平均提高2.2%。因此，企业家精神越强，企业就越会加大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力度，使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不断提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同时，更强的企业家精神会赋予企业更大的勇气去开拓新的国际市场，积极应对各种国际贸易风险和挑战，拓展出口业务范围，优化出口市场布局，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二）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修正。参照方明月等（2022）、王应欢和郭永祯（2023）的思路，以所在行业其他企业家精神的均值（Entr_avg）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要求。在相关性方面，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面临着相似的市场环境、技术发展动态和行业竞争格局，企业家精神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陆蓉等，2017）；且同一行业内的企业会通过示范效应、竞争压力或信息溢出等机制相互影响，这会促使企业在创新意识、风险承担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相似的表现（万良勇等，2016）。在排他性方面，所在行业其他企业家精神的均值反映的是行业整体特征，不会直接影响本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通过了有效性检验。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DWH）检验对解释变量进行了内生性检验，p值小于0.05，这说明企业家精神是内生变量。同时，所选的工具变量也通过了有效性检验。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式（2）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2 第3、4列所示。在第一阶段，Entr_avg显著为正，说明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在第二阶段，Entr 的系数为1.780，显著为正，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假设1得到验证。对比表2第2、4列可知，在2SLS估计中，企业家精神的系数明显大于面板回归的结果，这表明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可能使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被低估。

（三）机制检验

1. 效率提升效应

基于工具变量法，中介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第2列的结果，工具变量通过有效性检验。企业家精神的系数为0.937，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Ghazy 等，2022）。在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下，企业会主动探索并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理念，从而显著提高生产率。由表4第2列基于工具变量的因果中介检验结果可知，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总效应为0.410，在1%的水平上显著；直接效应并不显著，间接效应为0.414，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精神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生产率提高会进一步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假设2成立，即生产率在企业家精神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时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企业家精神通过激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来提高生产率，进而使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增强其出口竞争力。

将中介变量替换为LP法估计的生产率后，Entr 的系数为0.342，显著为正，这再次印证了企业家精神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根据表4第3列基于工具变量的因果中介检验结果，企业家精神为出口产品质量带来的总效应为0.410，在1%的水平上显著；直接效应为-0.040；间接效应为0.450。因此，LP法估计的生产率在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路径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此时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生产率掩盖了，即存在遮掩效应。这种负向的直接效应反映了企业家精神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可能因为资源分散或风险偏好等机制直接抑制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一负面作用较微弱。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First stage two-F 的值为8.503（F<10），此时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本文考虑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来检验基于LP法生产率中介效应的两个方程。结果显示，间接效应中有一个系数不显著，Sobel检验的p值为0.447，大于0.05。对于这种结果，本文倾向认为LP方法估计的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2. 冗余转化效应

表3第3列是已吸收冗余对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结果。Entr 的系数为-1.221，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家精神确实降低了企业的已吸收冗余。当企业家精神更为突出时，企业家能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精准识别企业内部那些已吸收的冗余资源，并主动探索这些资源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根据表4第4列，企业家精神的总效应为0.270；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达到0.260。这说明企业家精神会降低已吸收冗余，而已吸收冗余的降低会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假设3成立，即已吸收冗余在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在企业家精神引领下，企业倾向于进行资源拼凑，将原本可能会转为已吸收冗余的那部分资源投入更为关键的核心业务或产品质量提升中，从而创造更高的价值。

将中介变量替换为Abslack_alt 后，Entr 的系数为-0.687，显著为负。由表4第5列可知，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总效应为0.270，在1%的水平上显著；直接效应为0.014，在10%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为0.256，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企业家精神也会直接作用于出口产品质量，只是这部分影响相对较小。

（四）异质性分析

根据企业的股权结构，本文将研究对象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对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4第6—9列所示。

对于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中介作用，OP法生产率对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中，Entr 系数为2.313，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此时企业家精神仍然会提高生产率。根据表4第6列的结果，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总效应显著为正，但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不成立。对于已吸收冗余的中介作用，Abslack 对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中，Entr 系数为-0.149，但并不显著，说明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精神降低已吸收冗余的作用并不明显。由表4第7列的结果可知，此时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总效应显著为正，已吸收冗余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中介效应检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可能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有关。为了达成一定的政治目标，政府往往会让国有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职能，这使国有企业背负了额外的政策性负担，其经营目标可能会出现扭曲（Lin等，1998；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这意味着即使企业家精神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企业的资源分配和生产决策也可能受到政策目标的影响，而非完全基于市场效率。所以如果资源被配置到非市场导向领域，此时生产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边际贡献可能会被稀释，即生产率可能不能有效传导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国有企业的资源分配和管理决策往往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这种干预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资源冗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利用或处置（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例如，国有企业可能被要求保留一定的冗余资源以应对政策性任务或突发情况，这使得企业家精神在降低已吸收冗余方面的作用受到限制。

对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中介作用，OP法生产率对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中，Entr 系数为2.51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此时企业家精神仍然会提高生产效率。根据表4第8列的结果，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直接效应不显著，这与全样本下的结果一致，即生产率在企业家精神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对于已吸收冗余的中介作用，Abslack 对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中，Entr 系数为-1.476，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同样降低了已吸收冗余。表4第9列的结果显示，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显著为正，此时企业家精神不仅会通过降低已吸收冗余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还会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直接的提升作用。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专利信息，测度了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出口产品质量，并实证考察了企业家精神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家精神一方面通过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有效识别并减少“已吸收冗余”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从而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依然能通过“效率提升效应”和“冗余转化效应”来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而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精神的中介作用可能在政策性负担的影响下并不显著。

本文的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激励。建议政府部门建立企业家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通过设立企业家培训基地、组织国际交流考察等方式，系统提升企业家的创新意识、风险承担能力和国际视野。第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引导企业合理利用冗余资源。一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完善技术创新支持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公平支持。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减少政策性负担对企业经营的干扰，激发国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市场意识，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在融资支持、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非国有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所有制歧视。特别要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助力其突破转型升级的关键瓶颈，实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1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z5IuRg0t03OZzWA0Y27AwHH8d1HPTIskUiekXbc6LVTVsPwO0Srn-dRGwZefh5A27Ba8P6w9jCaXV61VrPOzeBab2dXx-gploeII10bIpSF7znNWCuUF2a-N07PA2QPqhLMWO-b-SSSW6-RaQ69RlcNVszNRs077ATRXw_xYZd8V9AfoarwS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解树江，辽宁大学中国（北京）商务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卢聪，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世界经济博士。

顾文涛，浙江工商大学经济统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工商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公司金融。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在《统计研究》《金融评论》以及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