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枝 杨婧格.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改革与族群格局变动[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1):119-13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6.01.009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改革与族群格局变动

李艳枝 杨婧格

摘 要：奥斯曼帝国通过对外征服，形成鼎盛时期以奥斯曼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的多元一体语言文字格局。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效仿西方实施语言文字改革，促进了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自我更新，开启了帝国族群的公民认同意识的塑造，却激发了少数族群的语言民族化趋向。革命年代的语言文字改革趋向深入，促使帝国主导意识形态从泛伊斯兰主义到土耳其主义转变，加速了帝国少数族群格局变动和土耳其人民族意识的强化。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改革表明，帝国历史转型带来语言文字的动态变化，由此引发的族群格局变动对民族国家构建产生深远影响。奥斯曼语言文字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说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语；公民意识；民族国家构建

作为文明载体的语言文字，既是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和民族独特性的象征，也是身份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社会从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普遍伴随着探索通用语言文字的改革实践。晚期奥斯曼帝国是传统帝国体系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期，开启了语言文字走向统一的引擎。和诸多传统帝国相似，奥斯曼帝国通过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改革逐步确立“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初步改变了不同族群“各语其语”状况和地区分布情况，促使以安纳托利亚为核心的领土国家逐渐定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语言文字和塑造土耳其民族认同意识奠定基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改革已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演进为经，以语言文字改革与族群格局互动为纬，全面分析语言文字改革的历史基础、多维实践和宏观图景，深入揭示实现语言文字统一的内在动力、政治意蕴及其深远影响，从而为今天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有力的历史证据。

一、奥斯曼帝国的语言状况与多元族群格局

“一般而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语文规划和政策，除需考量统治效率外，还往往受制并反映这一时期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规划和使用包括统治民族在内的各民族语文，关系到各民族在政治生活中的身份和地位认定，以及国家统一和社会治理等根本问题，因而被视为为政之要。”奥斯曼帝国以征服立国，通过持续的对外征服将阿拉伯人、波斯人、希腊人、斯拉夫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切尔克斯人等多族群和信仰群体纳入帝国版图，逐渐形成以奥斯曼土耳其语（Osmanlıca）为官方语言的多元一体语言文字政策，成为多族群帝国治理的典型个案。随着东西方交往的扩大，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政策遭遇多重挑战且呈现复杂化发展趋势。

（一）帝国语言文字状况与奥斯曼土耳其语

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可追溯至南北朝以来活跃在中国北方乃至中亚地区的突厥汗国的方言以及八世纪左右记录突厥（Göktürk）王朝社会生活的石刻纪念碑。突厥人西迁后与穆斯林的相遇，大量借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来丰富完善自己的语言。塞尔柱帝国建立后，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接受塞尔柱突厥人带来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教和拉丁语文化。穆罕默德·福特·科普鲁扎德（MehmetFuat Köprülüzade）指出：“早在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宫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宫廷诗人’，他们以波斯古典诗歌为典范……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相比，土耳其语是有限的，粗糙的，缺乏表现力的，因此他们自己的缺点必须被忽视。他们有时甚至会加上一个含蓄的借口，说他们不得不用土耳其语写作，以便让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普通人理解。”

“语言是群体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载体，是群体内部认同和辨别差异的文化基础和情感载体，也是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并创建复杂宏大社会体系的工具”。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后，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趋于标准化而成为“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复杂的语言之一”，“是伊斯兰教、哈里发文化以及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的语言，是自15世纪以来信仰的捍卫者”，主要在帝国精英阶层中使用，用于展现古典文学的典雅风格。这是一种具有真正突厥语语法结构的语言，使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并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甚至还借鉴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法和句法元素。1600年左右，奥斯曼苏丹缔造了一个由不同民族、宗教和教派背景的社会群体组成的庞大帝国，正式的书面奥斯曼土耳其语已经从其基础——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口语——发展成为一种以波斯语（继承来的早期行政和文学语言）和阿拉伯语（最早的宗教和学术语言）元素为主导的高雅语言。掌握奥斯曼土耳其语是帝国公职人员的必备条件。伊兹科威兹曾经指出，熟悉土耳其语并在公共场合遵守日常的风俗习惯是成为奥斯曼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奥斯曼土耳其语作为行政语言确实在奥斯曼帝国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政治治理和教育层面来说，尚未被真正确立一种能够覆盖帝国的国家通用语言。

奥斯曼土耳其语与普通民众日常交流所使用的土耳其口语有很大差别。“长时间外来词汇的入侵，不仅只是词语使用的交流与引进，还包括了上层社会、宗教社群、知识阶层大量使用波斯语与阿拉伯语的潮流，因而俨然形成了两种不同语言并存使用的局面：一是以外来语为主的文学、宗教、宫廷语言；一是普遍存在于民间、以沟通为主的土耳其口语。”需要说明的是，在文学领域用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写作的诗歌经常存在。苏丹塞利姆一世撰写的大部分诗歌都使用波斯语撰写。15世纪和16世纪，奥斯曼帝国曾出现用纯土耳其语（Türki-i basit）撰写诗歌的运动，艾丁利·维萨里（Aydinli Visâli）、塔塔夫拉·马赫雷米（Tatavlah Mahremi）和埃迪尔内利·纳兹米（Edirneli Nazmi）是其代表，但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在民众中间也没有产生影响。

（二）奥斯曼帝国的族群格局与语言文字状况变化

奥斯曼帝国的持续征战，造就了一个文化和语言差异巨大的穆斯林群体和一个拥有自治权利的非穆斯林群体；穆斯林群体作为统治阶层享受帝国提供的各种特权和便利的同时，与其原有族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非穆斯林群体享有自治的同时，保留着宗教、族群、民族或种族的传统和特性。“帝国境内的主要宗教团体，除穆斯林外，还有希腊正教、亚美尼亚格里高里教派和犹太教……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都在相互交往。……尽管表面上他们往来密切，混杂相处，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遵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准则的。造成这种宗教隔阂的根由，不但在于各教派的信徒总倾向于聚集在各自的村落或各自的城市住宅区内，而且还在于苏丹们采取了‘分教而治’的做法，使各教派在政治上趋于制度化了”。奥斯曼帝国实施的米勒特制度，允许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非穆斯林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交流。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多语种并存的大帝国，奥斯曼人以相对宽容和灵活的态度统治着信奉不同宗教、使用奥斯曼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斯拉夫语、叙利亚语、库尔德语、科普特语、阿拉米语、亚美尼亚语和拉丁语的族群。在帝国的不同地区，某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例如阿拉伯语在巴格达，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市，希腊语在伊兹密尔等沿海城市，这就形成帝国内部族群“各语其语”的语言格局，体现了帝国时代“因俗而治”的治理模式。但从族群视角来看，米勒特制度的存在和“各语其语”状况，限制了族群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多种语言之间的存在增加交往成本和降低交往效率，西方语言的传入和殖民扩张使得语言问题更为突出。

到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达到极限。1699年签订的《卡尔洛维茨和约》，“是奥斯曼帝国在一场胜负分明的战争中第一次作为战败国的一方签订的一项条约，并且被迫把长期属于奥斯曼人统治下的、被视为是伊斯兰园地的一部分大片领土，割让给了异教敌人”。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和约》，赋予俄罗斯保护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权利。1878年柏林会议导致帝国失去大约2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介于500、600万之间的人口。尽管帝国的领土边界不断收缩，但帝国臣民所使用的语言数量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增加了。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高加索人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天然避难所，带来了大多数奥斯曼人难以辨认的语言——“切尔克斯语”（Çerkes）。随着西方对奥斯曼帝国影响力扩大，欧洲语言比如法语成为官员晋升的必备语言，毛特·福尔曼（Malte Fuhrmann）曾将掌握法语描述为“进入奥斯曼城市社会半精英空间的先决条件”。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状况和族群格局趋于复杂化。

19世纪，奥斯曼帝国效仿西方国家成立的教育机构迅速扩张，在识字率不断攀升的时代，以前奏效的文字书写被认为过于复杂，简化文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奥斯曼帝国其他语言特别是希腊和亚美尼亚字母传播的事实，使人们越来越认可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少数族群开始用其他字母来书写奥斯曼土耳其语，例如第一部土耳其语小说《Akabi的故事》是用亚美尼亚文字书写的。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等非穆斯林对印刷术的采用也影响了语言文字发展方向。非穆斯林普遍使用没有连字符的字母来书写语言，这一特征使它们能够适应西方印刷术；而用来表示奥斯曼土耳其语的阿拉伯-波斯字母是用草书模式连写的，且基于其在给定单词中的首字母、中间字母或尾字母的位置而有多种形式，这对于使用印刷术产生极大挑战，排版工人需要更多的“排序”来使用惯常的象形文字和连字符的组合在页面上呈现单词。据估计，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排版工人至少需要500个符号，有时甚至需要1600—2000个符号，而那些使用拉丁语、希腊语或亚美尼亚语的排版工人使用的符号不到100个。这对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字母书写和印刷提出了新要求，进而呼唤了帝国晚期的语言文字改革。

二、改革时代的语言文字改革与族群公民意识的深化

马克思指出，在新旧共同体转变的经济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自17世纪以来，起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新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言作为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扮演了关键性角色”。晚期奥斯曼帝国在和西方交往中意识到需要一种民众易于理解的语言文字作为交流媒介，少数族群对民族语言的吁求更加强烈，语言文字改革由此开启。

（一）改革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探索与尝试

现代化改革启动后，官方与民众呼吁使用相对简单的奥斯曼土耳其语，由此引发了一场简化奥斯曼帝国语言华丽风格和借用词汇的运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时期发行的《事件日历》（Calendar of Events）编辑埃萨德·埃芬迪（Esad Efendi）“是第一位感到有必要简化书写的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作家”。1846年，首次放弃使用阿拉伯语语法表达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教学发生在帝国军事学院，因为阿拉伯语语法不能满足复杂而繁琐的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使用，军事学院的教员们不得不编写土耳其语语法。1850 年，奥斯曼帝国成立了旨在“简化奥斯曼语言和传播知识”的知识委员会（Council of Knowledge）。与此同时，以易卜拉欣·邢纳西（İbrahim Şinasi）、齐亚帕夏（Ziya Paşa）、艾哈迈特·维菲克帕夏（Ahmet Vefik Paşa）和阿里·苏阿维（Ali Suavi）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支持语言简化活动。邢纳西在翻译拉封丹（La Fontaine）寓言时宣称使用的是“普通人的语言”，尝试只用土耳其语词汇写诗。齐亚帕夏对花哨的旧奥斯曼风格和复杂的官僚语言持批评态度，他在《自由报》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Poetry and Prose），“破坏了被视为繁琐、复杂的土耳其古典风格”。阿里·苏阿维敦促避免使用在土耳其语中存在对应词汇的非土耳其语词汇，公开反对称土耳其语为奥斯曼土耳其语，并证明自己有能力不使用波斯语的连接（izafet）进行书写。不过，谢里夫·马丁指出，阿里·苏阿维“仍然对他所有的伊斯兰教兄弟非常感兴趣，不愿意被贴上‘土耳其主义者’的标签，尽管‘土耳其人’在他的著作中比以前更受重视”。这体现了此间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寻找一种标准的、基于普通人方言的“新语言”（Yeni Lisan）是奥默尔·塞弗丁（Ömer Seyfeddin）、谢姆塞丁·萨米·弗拉舍里（Şemseddin Sami Fraşerî）等学者关注的焦点。奥默尔·塞弗丁曾经指出，“要使民族文学成为现实，首先需要一种民族语言”。“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语，我们所说的语言，是一种最自然的语言。撇开刻板的izafet复合词不谈，多余的修饰永远不会进入我们的言论。如果我们将书写语言和口语统一起来，我们就能复兴我们的文学或创造出新的文学……在我们的语言中，只有土耳其语规则才能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土耳其语和土耳其语的规则。”谢姆塞丁·萨米·弗拉舍里贝伊是最早呼吁建立以伊斯坦布尔方言为基础、以东部土耳其语为补充的现代土耳其语的学者之一。他曾呼吁停止过度借用阿拉伯语，并建议改用“我们最初东部土耳其语的废弃词汇”。在一场关于简化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激烈辩论中，他指出，奥斯曼土耳其语的瓦解将催生现代土耳其语；变革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书面土耳其语摆脱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规则的桎梏。他编写的《土耳其语词典》（Kamus-i Türkî）收录了东部的土耳其语词汇，这些词汇以前在奥斯曼书面语言中是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表达的，该词典“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更能反映19世纪现代作家所发展的奥斯曼文学语言”。它使用了变音符号来处理阿拉伯字母与土耳其语发音的不完全匹配以及土耳其语拼写的一些特殊性可能造成的歧义，是土耳其语言协会于1932年创建土耳其文学语言的基础。来自喀山的卡赞勒·阿亚兹（Kazanlı Ayaz）指出：“任何热爱自己民族的土耳其人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必须使用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这就为语言改革的土耳其化提供先导。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者的著作仍然充满艰涩难懂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杰弗里·刘易斯（Geoffery Lewis）指出：“新的报纸和杂志经常刊登文章，呼吁使用简单的土耳其语，但它们往往用非常复杂的语言来呼吁使用这种语言。”这是因为，深受奥斯曼土耳其语著作熏陶的学者，很难突破传统语言表达和书写习惯。

（二）字母书写改革的实践

长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语主要使用阿拉伯—波斯字母书写。现代化改革启动后，知识分子认识到有必要改革字母以恰当表达奥斯曼土耳其语的音素和音节，当然也出于摆脱伊斯兰传统束缚、学习西方的目的，还有提高识字率的考虑。在一些人看来，书面语言与大众口语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识字率低问题，而字母改革被视为提升识字率的一种方式。1851年，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AhmetCevdet Paşa）与富阿德帕夏（Fuat Paşa）联合出版了《奥斯曼语规则》（Kavaid-I Osmaniye），使用了两个变音符号（diacritical marks）来准确表示一些（奥斯曼土耳其语）元音。“这是第一部经过印刷发行和用土耳其文写的土耳其语法书，也是文字改革中的一块里程碑”，但影响并不大。1862年5月，奥斯曼科学协会（Cemiyet-i İlmiye-i Osmaniye）的创始人安特普利·穆尼夫帕夏（Antepli Münif Paşa）在演讲中，将奥斯曼帝国文学作品的匮乏归咎于字母的缺陷。他提出了两种解决阿拉伯—波斯语字母书写奥斯曼土耳其语缺陷的方案，其一是增加变音符号来区分字母，采用阿拉伯语中已存在的三个变音符号以及五个新创造的变音符号来代表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完整元音体系；其二是单独书写每个字符，包括五个新的变音符号，将这些变音符作为完整的字符在一行中显示，而不是上面或下面的字母而使它们互不相连。1863年，费特赫·阿里·阿洪扎德（Feth-Ali Ahundzade）来到伊斯坦布尔，建议增加一些新字母来表示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元音。他的提议受到广泛欢迎，大维齐将他的提议转交给奥斯曼科学协会审议。虽然奥斯曼科学协会承认该建议有可取之处，但做出了不予采用的决定，原因是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还会导致古代伊斯兰作品被遗忘。该建议被否决后，费特赫·阿里·阿洪扎德提出“采用拉丁字母”。纳米克·凯末尔（Namık Kemal）反对采用拉丁字母，“理由是变阿拉伯字母为拉丁字母有困难，由左到右的写法别扭。改革是需要的，但应该就阿拉伯字母进行修改而不是放弃不要”。这说明字母文字改革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讨论中。

奥斯曼帝国赋予少数族群的权利包括允许他们开办教授民族语言的学校，促使帝国的不同语言一直保持着活力。作为现代化改革的参与者，谢姆塞丁·萨米·弗拉舍里贝伊为阿尔巴尼亚语设计了以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为基础的斯坦布尔字母表（the Stamboul Alphabet）。该字母表由三十六个字母组成，包括七个元音和二十九个辅音，着力将拉丁字母、改良拉丁字母、变音字母、希腊字母、西里尔字母和改良西里尔字母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字母表系统，象征阿尔巴尼亚人作为巴尔干地区民族的独特性。由于奥斯曼帝国当局对在首都印刷阿尔巴尼亚语设置了障碍，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的印刷厂开始使用斯坦布尔字母印刷书籍。斯坦布尔字母出现后的26年间，在阿尔巴尼亚南部、中部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中传播开来，甚至远至都拉斯（Durrës）和迪拜尔（Dibër）的盖格地区（Geg）。到19世纪末，阿尔巴尼亚南部、中部地区主要使用斯坦布尔字母书写阿尔巴尼亚语，而西欧和美洲的阿尔巴尼亚人则开始使用拉丁字母。由于使用拉丁字母印刷阿尔巴尼亚语作品的成本大大低于使用斯坦布尔字母印刷的成本，这使其使用范围受限。

（三）语言文字改革与帝国公民认同意识塑造

奥斯曼帝国精英通过改革语言文字塑造民族认同意识，强化基于公民平等权利的国家认同意识。马哈茂德二世时期，萌生的奥斯曼主义强调所有奥斯曼臣民一律平等，试图弱化希腊独立对帝国的冲击。1839年，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Abdülmecid I）颁布《花厅御诏》（Noble Rescript），规定所有臣民不分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望借此强化奥斯曼帝国臣民的忠诚。1856年，苏丹颁布《帝国敕令》（Imperial Decree），重申基督教臣民与穆斯林享有同等权利。《花厅御诏》和《帝国敕令》都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地位平等”放到重要位置，但后者使用语言和语气“更现代，更西方化，更清晰，更简洁，这在奥斯曼帝国文件中并不多见。”随后以青年奥斯曼党（Yeni Osmanlılar）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日趋活跃，“政治家们希望能创立一种奥斯曼主义，既足以抵消少数民族中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又能促使全体臣民进一步效忠仁慈的帝国政府，尽力维护帝国江山的完整。” “这种基于奥斯曼主义的‘民族’认同，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爱国主义，即要忠于奥斯曼帝国；二是‘国族主义’，即要用国家（帝国）的力量造就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三是平等主义，即要破除那种基于宗教信仰划分社群的米勒特制度，改变以往那些基于宗教差别的不平等制度。”尽管纳米克·凯末尔积极宣扬公民的平等权利，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有必要消灭奥斯曼土耳其语以外的所有语言。虽然他认识到不可能对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做到这一点，但他相信同化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和拉兹人可以通过在学校里教授土耳其语来实现。 青年奥斯曼党人在欧洲史学和哲学的影响下，开始表达将突厥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兴趣。1873年，阿里·苏阿维发表了有关基瓦汗国（the Khanate of Khiva）的著作，强调共同的宗教信仰和血缘纽带。1876年，苏莱曼·胡斯努帕夏（Süleyman Hüsnü Paşa）出版一本名为《世界史》（Tarih-i Alem）的历史教科书，大篇幅介绍了突厥人在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这种对突厥主义兴趣被纳入奥斯曼主义政治理念中，充分说明了土耳其主义的奥斯曼主义渊源。

1876年，苏丹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颁布的《宪法》规定奥斯曼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并称其为土耳其语，而非奥斯曼语。它还将奥斯曼主义“作为帝国的官方政策，体现了坦齐马特时代提出的平等理念，并努力消除米勒特制度的分裂主义”。帝国议会基于公民身份吸纳各族群力量。在第一届议会中，基督徒有44个议席，穆斯林有71个议席，犹太人有4个议席。从议员与人口的比例来看，非穆斯林的议席比例高于穆斯林。不过，掌握奥斯曼土耳其语是成为议员的前提条件，任何不会读写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公职人员，不得参与议会政治。《宪法》还规定，从1880年开始，掌握土耳其知识是担任议员的必要条件，其目标是将地方精英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理性的”和现代的国家。这显然体现了语言改革与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步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帝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增强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内部的自治权利，这“其实象征了帝国间接地同意让米勒特由‘宗教’转向‘族群’治理，一方面削弱米勒特本身对教徒在教育与法律上独占性的控制，另一方面降低了宗教领袖的权力”。他们还希望通过语言简化举措，实现边缘地区的文明化和将更多民众融入奥斯曼公民体系，但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而陷入停滞。

三、革命年代的语言文字改革与族群格局变化

从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哈米德二世统治，到奥斯曼帝国陷入“一战”的泥淖可谓动荡的革命年代。帝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强调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语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字母改革建立与其相匹配的语言文字体系，促使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从传统的不容置疑的伊斯兰奥斯曼主义出发，经历了多社团泛奥斯曼主义，19世纪青年奥斯曼人和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并与泛突厥的‘图兰主义’擦肩而过，最终成为族裔主导的领土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主义’”，这改变了帝国族群格局。

（一）官方与民间语言文字改革的持续深入与发展

20世纪前后，奥斯曼帝国境内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尼亚兹·伯克斯（Niyazi Berkes）指出，“新的土耳其民族……需要自己的民族语言。”尽管哈米德二世通过倡导泛伊斯兰主义来强化穆斯林的认同意识，但综合了族群血缘、宗教、文化、语言等属性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在语言文字改革推进中逐渐定型，进而影响了帝国族群的发展趋向。

其一，官方与民间着力将语言改革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塑造相结合。1897年，穆罕默德·艾敏（Mehmet Emin）出版了诗集《土耳其诗抄》（Türkçe Şiirler），摒弃了奥斯曼帝国宫廷诗人的正式语言和定量韵律，用简单通俗的土耳其语和民间诗歌中使用的音节格律写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采用了一个在土耳其语中用来指粗野无知的农民或游牧民的词，并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土耳其人。麦赫迈特·纳西普（Mehmet Necip）从1899年开始以“我们的土耳其语”（Türkçe Dilimiz）为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建议将土耳其语口语用作书面语言。奥默尔·塞弗丁呼吁，“让我们抛弃那些古老而摆设的语言，那些由五个世纪以来的非理性和古怪而创造的昨天的土耳其语。让我们写我们口说的土耳其语，它将充满其基础、原则和规则”。齐亚·格卡尔普（Mehmed Ziya Gökalp）认为语言是大众教育的基础，坚持认为语言领域的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先决条件，他主张使用人们能理解的简单语言写作，反对继续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奥斯曼土耳其语，它是行政语言和古典文学的语言，混合了三种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另一种是土耳其语，是普通人和流行文学的语言。他和同时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升级普通民众使用的语言而将其成为动员民众的工具。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改革后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获得官方支持，逐渐成为法律和行政语言，并在报纸和文学作品中得到广泛应用。从1913年开始，奥斯曼土耳其语被规定为高中教学的唯一合法语言，非穆斯林地区学校的必修课。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于1915年出台政策，禁止使用外语进行经济交易，以促进穆斯林土耳其人参与经济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结束时，旧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被一种灵活生动的新语言所取代。1918-1923年间，在失败、改革和重新定位国家目标的、绝望而忙碌的时代，多根源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趋于消亡。简单易学且与西方接轨的新奥斯曼土耳其语成为很多人追求的目标。

其二，官方与民间关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字母书写改革继续推进。在青年土耳其革命期间，出现关于字母文字书写的派别争论，西化派建议以拉丁字母为底本形成一种新字母以取代不太适合书写奥斯曼土耳其语的阿拉伯字母；温和派则反对对阿拉伯字母进行重大修改，但同意进行调整以确保文字易于阅读和书写。根据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说法，青年作家胡赛因·雅尔辛（Hüseyin CahitYalçın）、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杰拉勒·努里·伊乐瑞（Celâl Nuri İleri）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不过，伊斯兰主义者反对使用这种“异教徒的涂画”，但他们强烈反对一些“纯粹的土耳其主义者”提出的恢复前伊斯兰时代土耳其字母的建议。1908年，米拉斯利·伊斯梅尔·哈基（Milâsli İsmailHakkı）设计了用三个阿拉伯元音的修改形式来表示所有八个土耳其元音的字母系统，但占用的空间比使用未修改的字母表达同样含义要大得多。不过，他改革阿拉伯字母的动机是防止采用拉丁字母，且不支持简化语言。

1911年，奥斯曼帝国成立了字母改革协会（İslah–ı huruf cemiyeti），很快形成一个独立的字母表，这引起了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的注意。1913年，恩维尔帕夏发起字母改革，并基于上述字母表而形成恩维尔字母系统。在该系统中，所有字符的最终形式都单独书写，阿拉伯元音也单独书写，用不同的变音符号来表示所有八个土耳其元音。除了添加这些变音符，这些字符没有像上面的例子那样被修改，而是保留了它们正常的可识别的形状。该系统“旨在简化军事电报员的工作”，但结果并不理想。恩维尔字母系统使得奥斯曼帝国军方的文件不得不准备两种字母书写的文件，显然降低了工作效率。凯末尔曾指出：“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半途而废，而且不合时宜。战时不是改革字母的时候。战争期间是玩弄字母的时候吗？为了什么？促进对话和交流？与旧字母系统相比，目前的字母系统使写作、阅读、理解以及相互体谅变得更慢、更难。”1917 年，恩维尔出版了一本简称为《埃利夫巴》（Elifba）的读物来教授其字母系统，但随着奥斯曼帝国解体而不了了之，但为凯末尔时期的字母改革提供参考。

（二）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与帝国族群格局变化

晚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青年土耳其党兴起并最终结束了哈米德二世的统治。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初期，部分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性。艾哈迈德·希尔米（Ahmed Hilmi）认为，“奥斯曼帝国内的穆斯林因素是维持帝国生存的唯一希望，穆斯林的统一是解救帝国困境，保障其独立的唯一弥补办法，而分裂则是一种灾难。”他把奥斯曼帝国视为穆斯林的庇护人，将穆斯林语言统一视为维持帝国生存的唯一希望。瑟拉尔·奴里（Celal Nuri）认为应该将穆斯林信仰的统一像泛斯拉夫主义、泛拉丁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一样付诸实践。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对待泛伊斯兰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对泛伊斯兰主义持反对态度，在民族主义急剧上升时代，青年土耳其党并不相信泛伊斯兰主义这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又不得不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因为其作为一种扩张政策适合青年土耳其党的口味，可以借此恢复先前帝国的疆界。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不同群体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泛伊斯兰主义逐渐失去市场。

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定型，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土耳其民族的特定标志，安纳托利亚则被视为土耳其人的家园。“一个国家和祖国的制度只有以民族理想为基础才能确保其持久性”。一方面，试图通过语言的同质化和民族的整合实现民族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土耳其民族主义将西方文明和本国文化相调和，为土耳其“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和成功完成这种转型提供了新的目标”。土耳其民族主义是青年土耳其党试图创造帝国身份认同的尝试，“这是寻求土耳其认同的第一次努力……使帝国转化为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设想的统一国家的模型”。苏克鲁·哈诺格鲁（M. Şükrü Hanioğlu）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从一开始就是令人信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将他们在统治早期对自由的奥斯曼主义的明显同情描述为一种必要的“政治机会主义”。弗罗兹·艾哈迈德指出，“1908年之后是土耳其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凯末尔主义者革命的神话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以安纳托利亚的历史和传统为荣，这两者都必须被重新发现和制造。”与此同时，他们将那些在族裔血缘和宗教语言文化方面异质性强且与帝国的反叛和敌对势力站在一起的群体，如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视为危险的“他者”，对其采取强制迁徙、驱逐、人口交换甚至清洗形式来强化同质化土耳其民族形成。一战期间，近30万希腊正教徒被从西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驱逐到希腊，另有8.5万名被强行转移到安纳托利亚中部。从1915年开始，亚美尼亚人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基督徒成为被迫迁居的目标，在军队服役的亚美尼亚人的武器被没收，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其中大批因饥饿和寒冷而死亡。逃离巴尔干地区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罗姆人等，被安排到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正是由于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对族群格局的洗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非穆斯林族群数量锐减，这为土耳其同质化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必要准备。统一语言文字和构建同质化民族是新生土耳其共和国的目标，也是从多民族帝国脱胎而来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挑战。

四、结 语

一般而言，“各语其语”体现了传统社会“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和多元并立的文化体系；统一语言文字则是追求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维系、增进了多民族群体对国家的共同记忆，在强化奥斯曼人的国族认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帝国的多元文化格局以及现代化改革的工具性特征，使得语言文字改革并不系统；不仅未能改变帝国内部多种语言并行发展的局面，反而加剧非穆斯林族群的分离主义倾向和穆斯林族群的离心倾向，进而对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乃至现代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帝国各种社会力量对奥斯曼土耳其语的改革尝试为凯末尔政权的语言文字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使得语言文字统一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迁而促进国族认同的形成，所以说语言文字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帝国转型的独特视角。20世纪以来，统一的语言文字被视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基础。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主义精英着手制定共同的、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文字，并将“语言统一、情感统一和思想统一”作为链接公民的强大纽带，基于语言文字统一的国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获得民众认可。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从历史维度探究语言文字改革乃至统一的历史逻辑和政治意蕴，阐释西方族群意识的理论局限与实践不足，进而揭示推行通用语言文字、坚定文化自信、强化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与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探讨空间。

作者简介

李艳枝，教授，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先后在郑州大学、西北大学、南开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后于西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出站。先后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选、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等人才项目。荣获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优秀中青年专家、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辽宁省本科教学名师、沈阳市杰出人才等荣誉称号。现兼任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辽宁省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辽宁省高等学校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李艳枝教授充分发挥世界史、宗教学和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优势，聚焦中东史和伊斯兰教等领域，围绕中东政党政治、伊斯兰主义与现代化关系、跨宗教对话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等主题开展系统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伊斯兰教视域下的宗教对话资料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理念与实践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6 项。在《光明日报》《世界宗教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西亚非洲》《人民论坛》等报刊发表专题论文 59 篇，其中 7 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的《宗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中东政党政治的演变》《伊斯兰主义与现代化的博弈——基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个案研究》《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理念及实践研究》，参编著作 3 部。围绕民族宗教问题、周边局势和国家安全等主题撰写的咨政建议获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和中央有关部门采纳 10 余篇，其中多篇转化为政府文件或决策。曾向多个省市的安全部门、驻外使馆等开设学术讲座并提供学术咨询。担任《辽宁大学智库简报》编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成果《晚期奥斯曼帝国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博弈及其影响》《关于做好辽宁省民间信仰工作的建议》《辽宁省关于我国基督教中国化解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省政府奖）一等奖、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以及省部级以上奖励 9 项。 主讲的《世界当代史》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主讲的《中东史》获批辽宁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作为专业负责人，所在历史学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主持省级教改项目 2 项，主编教材 1 部，副主编教材 2 部，出版教学改革研究著作 2 部，参与的教学成果获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杨婧格，辽宁大学2024级中国史博士研究生，辽宁沈阳人，主要从事中外宗教文化史研究，曾在《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中国宗教》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参与省市校级项目7项，完成两篇资政建议并被省级相关部门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