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 陈曦.[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2):1-16.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6.02.009
进口竞争加剧能否抑制企业伪善？——来自中国企业漂绿的证据
姚树洁 陈曦
摘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伪善行为日益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文章在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究了进口竞争加剧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典型的漂绿式伪善行为。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进口竞争显著抑制了企业漂绿行为，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高管自利行为以及促进高管团队国际化，从而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进口竞争对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低、市场价值较高以及声誉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进口竞争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在机制，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口竞争；企业漂绿；伪社会责任
一、引 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正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并将“积极扩大进口”作为深化对外开放的核心举措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通过持续降低贸易壁垒、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实践，推动进口贸易规模从2001年的2.02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18.48万亿元，国际贸易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力量。进口规模的扩张不仅满足了国内多元化消费需求，更通过引入国际市场竞争，深刻重塑了本土企业的战略决策与行为模式。
在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浪潮的推动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既是企业提升品牌声誉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然而，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实践中仍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漂绿行为频发，削弱了消费者信任。例如，2022年，国际时装品牌H&M与体育用品品牌迪卡侬因在产品上使用“生态设计”“环保意识”等标签却未能提供充分依据，受到荷兰市场监管机构调查；2025年，时尚零售商希音（Shein）也因涉嫌环保宣传不实，在法国和意大利被处以高额罚款。此类现象引发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动机的广泛质疑，漂绿已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不容忽视的突出伪善现象。
在此背景下，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由关税削减所带来的进口竞争加剧将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理论上，进口竞争加剧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效应，对企业形成优胜劣汰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会重塑其市场战略，还深刻地渗透至非市场战略领域，尤其在环境战略选择上表现得更为复杂。具体而言，竞争压力可能通过双重路径作用于漂绿行为：一方面，竞争加剧引致的利润空间被挤压，可能迫使企业削减对周期长、见效慢的实质性环保的投入，转而寻求成本更低的象征性漂绿行为，以维系绿色声誉；另一方面，为应对国际竞争者带来的更高环境标准，企业也可能选择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提升真实环境绩效来构建差异化优势与合法性，从而抑制漂绿倾向。然而，进口竞争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现有研究尚未给出清晰答案。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外部市场竞争视角拓展了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内部控制等内部治理视角探讨企业漂绿的治理机制。然而，漂绿本质上是企业自利动机驱动的机会主义行为，仅依靠内部治理难以彻底遏制。少数关注外部压力的研究，也多聚焦于制度环境或政府监管、社交媒体、利益相关方等特定主体。本文则将目光投向更具基础性的市场力量，揭示进口竞争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如何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效应，对企业漂绿这一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不仅深化了对漂绿行为前因机制的理论认知，也为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通过市场竞争赋能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视角。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拓展了进口竞争非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将其延伸至企业策略性社会责任行为领域。现有文献多集中于进口竞争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虽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其对环境绩效或社会绩效的影响，并肯定了其在促进实质性环境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均聚焦于企业的实质性环保行为，未能延伸至策略性社会责任行为领域。本文则将进口竞争的研究视野拓展至漂绿这一典型的策略性行为，揭示了市场竞争不仅影响企业实质性行为，更影响企业策略性行为，从而深化了对进口竞争后果的全面理解。
第三，在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的识别上，本文系统揭示了进口竞争抑制企业漂绿的内在机理与情境依赖。一方面，我们从信息透明度、高管自利行为及高管团队国际化三个维度识别并检验了进口竞争抑制漂绿的核心传导路径，打开了二者关系的“黑箱”；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融资约束、市场价值与企业声誉等异质性因素的分析，揭示了该抑制效应的边界条件。这既突破了现有文献对进口竞争后果的认知局限，也为理解市场竞争如何引导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1.企业漂绿行为的相关研究
企业漂绿行为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漂绿是指企业通过虚假或误导性的宣传手段，塑造自身在环保与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形象，而实际行为却与之不符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披露正面环境信息或刻意隐藏负面信息，从而对环境绩效进行粉饰与误导性传播。随着全球环保意识增强及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不断加大，漂绿行为亦呈增多趋势。围绕漂绿行为，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后果、形成动因与治理机制三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
首先，关于漂绿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揭示了其短期收益与长期风险并存的二元特征。从企业短期视角看，漂绿有助于企业迎合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偏好，吸引绿色投资者，从而在短期内改善品牌形象与市场表现。然而，从长期来看，大量研究证实，漂绿行为的风险远大于收益。一旦漂绿被揭露，将引发严重的声誉危机，导致消费者信任丧失与市场份额萎缩。从市场整体效率层面来看，漂绿行为扭曲了环境信息的真实传递，误导消费者选择，阻碍真正具备绿色创新能力企业的成长，最终损害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上述研究共同表明，漂绿虽为企业的策略性选择，但其长期危害显著，如何有效治理漂绿已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其次，关于漂绿的形成动因，学者们从制度环境、市场压力与组织特征等多个视角进行了阐释。基于制度理论的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来自政府、社会团体及公众的环保压力，但内部缺乏实质性环保能力时，企业倾向于采取漂绿作为低成本、象征性的应对策略，以获取合法性并规避处罚。从市场压力视角出发的研究则指出，投资者对 ESG表现的关注以及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均可能诱使企业通过漂绿来满足外部预期。此外，部分研究从组织特征入手，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和管理层自利动机也是驱动漂绿的重要因素。综观上述文献，尽管漂绿动因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企业如何主动利用市场竞争工具遏制漂绿行为关注不足。
最后，关于漂绿的治理机制，现有文献形成了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两条主线。内部治理方面，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引入具有环保背景的独立董事以及优化资金配置等手段，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约束管理层的投机行为。外部监督方面，媒体与分析师的关注、智慧环境监测等因素能够缓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银行竞争与绿色金融发展等亦可影响企业融资行为，从而抑制漂绿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治理机制的研究多聚焦于监督主体的直接影响，或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然而，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最直接的外部环境，市场竞争本身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在现有文献中尚缺乏系统探讨。
2. 进口竞争的相关研究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出口快速扩张的同时，进口规模亦持续增长。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48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进口贸易的蓬勃发展将大量优质的外国商品引入国内市场，在丰富消费者选择的同时，也显著增强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围绕进口竞争的经济效应，学界形成了“熊彼特效应”与“逃离竞争效应”两种竞争性理论假说，并逐渐将研究视野从企业经济绩效拓展至环境与社会绩效。
首先，关于进口竞争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现有研究存在观点分歧。一部分研究强调进口竞争的“熊彼特效应”，即进口扩张会直接冲击本土企业，挤占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甚至抑制企业产出规模。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指出激烈竞争将淘汰低效率企业，而存活企业则可能削减各类成本以维持生存。另一类研究则强调进口竞争的“逃离竞争效应”，认为进口竞争可倒逼国内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进而改善企业绩效。上述研究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最终效应取决于企业在压力下的战略选择——是选择削减成本被动防御，还是选择创新升级主动突围。
其次，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进口竞争对企业非经济绩效的影响，特别是其环境表现与社会责任行为，但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分歧。部分研究依据“熊彼特效应”的逻辑指出，利润受到挤压的企业可能将环保支出视为可压缩成本，从而削减环境治理等长期投入以维持短期财务表现。然而，更多基于中国情境的实证研究支持进口竞争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结论。进口竞争不仅带来产品竞争，也引入了更高标准的制度环境和治理理念，促使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提出更严格的环保与伦理期望，从而激励企业改善环境行为与社会责任表现以维持其合法性。这一分支的文献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方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压力、市场竞争强度及自身资源禀赋等因素间的复杂交互。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多聚焦于企业的实质性环境行为，如减排、环保投资等，但对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可能采取的漂绿等策略性社会责任行为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将进口竞争与企业漂绿行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以期弥补现有文献的上述研究缺口，并为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的企业绿色治理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进口竞争与企业漂绿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与ESG投资潮流的兴起，显著强化了企业面临的环保与社会责任压力。在此背景下，构建绿色形象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通过实质性环保投资真实提升环境绩效；二是借助漂绿行为进行印象管理。前者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回报周期较长但有助于构建真正的差异化优势；后者成本低廉、见效迅速，但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识破将面临严重的声誉惩罚。
进口竞争作为重要的外部市场力量，深刻重塑了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成本收益权衡，会通过多重路径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推动企业从象征性环保向实质性环保转变。首先，进口竞争伴随的市场开放显著提升了信息透明度，使得消费者、投资者及媒体等外部监督力量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关注度与识别能力同步增强。这直接提高了漂绿行为的曝光风险与预期成本。一旦虚假宣传被揭露，企业将面临声誉损失、客户流失与融资成本上升等多重惩罚，从而有效遏制漂绿动机。其次，进口竞争倒逼企业注重长期竞争力构建。真实的环保创新与社会责任投入虽然在短期内耗费资源，但有助于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流程优化与合规能力提升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反观漂绿行为，既无法带来实质性效率改进，也难以形成技术积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以维持长久优势。理性企业因此更倾向于将资源配置于能够提升实质效率的绿色活动。最后，进口竞争通过制度模仿效应与供应链压力推动企业采纳更高标准的社会责任实践。 外资企业通常具备更严格的社会责任标准与供应链管理要求，其示范与传导效应促使本土企业提升社会责任真实性，减少漂绿行为。基于上述理论推导，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进口竞争加剧会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三）进口竞争影响企业漂绿的作用机制
1.信息透明度
信息透明度是制约企业漂绿行为的关键因素。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环境中，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夸大或虚构其环保表现来误导利益相关者。进口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具体而言，竞争加剧，一方面会激励企业主动披露更高质量的信息，以展示自身竞争力并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另一方面也会吸引更多分析师、媒体等外部监督主体的关注，形成更严密的信息监督网络。在此情况下，企业任何不实的环保声明都更容易被识别，从而显著提高漂绿行为被曝光的概率及相应成本。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进口竞争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2. 高管自利行为
高管自利动机是驱动企业漂绿的重要诱因。依据代理理论，在自利动机驱使下，高管有动机利用环境监管的漏洞，以较低环境成本塑造绿色形象，例如通过象征性环保投入来获取声誉收益。然而，这类行为往往偏离企业真实环保绩效，损害股东的长远利益。进口竞争从以下两方面缓解此类代理冲突：第一，竞争加剧会压缩企业的超额利润和自由现金流，从而直接减少高管可用于形象工程而非实质性价值创造的冗余资源；第二，进口竞争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促使董事会和股东加强对高管的监督，更加关注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长期竞争力，而非短期的声誉塑造。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高管为追求个人目标而实施漂绿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均受到抑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进口竞争通过抑制高管自利行为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3. 高管团队国际化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主体，其背景特征与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随着全球化竞争不断深化，进口竞争加剧会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引入具备海外教育或工作背景的高管成员。同时，进口竞争所带来的技术标准提升与环境合规压力，也会推动企业积极吸纳熟悉国际环保法规和技术标准的管理人才，以应对日趋严格的合规要求。具备国际经验的高管通常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强化的环保法规、ESG投资趋势以及绿色供应链标准的理解更深入，也更能够认识到实质性环保投入对构建企业长期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因而更倾向于避免采用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漂绿行为的发生。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进口竞争通过促进高管团队国际化会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为构建企业漂绿指标，本文从WinGo数据库获取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并从CSMAR和CNRDS数据库获取环境相关处罚数据，年度财务报表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产品关税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参考已有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最终品关税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将产品对应的HS编码统一归类至HS2002版本；然后，依据HS2002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 Revision3）的对应关系表，将其映射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从而将关税数据归集至GB/T 4754—2002行业层面。CSMAR数据库所提供《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依据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本文进一步手动匹配了GB/T 4754—2002与GB/T 4754—2011分类标准，将产品关税数据转换至GB/T 4754—2011分类体系，并据此计算二分位国民经济行业的最终品关税税率。最后，将上述各来源数据进行匹配整合，并进行以下数据清理步骤：（1）剔除金融行业企业；（2）剔除ST类企业；（3）剔除IPO当年样本；（4）删除变量数据缺失的观测值；（5）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处进行缩尾处理，以有效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潜在影响。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1. 企业漂绿
漂绿是指企业对自身环保承诺作出缺乏依据或具有误导性的声明。参考HU等（2023）的研究，本文基于企业口头环保宣传（Oral）和实际环保绩效（Actual）的差异衡量企业漂绿行为。首先构建一个与环保相关的术语集合，包含“绿色”“环境保护”“低碳”“环境”等关键词，随后针对每个企业的年度观察样本，分析这些词汇在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章节的出现频率。由此定义虚拟变量Oral：若某企业年度观察样本的出现频率高于同期同行业中位数，则取值为1；反之则取0。实际环保绩效（Actual）则定义为：若企业年度观察样本曾受环保处罚，则取值为1；反之取0。综合上述指标，企业漂绿代理变量（DGW）的计算公式如下：
该指标变量取值为1的含义非常直观，即企业进行了过多的绿色宣传，实际环保表现却糟糕透顶。
2. 进口竞争
本文参考Fernandes（2007）以及王静等（2025）的研究方法，采用行业层面最终品进口关税作为进口竞争的测度指标。其理论基础在于，最终品进口关税下降会显著降低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壁垒，引致同类进口商品数量增加，从而加剧本土市场的竞争强度。为更直观地反映进口竞争的激烈程度，本文用1减去最终品进口关税税率来刻画进口竞争强度，该数值越大代表进口竞争越激烈。行业层面的最终品进口关税及其对应的进口竞争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下标j和t表示行业和年份，h 表示HS6位编码产品。OutputTariffjt表示在t年行业j的最终品进口关税税率，tariffhtimport表示产品h在t年的进口关税，Hj表示行业j中HS6位编码产品总数。Competitionjt表示行业j在t年的进口竞争强度。
3. 控制变量
参照HU等（2023）和王静等（2025）研究，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多个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成长能力（Growth）、盈利能力（ROE）、固定资产比率（Capital）、企业性质（SOE）、股权集中度（Top1）、两职合一（Adjunct）、董事会独立性（Indep）、董事会规模（Boardsize）、大股东资金占用（Occupy）、以及审计意见（Audit）。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三）实证模型
为检验关税降低引致的进口竞争加剧能否影响企业漂绿行为，本文参考HU等（2023）的做法，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i、j、c、t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DGWijt为j行业i企业在t年的漂绿行为。解释变量Competitionjt为行业j在t年的进口竞争强度，Controls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Cityc、Indj、Firmi、Yeart分别为城市、行业、企业以及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DGW）的平均值为0.197，中位数为0，说明本文样本中企业漂绿的平均水平相对较低。解释变量（Competition）的平均值为0.927，中位数为0.933，说明大多数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进口竞争压力。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特征与以往研究基本吻合，表明变量选择是合理的。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仅控制企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进口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列（2）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进口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列（3）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企业、年份及行业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进口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列（4）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企业、年份、行业及城市固定效应，结果显示，进口竞争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关税降低引致的进口竞争加剧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假设1得到验证。一方面，进口竞争提升了市场信息透明度，增加了漂绿行为被识别的风险与预期成本；另一方面，进口竞争倒逼企业注重长期竞争力构建，使实质性环保投入的相对价值上升，而无法带来效率改进的漂绿行为吸引力下降。因此，在进口竞争压力下，理性企业更倾向于减少象征性的漂绿行为，转向真实的绿色实践。
（三）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自变量衡量方式
为避免行业层面解释变量可能引起的偏误，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企业层面的进口竞争渗透度指标，实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微观统一。参考Bartik工具变量构建思路，我们将行业进口竞争渗透度分解至企业层面由此构建企业层面进口竞争渗透度指标。结果显示，用Competition_firm 替换模型（4）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2. 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
在基准回归中，本研究通过企业口头环保宣传与实际环保绩效差异衡量企业漂绿。为检验稳健性，我们进一步采用LONG等（2025）的方法衡量企业漂绿，即通过环境信息披露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异衡量企业相对漂绿评分。结果显示，Competition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3. 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
为应对误差项相关性可能导致OLS估计的标准误有偏，无法很好地反映估计系数的真实变异性，因此需采用聚类标准误修正。本研究考虑同一行业内企业可能受共同政策或市场冲击影响，参考王静等（2025）的方法，将标准误聚类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使用行业聚类稳健标准误后，Competition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4. 剔除纯出口型企业的影响
内销型企业对国内市场敏感，而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国内环境影响较小。考虑进口竞争主要通过国内市场份额传导，本文将海外收入在营业总收入占比超过90%的企业定义为纯出口型企业并予以剔除。结果显示，Competition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一致，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5. 控制中间品关税的潜在影响
最终品关税削减往往与中间品关税下调存在政策协同性。中间品关税下降可能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拓宽生产要素选择等影响企业战略，从而引发遗漏变量偏误。为此，本研究在回归中引入行业层面中间品关税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加入该控制变量后，Competition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6. 控制国内竞争的潜在影响
为剥离国内竞争干扰，本文参考王静等（2025）的方法，采用相对价格法构建城市层面市场分割指数衡量国内竞争。结果显示，控制国内竞争后，Competition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7. 替换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本文进一步采用Probit模型对进口竞争与企业漂绿行为的关系进行再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保持一致，因此，本文的核心发现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是稳健的。
（四）内生性处理
1.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遗漏变量偏误和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以各城市到最近港口的距离构建进口竞争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城市距港口的距离影响海外市场可达性，从而影响进口竞争；另一方面，该距离作为自然地理特征，与企业漂绿无直接关系，仅通过进口竞争发挥作用。为适应面板数据，参考李锴和齐绍洲（2011）以及曲如晓和李雪（2023）的研究，将城市到港口的距离与企业年龄相乘构建最终工具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与进口竞争显著负相关；第二阶段结果表明，控制内生性后，进口竞争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同时，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检验均通过，说明工具变量有效。综合以上，在充分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进口竞争仍能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
2.Heckman 两阶段模型
为处理潜在内生性并增强结论可靠性，本文借鉴LONG等（2025）做法，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第一阶段用Probit回归识别影响企业漂绿的因素，并据此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将IMR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检验进口竞争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结果显示，Competition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进口竞争加剧会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分析
为深入揭示进口竞争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在机理，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从信息透明度、高管自利行为以及高管团队国际化三个维度，对进口竞争抑制企业漂绿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参考江艇（2022）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思路，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4）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即式（5）：
其中，Mijt代表的是机制变量，具体包括信息透明度、高管自利行为以及高管团队国际化。β1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用于检验进口竞争对机制变量的影响，其余设定与基准模型一致。
1. 信息透明度
参考朱菲菲等（2025）的方法，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企业信息不透明度（Opacity），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信息不透明程度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表4列（1）的结果显示，解释变量（Competition）的系数为-0.144，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进口竞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透明度，即有效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进口竞争加剧会推动市场信息环境持续改善，进一步强化消费者、投资者及媒体等外部监督力量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识别与监督能力。这使得企业真实环境绩效更难以被掩盖，漂绿行为被识别、曝光的风险和预期成本随之上升，进而有效压缩了企业实施漂绿行为的操作空间。因此，进口竞争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抑制企业漂绿的作用机制得到支持。
2. 高管自利行为
参考代彬和王敬远（2021）的方法，本文以高管超额在职消费（Implicit）作为高管自利行为的代理变量，该数值越大，表明高管自利倾向越强。表4列（2）报告了进口竞争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结果，解释变量（Competition）的系数为-0.138，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进口竞争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自利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进口竞争通过强化市场约束，有效约束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当高管的私人利益动机受到抑制时，企业的资源配置逻辑将向长期发展倾斜，更倾向于将有限资源投入提升实质性竞争力的领域，而非耗费在象征性环保宣传等漂绿投机行为上。因此，进口竞争通过抑制高管自利行为抑制企业漂绿的作用机制得到支持。
3. 高管团队国际化
参考王静等（2025）的研究，本文采用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高管人数的自然对数（Oversea）作为高管团队国际化的代理变量，该数值越大，代表企业高管团队的国际化水平越高。表4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Competition）的系数为0.080，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口竞争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高管团队国际化程度。进口竞争加剧推动企业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全球竞争，进而促使企业主动引进具备海外经历的国际化高管。此类高管更熟悉国际环保标准与相关法规，拥有更成熟的绿色发展理念，其决策更倾向于推动企业投入实质性环保资源、提升真实环境绩效，而非通过漂绿行为开展投机性形象管理。因此，进口竞争通过促进高管团队国际化从而抑制企业漂绿的作用机制得到支持。
（二）异质性分析
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进口竞争能够抑制企业漂绿行为，但前文主要估计了关税减让引致的进口竞争对企业漂绿的平均效应，可能掩盖了该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的异质性特征。不同特征的企业在面对进口竞争冲击时，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和能力存在系统性差异，从而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漂绿行为调整模式。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文从融资约束、市场价值与企业声誉三个维度，考察进口竞争对企业漂绿的异质性影响。为避免分组回归因样本构成差异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统一采用交互项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
1.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战略调整能力的关键因素。低融资约束企业拥有更丰富的内部资源和更畅通的外部融资渠道，能够更灵活地应对进口竞争所带来的市场压力，无需依赖低成本漂绿来维持形象，反而更有可能将资源投入实质性环保创新和生产流程绿色化。相反，高融资约束企业面临较强的资源限制，在进口竞争加剧时，受限于资金压力，可能更倾向于通过低成本的形象管理手段来维持表面合规性和市场地位，而非进行高成本的实质性环保投资。因此，我们预期进口竞争对漂绿的抑制作用在低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
为检验这一假设，本文用KZ 指数来衡量融资约束，并依据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融资约束组（KZ=1）和高融资约束组（KZ=0）。表5列（1）结果显示，交互项（Competition×KZ）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进口竞争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漂绿行为产生了更强的抑制效应，支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
2. 市场价值
企业的市场价值反映了其未来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也体现了市场投资者对其经营策略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认可程度。高市场价值企业通常更注重长期声誉资本积累和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面对进口竞争时，为巩固市场信任、实现差异化竞争，更有动力通过真实环保投入提升竞争力，而非依赖漂绿这类短期投机行为。相反，低市场价值企业往往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和更短的决策视野，更可能通过漂绿来规避监管惩罚或迎合市场短期需求。因此，我们预期进口竞争对漂绿的抑制效应在高市场价值企业中更为明显。
为检验这一假设，本文采用托宾Q值作为市场价值的代理变量，并按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市场价值组（Tobin=1）和低市场价值组（Tobin=0）。表5列（2）中，交互项(Competition×Tobin)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进口竞争对高市场价值企业的漂绿行为抑制效果更强，与理论预期一致。
3. 企业声誉
企业声誉是企业在利益相关者中积累的信任和社会资本，对于高声誉企业而言，维护声誉资产的动机更强。高声誉企业在面临负面冲击时，更倾向于采取谨慎与合规的行为，以避免声誉损失所带来的巨大成本。进口竞争加剧了市场环境和舆论监督的压力，高声誉企业为保护声誉资本，会更加主动地减少漂绿行为，加强实质性环境治理。相反，低声誉企业因原有声誉资本较低，通过漂绿获取边际收益的动机更强，而面临声誉损失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我们预期进口竞争对漂绿的抑制作用在高声誉企业中更为突出。
为检验这一假设，参考LONG等（2025）的做法，本文采用负面媒体报道数量作为声誉的逆向指标，并依据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声誉组（Reputation=1）和低声誉组（Reputation=0）。表5列（3）中，交互项(Competition×Reputation)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进口竞争对高声誉企业的漂绿行为产生了更明显的抑制效果，支持了本文假设。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推动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进口竞争作为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关键外部因素，在抑制企业漂绿行为、防范道德风险以及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 201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由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竞争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对企业漂绿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抑制高管自利行为以及促进高管团队国际化三条路径，有效遏制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上述抑制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低、市场价值较高以及声誉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出发，揭示了进口竞争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结果表明，进口竞争不仅带来产品市场竞争压力，还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这一发现为理解市场竞争在引导企业切实、规范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并对完善对外开放政策与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良性进口竞争环境。继续坚持扩大开放战略，适度引入高质量进口产品与外资企业，充分发挥进口竞争的外部治理功能，借助市场竞争压力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约束高管机会主义倾向，从外部倒逼企业抑制漂绿动机、践行实质性环保责任。在制定或调整进口贸易政策时，可将环境绩效作为重要评估维度，引导形成绿色贸易结构，强化进口竞争对企业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推动贸易开放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第二，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快建立强制可溯、统一规范的企业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标准，强化第三方审计监督力度，畅通公众与媒体监督渠道，压缩企业漂绿行为的生存空间。借助进口竞争带来的外部治理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行为的可观测性、可问责性，明确区分“真绿企业”与“漂绿企业”，引导资源向实质性环保企业倾斜，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第三，优化高管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长期战略导向。完善高管薪酬激励与绩效考核体系，将实质性环保投入、环境信息真实性及长期ESG绩效纳入核心评价维度，弱化短期业绩导向，强化内部监督与责任审计，遏制由高管自利动机诱发的策略性漂绿行为。同时，鼓励企业引进具备国际视野、海外从业经验或绿色治理背景的管理人才，提升高管团队国际化水平，推动企业对标国际先进环境治理标准与社会责任实践，减少象征性环保宣传，强化实质性绿色转型，将进口竞争带来的外部压力有效转化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第四，实施差异化环境监管策略，提升精准治理效能。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对融资约束较高、规模较小、声誉机制尚不健全的企业，加强环境合规辅导与常态化监督，防范其在进口竞争压力下采取投机性漂绿行为；对治理基础较好、市场价值较高、声誉优良的企业，可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与声誉激励，充分释放其绿色发展潜力，形成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协同高效的企业环保治理格局。
作者简介
姚树洁，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院长，全英/全欧中国经济学会首届会士，教育部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2014），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当代中国学学院创建院长，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经济顾问。2014年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经济学），2021年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在SSCI/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和编著20余部，爱思唯尔（Elsevier）高被引学者（2020-2024年）、全球2%顶尖科学家终身和年度排行榜（2021-2025年）。10余篇资政报告获国家和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发表文章100多篇，长期担任CGTN特约评论员。
陈曦，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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