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略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2):102-111.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略论

陆扬

摘要：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建构，事关构建与我国当前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学界过去多谈西学东渐，反而较少关注“中学西传”的踪迹，哪怕是蛛丝马迹。过去半个世纪里西方学术新锐话语不断涌入，以至于曹顺庆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的观点。“失语症”之说初时学界不以为然者多，如陈洪、蒋寅等古代文论的领军人物，均表示了或委婉、或直接的反对意见。但曹顺庆持之以恒坚持旧说，并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作为话语创新。21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话语进入新的高潮。其中“以我为主”的关键词研究，可视为宏观与微观两相结合之下的综合努力。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理论自主性和自洽性，它不失为一个乐观剪影。

关键词：文化互鉴；失语症；文论关键词

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就中国 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新动向而言，“中学西渐”的回溯研究已开始崭露头角，是以有必要确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旅行”学说，破除以西方文论为理性、科学、客观、系统，却以中国文论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欧洲中心主义刻板印象。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论争的一个前提。

一、中西文化互鉴一瞥

关于中西交流的最早文字，有学者将之上推到《以赛亚书》中的这一段话：“看哪！有些人从远方而来；有些从北方，从西方而来，还有些从秦国（Sinim）而来。”《以赛亚书》成书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始以建国。东西两个文明在中东地区的交集，完全可能。虽然近年一些圣经学者将“Sinim”译为色尼姆，认为它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落难地之一色弗尼，但就《以赛亚书》上文的方位表述来看，昔年传教士将land of Sinim译为该从东方而来的“秦国”，应是可信的。中西文化的交流由此可见，公元前7世纪已经见于文字，并非天方夜谭。

“五四”以降，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特别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携手并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至于百余年来的学术话语，言必称民主与科学。反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概念、观念、话语，多被湮没不闻，以至于一些学者如曹顺庆，坚持不懈地呼吁纠偏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即便就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来看，西学东渐一波接一波滚滚而来，相比起来中国哲学、美学、文论的“中学西传”，依然显得单薄。

中西文化交流存在学术话语不对等的现象，有其历史原因。如中国话语向欧洲的输出方面，原始材料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大都见于西方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记录语言则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诸多小语种，以至于国内早期从事中学西传的学者，大都是在欧美留学过的回国人员，如留美的范存忠、冯友兰，留法的徐悲鸿、林风眠，留英法的钱锺书等。范存忠 1931 年以英文论文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中国文化在英国》）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其身后出版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即便在中西交往日益深入、中国文化自信与日俱增的当代语境下，依然不失为中学西传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冯友兰 1947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次年其著作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书中谈到中国艺术的理想，鼎力推崇庄子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境界，强调中国艺术富于暗示，而非一览无遗。诗的文字与音韵如此，画的线条与颜色亦然。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将中国与英国的文化关系，上推到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其中《侍从的故事》（Squire's Tale）开篇就说，“在鞑靼国内萨雷地方曾有一个国王，称兵攻打俄罗斯，因而许多勇士都战死了。这位国王名叫成吉思汗，在他那个时期，他的声誉和才能超过了任何一国的帝王。”中国在西方文化中，随着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语境，一向有着双重镜像：一面是以“香格里拉”为标识的浪漫异域，一面是蒙古铁蹄席卷欧洲的“黄祸”阴影。相比较元朝，欧洲更熟悉的是金帐汗国。乔叟写作《坎特伯雷故事》的 14世纪末叶，元朝刚为明所灭。诗人的想象和历史的进程，很显然不是同步的。但是范存忠认为，乔叟在《侍从的故事》中提到成吉思汗，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其时，马可·波罗那部有名的中国游记，已在欧洲到处传诵了。范存忠这样介绍了“契丹”一名的由来：

大约从十世纪初年起，欧洲人通称中国为“契丹”（Cathay），称中国人为“契丹人”（Cathayan， Cataian）。这在历史上是有根据的。在中国，唐朝以后的多半个世纪是中原分裂混乱的时期，叫做五代十国（907—960）。以后，南方是宋（960—1279），北方是辽（960—1125）和金（1115—1234）。辽原名契丹，这是欧洲人所谓“契丹”的来源。后来，蒙古人统一了中国，辽和金已不存在，但是有不少欧洲人沿用旧名，仍称中国与中国人为“契丹”与“契丹人”。“契丹人”一词，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至少见过两次。

范存忠梳理弥尔顿的《失乐园》，指出史诗中地名（Sericana）、西那（Sena）等，跟契丹一样都是中国在古代欧洲的名称，以至出现“从契丹可汗的都城汗八里克的坚固城垣和铁木尔所在，奥克塞斯河旁的撒马尔罕，直到西那诸王的北京”（387—390行）这样的诗句，这等于说从中国的北京直到中国的北京。可见在西方中国形象的逐渐清晰，是需要时日的。

按照英国史学家G.F.赫德逊（G. F. Hudson）《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1931）中的说法，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人就知道东方有一个出产丝绸的国度，“丝”的音译为“赛里斯”（Sēres），由此不仅指丝绸这一物质，也指从事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人。公元1 世纪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Secundus）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提到，赛里斯人的丝绸是产于一种羊毛树：他们先向树上喷水，冲刷下树叶上的绒毛，然后由妻室再来完成纺线和织布。公元2 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分别著有《赛里斯国记》和《秦尼国（Sinae）记》，却不知这两个国度原是同一个国度。在直接的交流行迹被记录下来之前，古代西方对于遥远中国的认知无疑是含糊的，其最初的所指究竟在多大程度指向汉民族，抑或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纯然是道听途说的遥远的东方异域？罗马商人通过水陆两路，将大量丝绸运往欧洲，已开始见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献。《欧洲与中国：从古代到1800年的双方关系概述》出版次年，伯明翰大学的汤普森（J.O.Thompson）教授写书评赞扬此书提供的大量信息，认为欧洲从古希腊城邦时期开始就受到东方影响，公元3世纪经济状态的恶化，当是中世纪的真正开端。从9世纪意大利城邦时期到葡萄牙等国启动大航海时代，欧洲与中国的互动是始终贯穿下来的，古代欧洲至少已经直接知道了中国，途径如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及张骞的西域行等。在元朝时期，意大利人如马可·波罗，则让欧洲人真正知道了中国。但是：

所谓班超以后中国在中亚势力日渐衰退，因为托勒密将喀什加利亚（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划分为了赛里卡（Serica）和伊玛目之外的斯基泰（Scythis）地区，这一看法是不对的：托勒密的认知并未达到这一程度。此外中国都城迁徙导致赛里斯人和秦尼人被视为不同的民族，这一说法亦不可信。丝绸织物是否在伦敦普遍流行过，一如它在洛阳？

今天来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循此线索，来探究“一带一路”在西方文化中最初的话语踪迹？

二、“失语症”的提出

中国文论“失语症”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的明确提出，一般认为发端于曹顺庆在《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上发表的文章《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理论及方法。次年，曹顺庆在《文艺争鸣》上发表的文章《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被认为是系统阐述了他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命题。该文气势磅礴，劈头就是一个自问自答：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

可以说曹顺庆的焦虑，跟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提出的审美中心主义足可交通。在布鲁姆看来，当代西方后结构主义以降的新历史主义、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各路“少数人话语”（minority discourses），让欧洲的、白人的、死去的、男人的西方经典患上了失语症。在曹顺庆看来，“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论是经历了三波冲击，而无可奈何地“失语”了。这三波冲击的第一波是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文艺理论蜂拥而入，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紧接着又有现代主义登场：唯美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等等接踵而至，以至于告别了传统文论的五四新文学，就像一个走进现代超市的中世纪的“灰姑娘”，目迷五色，唯恐模仿不及，哪里还有创造的余地和本钱。由于它最初模仿的就是西方文论话语，自然它也就只会这一套话语。第二波冲击如上所言，是 1949 年之后，这一次不是选择太多，而是别无选择，除了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概论道路，别无他途。第三波冲击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除了重温现代派文论外，还有众多当代西方文论短时间大量涌入，诸如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等，让中国文论界至今尚未能从狼吞虎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所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应当是一个跨世纪的重大命题。曹顺庆指出：“目前中国文艺理论界应当明确自己的选择：是在西方文论话语的控制下永远去模仿、追随，还是回过头来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是在无止境的模仿、追随中泯灭自我，还是适当汲取东西方文论养分来浇灌自己的园地，培育中国文论的参天大树？”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大背景看，曹顺庆的焦虑并非孤例。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告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可是，福山忘乎所以的胜利幻象转眼就成为泡影，亨廷顿看似遥远的“文明冲突论”，反倒成为今日世界的悲惨写照。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文论顺理成章地希望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建构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可谓水到渠成。从这个背景上来看，以曹顺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症”，虽然引来质疑远多于赞同意见，但是也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道路的一个环节，因为毕竟是认真提出了问题。

大体来看，中国文论“失语症”提出之初，除了曹顺庆教授的学生及其学术团队外，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认同，认为那是一个伪命题。个中来由或许跟古代文论和比较文学这两个中西学术背景，集中在曹顺庆一人身上不无关系。雅克·德里达 2001 年访问上海，在上海领事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本文作者亦在现场）曾说过，按照他的理解，中国是没有哲学的。这样的话，一时叫招待会上的中国人面面相觑。但是谈话进行下去，德里达的善意就逐渐清晰起来。原来他是觉得哲学是希腊文化的“方言”，其核心是“存在”（Being），即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他好奇中国并没有本体论传统，如何到了现代“哲学”就遍地开花？是以有王元化解释说，中国古代典籍本来散漫无体系，如《论语》开篇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以第一章就取名为《学而》，但到魏晋时期，随着佛教传入，像概念、逻辑、体系这类观念，就不再陌生了。这在当时的媒体上面，曾多有报道。如是反观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命题，是不是有跳出历史语境之嫌，多情却被无情恼？

三、对“失语症”的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中，比较委婉的学理分析，可推陈洪与沈立岩1997年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两位作者认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这就是文学研究虽然早已不敢奢望同科学发展比翼齐飞，但是当下文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比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大步前进，令人窘迫且焦虑。“失语”于此所指的，便是中国文论研究领域中语言共同体的瓦解。进而视之，当旧有理论失却活力，五光十色的新近理论蜂拥而至时，肤浅的激动过后是深刻的迷惘。这导致一时不知所云。最后，“失语”应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上的病态。即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标准、体系，我们但凡开口，用的全是西方的词汇。这是“五四”反传统浪潮的余波未尽，导致我们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中西对话上的对等地位。

但是陈洪和沈立岩表达了他们对“失语症”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两人指出，“五四”以来，随着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层转变，中国的文学理论及批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可以见出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理性的思维与方法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

我们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程度不同的争鸣，也有主流及非主流的流派之别，但毕竟可以在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功能、文学的历史、文学的创作与评鉴诸多方面有了理性对话、探讨的可能，有了在人才教育中进行文学研究之科学训练的可能，有了借助大众传媒引导读者的可能。对于专业性文学研究者来说，也有了一套较具操作性的致知方法及探索因果联系的逻辑手段。总之，我们逐渐有了一套异于两千年传统的话语系统（虽然其整合程度不高），而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基本是用这套话语来书写的。

适因于此，两位作者认为，抛开目前这套约定俗成的学术话语体系，来重拾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统，可能性是不大的。这不仅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话语体系，还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固然追求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以至于有“郊寒岛瘦”“错彩镂金”这类无数美誉，不过其总体精神还是重审美体味而轻社会历史性分析的，因而难以企望它在不远的将来凤凰涅槃。具体来说，陈洪和沈立岩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存在弱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弱点之一，是术语使用随意，很难确定它们的确切内涵。以王国维著名的“意境”说为例，王国维本人的解释和使用并不统一。如《人间词话》中，他说：“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里“境”与“意”对举，偏指作品所描写的外在景物与客观世界。但王国维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里的“境”又兼指景物与情感，而“境界”则指心、物描写之“真”了。而到了他的《宋元戏曲考》中，“意境”一词的主要含义又成了“生动形象”之类。要之，一词多义的混杂使用，不应是严谨理论著作所应有。

弱点之二，是分体文论极不平衡，诗论一枝独秀，小说、戏剧理论薄弱。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自足话语的学者，多举“神韵”“境界”“象外之象”“意在言外”为例，然这些术语均未出诗论范围，甚至基本未出抒情诗理论的圈子。就小说而言，明清两代的小说评点有数百种，但真正有理论建树的凤毛麟角。其中若干文本甚可称道，但从总体发展来看，进入18世纪以后，我国小说理论成就实难令人满意。这一不平衡状态，应难以推动当代主要建立在叙事作品基础上的中国文论复兴。

弱点之三，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故即便文论著述颇丰，独树一帜的篇目却并不多。刘勰之后，尽管有白居易、韩愈等人论诗谈文警句不断，然而对于理论的发展并不明显。理论创新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论者的兴趣在品味而不在思考。即便如王渔洋、沈归愚、袁子才等，对其所言之“神韵”“格调”“性灵”，也未有稍许详明的解说。

陈洪和沈立岩坦言，说上面这些话虽煞风景，但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两位作者本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家和中坚，所以有底气来数落一下自己学科的不是，这些话换了别人来说，很难说不会引来群起而攻之。即便如此，两人认为重新建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进行国际平等对话，还是殊有必要的。两人最后引了乐黛云文章《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中的一段话，认为其甚是精辟。乐黛云说的是，“过去我们只能崇尚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就要以东方经典雄视天下。显然，这样的思维方式创造不出任何新事物”。她又说，“事实上，中国文化能否为其他文化所接受和利用，绝非中国一厢情愿所能办到的”。乐黛云固然所言极是，然而似乎也还是谨慎了一点。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启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迄今已经成果累累。虽然目前受众还是限制在小范围之内，但是前景看好。

进入21世纪以后，“失语症”话题持续走热。耐人寻味的是，发难者依然大都来自古代文论研究圈子的内部。蒋寅2005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一文，可谓其中极有个性、非常桀骜不驯的一种。文章开篇即说，在2003年的古代文论年会上，有学者向曹顺庆教授质疑“失语症”的提法，他回答这只是一个策略，希望引起大家对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当时全场哗然。对此，蒋寅表示，虽然曹顺庆不是说他自己失语，而是说中国学术界集体失语，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感受到此种失语的苦恼。蒋寅进一步指出，“失语”论者说我们借用一整套西方话语，没有了自己的语言，这是夸大了事态，也混淆了问题的实质。没有自己的语言，真能让西方话语来背锅么？

蒋寅对此的回答是，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失语”，不是中国文论的失语，而是一些学者的失语，说白了就是学问不到家。他反问道，倘若都是钱锺书、饶宗颐那样的学者，失语从何谈起？就是像杨周翰这样的英语文学专家，也不至于失语，他的《镜子与七巧板》一书，论及中国古代文学比一些专攻者还透彻。故说到底这是学术功底的问题。

这么说来，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蒋寅的结论是，中国文论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关注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关注文学史研究。他认为，他的这一思路跟汪正龙刊于《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上的文章《本质追寻和根基失落：从知识背景看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提出的“两条知识构建思路”的解决办法，即兼顾注重文本分析的诗学理路和借助多样化哲学思维的艺术哲学理路，是有半边重合的。简言之，“失语症”本是一个笑谈，大动干戈，用学术的方式来讨论“失语症”此类问题，颇有堂吉诃德战风车的意味。即便如此，蒋寅承认，结果证明还是值得的。

四、杂语共生与比较文学变异学

多年以后，曹顺庆与黄文虎在《文艺研究》2013年第2期上联名撰文《失语症：从文学到艺术》，坚持既往立场，为“失语症”辩护，并进一步将“失语症”扩展到当代艺术，甚至整个人文领域。文章将“失语症”的最早提出，上推到黄浩发表在《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上的文章《文学失语症——新小说“语言革命”批判》，具体则指马原、王蒙、莫言、残雪等一批先锋小说作家的新锐小说，由于过度求新求变，模仿西方追求语言革命，以致患上了“运动失语症”，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黄浩的新小说“失语论”当时引起过争议。不过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失语症”最终在中国文论话语中落地生根。对此，两人表示，围绕“失语症”的持久论争，核心不在于支持还是反对“失语症”这个说法，而是在于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明之间文学话语的矛盾与冲突。换言之，针对自诩为普世性主导话语的西方文化，被边缘化的中国传统话语，有无可能，以及怎样才能展开平等的、有效的跨文明对话？要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意义，根本便在于恢复和发掘中国文论话语的内在生命力，建立不依附西方话语规则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而在多元话语体系下，来寻找切实有效的跨文明对话和交流的路径。

曹顺庆和黄文虎在文中以王小帅电影《极度寒冷》背后艺术家齐雷自导自杀真实事件为反例，以刘令华“国粹油画”为正例，并高度推举谭盾音乐和张艺谋《图兰朵》《印象刘三姐》等作品，认为这是中国艺术家创造性地运用异质话语，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至高境界。故而对于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学与艺术而言，两人认为，走向“杂语共生”，乃是解决话语危机的有效途径。

想要摆脱文学与艺术上的整体“失语”，只靠某些领域中的几个大师或天才人物是行不通的，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能够在跨文明的视野下，从根本上反思自身文化的内在危机和不足之处，充分认识到不同话语之间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将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有效结合，不断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知识领域及审美话语之间的互阐、互识和互补，积极构建多元、和谐的“杂语共生”的新局面，从而摆脱“失语”状态，使文学和艺术走向积极的百花齐放的发展之路。

季羡林、钱锺书、杨周翰，以及曹顺庆的老师杨明照等前辈大师已经驾鹤仙逝，然而中西文明互鉴、对话与交融的话题历久弥新。由是观之，中国传统文论乃至文化的“失语症”论争，可视为过去30年间的一个理论事件，“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也好，“西方文论中国化”也好，最终是为建设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论话语，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借鉴。

事实上，曹顺庆孜孜不倦、矢志不渝地刊发文章，一以贯之坚持，并与时俱进发展了他的中国文论“失语症”理论。仅2024年，以曹顺庆为第一作者的相关论文，就有《从文明互鉴视角重新探讨西方文艺复兴的起源》《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等十数篇。刊于《中国文艺评论》的《文明互鉴：建构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新视野》，即为其中之一。文章提出，要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首先就要破除“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他进而解构此说，指出古希腊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深受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的影响所形成的一种自身文明。换言之，东方文化对希腊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将东方视为文化和智慧的发源地。如希腊文字，就是来自腓尼基字母。故而，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就会发现中国的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是古已有之，自古至今早就自成体系、自成特色了。所谓“古已有之”，不是空话。曹顺庆指出，中国的经典如《周易》《尚书》《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文论、诗论、诗话和词论等，就产生了“诗言志”“诗乐舞合一”“意、象、言”“通变”“美刺”“六义”“文以气为主”“诗缘情”“文以载道”“妙悟说”等重要文学理论。

那么，如何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呢？曹顺庆认为这关系到当代中国学术的创新，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即是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对话和接受能力。对此，他为20年前他在《比较文学学》（2005）一书中提出的“ 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Literature）感到自豪，并引证多种材料，指出他的变异学理论在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电影研究、音乐研究，以及舞蹈研究中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2013年，他的《比较文学变异学》首先由德国斯普林特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在海德堡、纽约和伦敦同时发行。

所谓变异学，具体说，便是将原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求同”，转化为“求异”，强调“异质性”同样可以作为可比性基础，从而关注文学与文化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差异和变异现象。曹顺庆引用哈佛大学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2020年著作《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Comparing theLiteratures: Literary Studies in a Global Age）中的一段相关评价：变异学是试图将中国学者从全盘西化而罹患“失语症”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质疑比较文学的同质性的可比基础，提出异质性也可以构建另外一种可比性。就此，曹顺庆进行了总结：

“变异学”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它不仅在本土学术界激起涟漪，更让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产生了世界性影响。重要的是，“变异学”理论的成功，为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它表明，通过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在文明互鉴的全球视野下，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创新具有原创性、普遍性的理论话语，贡献中国智慧。

至此，我们或者可以说，曹顺庆从当年提出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症”，顶住四面八方许多甚至是近于冷嘲热讽的反对意见，不但一以贯之坚持下来，而且身体力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话语，其筚路蓝缕、鞠躬尽瘁的开拓精神，无论如何是令人敬佩的。

五、结语：关键词的建构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进入星火燎原阶段，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的一个热点与亮点，各路话语大军齐头并进，风头一时无二。其中关键词的研究，可视为宏观与微观两相结合之下，一个全方位的综合努力。一向敏锐于捕捉和推动当代文艺理论热点的《文艺争鸣》杂志，2017年第1期集中刊出包括复旦大学朱立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政文等当代中国文论领军人物撰写的系列文章，围绕在与西方的译介、比较和互动中，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关键词话语体系展开讨论，将当代中国文论的关键词研究推向高潮。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文学批评关键词著述其实已呈此起彼伏之势，像赵一凡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周宪和汪民安两部同名的《文化研究关键词》、王晓路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等，都各有特色，广为传播。尤其是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与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相继被译成了中文，加上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张一兵主编的“关键词丛书”等，因此说21世纪学界的最初十年是关键词的十年，可谓名副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胡亚敏2015年主编出版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借鉴雷蒙·威廉斯立足英国来写他的著名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思路，选取话语、文本、叙事、文学性、反讽、隐喻、延异、意识形态、身体、他者等共计10个当代西方文论最具有前沿意识的关键词，一方面做正本清源的历史梳理与词义辨析，一方面又考察这些西方文论中的关键词在中国特定文化中的阐释，比较它们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适用程度，进而发掘与这些关键词相对应的中国相关文论资源和异同，可谓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张政文的文章《当代中国文论“关键词”构建的基本途径》开门见山，亮明当代中国文论关键词建构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基础，更主要的是，宜采取“以我为主”的主体立场。

关键词建设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以开放的格局，综合运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融会贯通是形成以“批评是理论的批评，理论是批评的理论”（张江语）为特征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为此，在中西文论比较的语境下关键词建设应特别强调坚持“以我为主”的基本原则。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中国的文论范式为主，同时冷静地吸纳当代西方文论的有益元素，实现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场。

“以我为主”关键词方案在张政文看来，具有以下三个阐释层面。首先，它意味着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学实践的国内形势和国际背景。就国内形势来说，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精神全面阐扬，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文化高度自信，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精气神开启了中国文学实践的新格局。其次，在张政文看来，“以我为主”的理论原则并非在中国传统思想话语与西方理论话语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决断，而是要在多元话语体系之下寻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的跨文明对话和交流路径。它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文论，相反，接受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思想，不是为了湮没中国文论，而是要通过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和批判，激活中华民族的文论活力。最后，据张政文的解释，“以我为主”意味着从中国文论建设实际出发，结合我国文艺创作实践，从基本概念的筛选、厘清做起，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实现异质文论间的内涵互补、互动对话，确立当代中国文论“关键词”的基本范畴。有鉴于此，张政文对曹顺庆的“失语症”说表示赞赏，认为彻底摆脱“哑语和失聪”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着力突出“关键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中的理论自主性和自洽性。

那么，什么是“关键词”的“基本范畴”？它们是同为一物，还是各有千秋？朱立元撰文《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专门就关键词与范畴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有人提出过“关键词”与概念、范畴等的区别问题，认为文论体系的基础应该是“范畴”，比较来看关键词的层次要低一些，还不能上升到“范畴”的高度。对此，朱立元表明了他的态度：“在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时，‘范畴’在逻辑上确实高于‘关键词’，但是，关键词的面更宽、数量更多，恐怕属于更加基础性的层次。我以为，一个学科的话语体系是由多层次概念、术语组成的结构，从关键词到范畴、再到核心范畴，都是概念，但最基础的是关键词；关键词上面一个层次才是范畴；而范畴，在一个学科话语体系中也可以分层次。”进行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朱立元的结论是：首先要把握准中西关键词所各自的历史语境和本来语义，不能想当然地做现代化的阐释或处理；其次要考察相关的语词、概念、范畴群，予以综合、融会的理解和阐释；最后要进行历史的比较，对中西关键词内涵、外延的历史演变做精细的考察，使关键词的比较研究能够切中要害，真正得到有用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研究”立项，首席专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国际美学学会会长、现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的高建平。其中，子课题的负责人分别是深圳大学的李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冰、杭州师范大学的杨向荣、厦门大学的宋谨和复旦大学的沈语冰。历时7年，中间经过滚动资助，项目顺利完成之际，课题组于2024年11月在深圳大学召开了结项评审会。由张江、周宪、蒋述卓、王德胜、刘成纪、丁国旗和作者本人组成的评审专家组，对卷帙浩大、收入词条164个且总计二百余万字的多卷本最终成果（即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

高建平在他提交的结项报告中表示，他主持“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研究”的主要学术诉求是，在当前美学与艺术学相互分离、学科间相互排斥的状态下，以美学和艺术学的论述中所使用的关键词为切入点，能够促进学科间的融合。他认为，中国当前文学艺术的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不符，出现发展的瓶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有“高原”却缺“高峰”。是以，加强理论研究，普及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知识，对于增强文学艺术发展的后劲，应具有重要意义。简言之，时代在发展，关键词的历史旅行也必然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加入到新的理论创造中。这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当代发展态势，不失为一个乐观剪影。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2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Snn6dWjeT8Crq5qT9QOqMNd9vLx-NZ1qh1-aa4My0fvnrN_dE5u-krwV_oSAb72OmoxHRJPxBn11ZSZU8qFjbMM2TCl9p2uaEwsj_9D4h17GzBvuHXvTiK7UkoS0bKau12IOD8Jrx-IpbXk9LykNgu3zP414Agp6Ev7CNGRtnQ9FMxdQ3mvX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陆扬，1990年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先后在巴黎高师、科隆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等校做访问教授。著作主要有《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文化研究导论》《德里达的幽灵》《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空间批评史论》等。译著主要有《第三空间》（合译）、《论解构》《文学是什么》《金衣人历险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