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虓.“新大众文艺”命题的三重维度说[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3):105-116.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6.03.00

“新大众文艺”命题的三重维度说

韩 虓

摘 要：“新大众文艺”从概念命名到正式确立为学术命题，历时一年半，论者云集，该词条亦入选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文章在已有的学术探索成果基础上，对建构“新大众文艺”概念命题的三重维度加以梳理。在特质维度上，阐释“新大众文艺”以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需求为核心的人民性表征；在构型维度上，探索作品形态的要素组合与边界拓展，对作品纸媒—网媒、可读—可视、本真—拟真三类形态加以考量；在效度维度上，挖掘“新大众文艺”在大众素养厚植、人文经济增量提质、中华文明影响力跃升层面的“三维联动”效应，从而提升其创作的效能指数。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命题；人民性；文艺形态

“新大众文艺”于2024年7月由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延河》杂志以编辑部名义正式命名。2025年1月，南帆针对“新大众文艺”从命名到命题的演进过程，提出“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理论涵义的充实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此后，学界围绕“新大众文艺”命题展开持续研讨：宋伟提出历史逻辑与时代方位论；万娜提出新生态、新感性、新人文三维建构论；谷鹏飞提出文艺批评的历史、人民、艺术、美学四项标准论；韩传喜提出要建构以“实践”为代表的中层概念，以此完善“新大众文艺”研究的方法论等。诸家论说析理透彻、逻辑缜密，为学界深化“新大众文艺”的命题建构与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

建构“新大众文艺”命题至少需从内核、结构、目标层面对应探索三重维度，即特质维度、构型维度和效度维度，并对之展开相对系统的分析。

一、特质维度“：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升华

“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的‘大众文艺’”，而非仅仅囿于特定范畴的新大众的文艺。按此线索去梳理，“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质是人民性，在时代积淀之下，“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新时代人民文艺的具象化呈现。

“新大众文艺”在百余年大众文艺的持续推进中逐步成熟。进入新时代，当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质的转换后，大众文艺已然形成一种新范式，在“人民需要文艺”（生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主体观）、“文艺需要人民”（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并延续至新时期的文艺需求观）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之后，新时代“文艺要热爱人民”升华为我国当下文艺发展的审美观，从而确立了“新大众文艺”以人民性为核心特质的系统性阐释格局。

（一）人民需要文艺：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艺需求观的生成

“新大众文艺”并非空中楼阁，即便发生范式性变革，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我国丰富的文艺实践中结出的理论果实。20世纪30年代，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一批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开始在实践中思考文艺如何走向大众的现实问题。对此，1927年 6月，鲁迅在《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撰文指出：“现在中国底小说和诗实在比不上别国，无可奈何，只好称之曰文学；谈不到革命时代的文学，更谈不到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把作为“新大众文艺”前身、并以平民文学为表现形态的大众文艺的使命，提升到为工农解放服务的高度。与此同时，郭沫若对文学发展的前景作出描绘：“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由这种感情表现而为文章，来源不穷，表现的方法万殊，所以一个革命的时期中总含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了。”事实上，这个“黄金时代”并未真正地如期而至。对此，鲁迅指出：“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都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虽然革命文学来势汹汹，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但真正潜下心来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文艺实践并未形成，“他们也只是一般地号召作家‘到革命漩涡中去’，尚未认识到工农化才是写出为工农兵的文艺的先决条件”。

为使文学活动同社会现实需求和时代发展相协调，推动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走向深入，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应运而生，开启了无产阶级文学和大众文艺发展的崭新里程。左联酝酿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顺应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共同诉求，同时也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IURW）的重要生力军。左联任务明确、旗帜鲜明，从反帝反封建到唤醒民众，做了大量具体而艰辛的革命文艺工作。鲁迅作为左联的精神引领者，为左联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心血，期待其斗争要坚决持久、战线不断扩大，同时要大批量培养新的战士。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大众文艺倡导者和实践者瞿秋白贡献非凡。针对当时大众文艺的实际状况，他分析了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体裁与手段，不仅在文艺创作内容安排上做出细化要求，更是提出大众文艺要在未来实现四个目标：开展俗话文学革命运动、搞好街头文学运动、展开工农通讯运动、做好自我批评运动。他还要求在文艺报刊开展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在论争中推进大众文艺健康发展，从而为大众文艺未来发展指出了方向，使“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

从上述举措可以看出，左联极为重视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关键要素的大众文艺，并为此制定了种种方案，这表明大众文艺需求观已在文艺实践中被提出并着手落实，人民需要文艺已经成为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基本共识。但其实际行动仍多停留在纸面，且对大众的看法与做法存在一定偏颇。本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就讲此事：“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而实际中却出现：“初期的革命文学者自以为已经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那时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将这种‘无产阶级意识’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输给大众，为的是改造大众的意识……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文学切切实实地为工农服务的任务仍未全然落地。文学为什么人服务、如何履行服务职能这些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需要接续探索与实践。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大众文艺如何从人民需要文艺的理论层面转入文艺需要人民的实践操作，亦即实现从大众文艺需求观阶段向大众文艺主体观阶段的转变，成为在文化上克敌制胜的当务之急。

（二）文艺需要人民： 20世纪40年代以来大众文艺主体观的实践

总体而言，20世纪 30年代大众文艺得到左联和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的高度重视，这表明大众文艺需求观已经初步树立起来，但如何在此基础上践行以文艺需要人民为核心的大众文艺主体观，显得格外重要。列宁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从人民需要文艺到文艺需要人民，看似主体、客体换位，实则涉及大众文艺中人民主体地位的实际确立问题。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一问题与军事斗争一样，成为迫切需要破解的课题。一方面，延安具备肥沃的大众文艺土壤，可以为深入民间开展文艺创作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一批批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虽然认同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念，但仍囿于个人小圈子，无法完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看问题、定方向、下真功，创作了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作品，对延安火热的生活与斗争极少着墨。加之当时革命斗争形势严峻，毛泽东在深入调研、与部分作家交流的基础上，于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法，阐释了对文艺界现实问题的见解。这次讲话对人民需要文艺作出了科学论述，影响深远。此后，大众文艺在延安出现新气象，一批作家走向民间创作，普通大众亦展开想象的翅膀，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白毛女》取材于生活，其曲调大量吸纳陕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北太平调、山西民歌《胡桃树开花》、陕北唢呐曲《大摆队》等民间艺术元素。过去囿于个人视野的作家，在深入实际生活后亦写出了诸多具备鲜明革命进步立场的现实主义作品，诸如丁玲所写的《田保霖》，曾使毛泽东在1944年7月1日凌晨一口气读到天将亮。 

自20世纪40年代起，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十七年”，再到新时期，大众文艺的人民性在文艺需求观与文艺主体观双层面上得到实践的锤炼，大众文艺的主体价值在文艺实践中得到有效发挥，像柳青的《创业史》、梁晓声的《人世间》等作品，便在人民大众中得到确证。

（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新时代大众文艺审美观的特征

大众文艺不能止于需求观与主体观两个层次，需要在新时代产生范式性变革，即以“文艺要热爱人民”的新面貌在新时代充分呈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予以科学而深刻的阐发，在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的前提下，文艺开始从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升华为美的发现与美的创造。如何在伟大实践中做到文艺要热爱人民，这里有“三个需要”：一是需要从创作者自身行动来实现文艺美学价值，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真切做到“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真正像20世纪30年代的赵树理、八九十年代的贾大山那样把爱倾注于人民心间，创作出人民永不忘怀的经典之作。二是需要从创作技巧与创作内容的辩证关系中获得文艺要热爱人民所带来的实际效果。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拥有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但必须脚踩坚实的大地，坚持形式始终为内容服务，从而摆脱西方形式主义的窠臼。三是需要通过对我国当下文学现状的研判，提出坚守文艺美学价值、弘扬时代主旋律的紧迫性。中国文艺的美学价值，并非脱离内容的单纯的量化指标，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可沾满铜臭气，应当经得起人民与历史的检验与评价，真正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缕芳香。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植根火热社会，眼望世界星空，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贡献来自中国的声音与色彩。如果没有对人民深厚赤诚的爱，没有对文艺发展的更高追求，实现“新大众文艺”人民性的审美目标就没有了根基与动力。

2014年以来的文艺实践充分证明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科学价值，文艺美学观在“新大众文艺”实践中异彩纷呈，文艺人民性已经提升到美学新高度。诚如外卖员诗人王计兵在诗作《站着打盹》中所写：“在我身边等餐的兄弟/斜靠着墙/正在从世界上退出/还是正在拥有全部的世界/……可他系统的提示音/说过他有一份外卖/十分钟内即将超时/我拍醒他/如同惊扰了一只沙漠里的野兔。”区区几行，道出转瞬即逝的可视性画面，结尾处富有动感，令人回味无穷。这里有奋斗者的辛酸、向往、现实、向善的无尽交织。以诗歌之技透出生活之美，体现出“新大众文艺”源于生活、点亮生活的鲜明特色。

总体而言，“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质即是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而人民性的生成历经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文艺要热爱人民这一逐层实践性递进的过程，其内涵是需求观、主体观、审美观的叠加。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打通过往精英文艺与通俗文艺二元相持格局、走向相融一体的根本所在。以美为文，人人为之；美在生活，处处生花。

二、构型维度“：新大众文艺”作品形态的要素组合与边界拓展

“新大众文艺”作品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既依托国家文化战略实现对作品形态的前瞻性布局，又将文化内容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核心环节。在优化“新大众文艺”作品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敏锐地察觉到文艺作品的升级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小说、诗歌、电影等单一品类的固有领域，而是将目光聚焦于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新兴业态，延伸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广阔领域，由此不断形成契合文艺新发展的组织形式与发展模式。当下有三种已成既定事实的文艺形态，即纸媒—网媒形态、可读—可视形态、本真—拟真形态，需要高度关注，并在今后的“新大众文艺”结构调整实践中臻于完善。

（一）纸媒—网媒形态：作品外在模式的显现

“新大众文艺”旨在通过大众勤于实践生产，推动文艺发展整体步入新阶段，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精神生产与需求领域，人人可以是作者、读者。如果从新时代文学版图的扩展与更新来讲，作为“新大众文艺”生力军的网络文学已然汇聚成磅礴之势，在文艺要素结构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 5.16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46.9%；至2024 年 12 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5.7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51.9%。半年间占比提高 5 个百分点。这至少说明：一是新时代文学已经突破纸媒时代的有限空间，成为大众寻求审美价值的事实性存在；二是文学从写作到阅读诸多环节的沟壑已经填平，艺术生产与消费步入融通化阶段；三是文学的吸引力随着大众对美好生活暨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提升而显著增强，已然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说明“新大众文艺”已经初步建构起作为一种范式存在的人人享有、人人创造的文艺新业态。

这其中，网络文学作品一旦走红成为头部产品，便会延展其传播与消费方向，回流至纸媒视域持续发酵。比如，《十日终焉》于2022年12月首发于番茄免费小说网，上线即收获超高人气并迅速走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适时推出分册实体书，实现了从网络文本到实体出版物的转化。当网络文学媒介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镜像”时，身处新时代的个体或机构理应顺势而为、将其为我所用。2024年 12月 3日公布的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105部获奖作品中，网络文艺斩获 10部，《滨江警事（第一部）》等作品广受青睐。 

当纸媒—网媒形态作为范式化表现形式成为新时代文学新宠之后，文学究竟呈现出哪些质的变化、如何评价当下的文学样态，就成为时代之问。对此，《延河》杂志的论文《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将之命名为“新大众文艺”，并作出描述性的概念厘定：“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对概念的阐释虽然是描述性的，但基本上理清了当下文艺的范式特征。

其实，单从“新大众文艺”构型来讲，作品从纸质媒介走向网络媒介，表面看是美学边界的拓展，实则是对美学终极目标的深度诠释，而这一特质也唯有在新时代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可读—可视形态：作品开放式传播的样态

新大众文艺是体现马克思所讲“美的规律”的一种明证。“美的规律”在人类种的尺度和固有尺度这两个尺度中建构、生成，并伴随时空的推移、科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增添新质要素。新时代人的固有尺度因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升为社会矛盾的主流取向，并成为实践中大众追求的价值目标。这样，固有尺度的彰显就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受时空局限的读解，更是一种视觉文化的浸润。这也推动新时代文学形成一种新范式：文学作品的形态由可读走向可视、可视又反哺可读，最后潜移默化地浸润大众心灵，启迪人生，促使大众对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信心倍增。

首先，就历史脉络来讲，从西方到东方，可读—可视形态的初级形式早已存在，世界文学名著由可读状态进入戏剧、电影、电视模式已经司空见惯。但有一点不能忽视，无论是文学著作还是可视化作品，在大众中的影响力总是有限的。这主要是源于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进入数字化生存状态，更无从接触元宇宙所构建的“虚拟与现实交互、共同演化，人们在其中达成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并创造价值的世界”。“生活的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比如融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文学、文学批评向着未可知发展。”而进入新时代，可读的模式多种多样，人们不必再局限于翻阅传统纸质图书，完全可以利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在海量资源中择优阅览。如遇文字篇幅过长，还可以随时随地借助电影、电视剧来了解可读作品的独特魅力。特别是电视连续剧，多以文学原著为底本，以蒙太奇手法调动感官元素、推动情节延展，加之实力派演员的演绎，可以在可视化层面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在“新大众文艺”场域中，有一部字数为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这是梁晓声2017年岁末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作品。相较于其早期创作的可视感极强、女知青裴晓芸雪中形象深入人心的《今夜有暴风雪》，《人世间》篇幅体量更为宏大。面对这部历史性与现实性强烈、审美性与情感力深透的文学巨著，普通读者短期内难以尽数体悟，只能“望洋兴叹”。此时，《人世间》电视连续剧适时与观众见面，使人们对近五十载北方省城市民生活史有了心灵被撞击般的触动。在该作的可视化呈现中，雷佳音、殷桃等实力派演员的精湛演绎令受众感同身受。该小说 2019年荣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该剧在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 31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28 届上海电视节目白玉兰奖中收获颇丰，导演李路、男演员雷佳音在上述三大奖中均有收获。产生如此佳绩，细品梁晓声本人对文艺的看法，颇有说服力：“人类的文明，它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所推动的，还是人类文艺所熏陶的。地球上只有人类有审美需要；而正是审美需求，使文艺得以在人类社会中渐渐形成，也使人类在精神状态上产生飞跃。”对审美与精神影响力的深度挖掘，促使《人世间》在可读—可视形态中切换自如。

其次，就创作者意图变化而言，作者创作取向应适时地向可视化方向转变，由此创作出的小说便极具画面感，甚至作者在创作之初便预先兼顾了影视与舞台的呈现需求。比如，徐坤在 2022年岁末推出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就诠释了上述特征。在婚姻主题叙事策略上，西方小说有其特色。以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中的《伤心情歌手》为例，歌手托尼为成名而抛妻觅新，却又在夜船上为妻子送上情歌，妻子亦觉得这样浪漫，无夫妻名，好合好分，貌似神圣。而《神圣婚姻》的神圣之处在于“通体晾晒”婚姻、不加修饰，同时深挖了当下婚姻主题小说的问题性。原本，小说是时代的产儿，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范式算下来，匈牙利文艺评论家卢卡奇（又译卢卡契）的《小说理论》以小说历时发展中的不同类型表现来确定特征有其道理，但当下的婚姻主题小说需要从人类社会学视角来解剖婚姻，不添油加醋，这是小说不分国界的新范式所在。《神圣婚姻》中每个人物的生活轨迹变化、活动场景设计、人物内心意识流动都极具蒙太奇技巧之美。

再如，莫言以小说创作著称，而在2023年推出剧作《鳄鱼》，将新时代反腐败主题巧妙融入逃亡海外的市长单无惮与会说人话的宠物鳄鱼的矛盾纠葛之中，情节跌宕起伏，风格焕然一新，引人思考新时代究竟应该追求怎样的价值观。这一作品亦在舞台上呈现，在可读—可视形态中得到充分的肯定。

最后，就可读—可视形态的双向互动来说，并非一切作品都是从可读进入可视，新时代不少优质作品也会从可视回归可读范畴。这种互动契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多维度身心感受，是文学以特有方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之音。 

我们以电视连续剧《山海情》为例予以阐释。《山海情》于 2021年在国内热播，将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这一世界性伟大创举生动展现出来。这是毅然决然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矢志坚守的生动体现。该剧在海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统计，截至 2023年6月，该剧已被译为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20多个语种，在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播出。《山海情》热播后，同名小说亦于2021年6月问世，2024年2月完成第四次印刷。学者尹鸿对此评述道：“相比电视剧，小说具有更丰富的生活呈现、更深刻的人性描写和更开放的意义表达，不仅是对电视剧影像的文字改写，更是一种新的艺术表达。”一部剧、一本书，用美的力量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见证了时代发展的丰硕成果。这既是“新大众文艺”审美观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精彩篇章。

（三）本真—拟真形态：作品创作理路的契合

提及文艺本真形态，人们想到的就是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卢卡奇在与表现主义者论战时讲：“作品的丰富性，对人类生活深刻而正确的理解及其持久而典型的表现方法，使这些名著产生了伟大的进步作用。……进入伟大现实主义的大门容易得多，而人们获得的东西却很丰富。……同人民生活保持活跃的联系，使群众自己的生活实践朝着进步方向继续发展——这就是文学的伟大社会使命。”纵观“新大众文艺”作品（特别是有别于头部作品的“底部作品”）的本质属性，这类作品不仅时代感、实践性较为鲜明，在人物形象的内在倾向性上也表现得相对突出。

客观来看，这类作品的现实价值要高于其艺术价值。一般而言，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带着强烈的情感介入其中。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赞赏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在1859年4月、5月给挚友斐迪南·拉萨尔回信，谈其创作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得与失，并不约而同地提及文学创作应当摒弃概念化、图式化倾向，而更多展示文学自身的规律。其中马克思讲：“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如何从“席勒式”创作模板进入“莎士比亚化”境界，一直是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孜孜求索的课题。诚然，“新大众文艺”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关联、结构布局、语言雕琢上已经有了新的拓展，开始对人物心理结构模式展开自觉或半自觉的探求，开始重视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艺术美学意义上的症候。这是在本真形态基础上向拟真形态的跃升。

所谓拟真，通常意义上是指模拟出另一物品上相似的人工部件或功能，以增强用户界面的真实感与互动性。“拟真在作品或言语中，与这些权威没有任何冲突。它并不是注定于已然（源于历史）或必然（源于科学），而只相等于大家的认可。”看来拟真确实是形成作品范式的一种选择，需要冲破已然或必然的藩篱，达成受众的深层认同。就文艺作品而言，其拟真形态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早期白描手法，将现实主义特征与浪漫主义情愫有机整合，使之浑然一体，在思想性观照下生发出本体的审美追求。故此，创作、“消费”、评价作品应尽早跳出学术界预设的“叙事方格”，探索主客观统一的审美范式，使“新大众文艺”作品在消费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家安勇发表于《上海文学》2016年第9期的《舌头》（收录于贺绍俊主编的《2016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便是一个非常妥帖的例证。该作品整个叙述非常流畅，设置的悬念层层剥开又不露斧凿之痕，虚写与实写有机结合。在看似平凡的叙事中，安勇开始尝试一种透过事实描述来探寻人物心理奥秘的写作手法，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合规律”开掘，力求产生意犹未尽、余音绕梁的拟真效果。小说对老女人的心愿、女工的心态、男朋友的心事把握得极为精准。老女人不去纠结儿子的死因，不怨天尤人，只祈求儿子“托生”后能用“舌头”说话。女工经过内心挣扎后，带着男朋友寻找令她痛不欲生的“舌头”，最终她敞开心扉，接纳了男朋友。小说六个部分完美收官，特别是结尾处的处理非常精到，摒除“席勒式”的感慨，刻画主人公由内心左右行动，欲罢不能、欲行又止的矛盾状态。多数情形下，一部小说或者一篇小说能否产生魅力与价值，取决于作者能否跳出故事情节之外，甚至成为与主人公无涉的旁观者，让作品人物自然成长，进而生发出独特的艺术美感。这也是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常用的叙事技巧。在《亲爱的生活》中，奈特菲尔德太太围绕房子转动的异常行为曾被视为疯癫，直到偶然机会，人们才知晓她曾是那座房子的主人。这还是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的切身感受。用卢卡奇的话讲：“个性和世界在回忆中逐渐被意识到又被体验到的统一，就其主观——建构性的、客观——反思的本性而言，是提供由小说形式所要求的总体最深刻和最真实的手段。”可喜的是，安勇本人非常喜欢福楼拜作品，曾深入分析过《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爱欲与功利的真知灼见。正因如此，在安勇的创作中隐约可见“福楼拜式风骨”。

其实，就探寻“新大众文艺”作品本真—拟真形态而言，至少应从两个层面予以考量：

第一层面，文艺作品应显示出生活本真与艺术拟真的多维关联，成为感性、理性、知性在真实世界纠缠、胶合的精粹作品。文学作品作为虚构性极强的艺术形式，仅仅有生活真实远远不够，必须经过作者的主观打磨而升华为艺术真实，进而进入拟真世界。也就是说，作品不单单要融入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要让受众体验到一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震撼心扉的艺术与美学享受。杨恩寰等学者所著《美学教程》中就讲：“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存在于主体实践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活动中，其次才存在于主体实践的产品中。”合规律性本身要求与生活真实相一致，合目的性要求与艺术创作目标相契合，两者统一于创作实践，从而产生美。这种美又由创作主体通过小说作品传递给受众，从而激发审美情感。作家陈忠实曾言：“让读者在感受到一种艺术真实美的同时，还感受到生活真实的美，这样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第二层面，文艺作品要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理性诉求与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紧密结合，力求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在艺术中，我们专注于现象的直接外观，并且最充分地欣赏着这种外观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是卡希尔在《人论》中的观点。小说本身就以直觉形态观照现象，并且以鲜活的人物集群来确立小说这一客体存在。虽然作家本人未必赞同对其作品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特征的认定，但在实际上，任何小说作品都离不开典型化特征，正因为主人公的典型性而使其形象得以长久萦绕于受众之心。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比如品读安勇《烟囱里的兄弟》小说集中的任何一篇，悲剧人物也好，喜剧人物也罢，每一个都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正像巴尔扎克所讲：“文学的真实性就在于选择事实和性格，使之提高到这一点：人人看了都觉得是真实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真实感，每个人都应该在小说家塑造的普遍色彩中辨认出自己形象的色调。”亦如福楼拜所言：“表达愈接近思想，文字愈胶合其上并隐没其间，作品愈精彩。”这也是“新大众文艺”在实践中获得赞誉的关键一环，今后更应在此深耕细作。

三、效度维度“：三维联动”机制的运行效能

“新大众文艺”的实践肇始于新时代，历经十余载摸索，其效度亦在持续推进中不断显现。我们所讲的效度，一般是指命题达成题解的匹配度。实际上，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针，“新大众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目标的契合度相对较高，我们将之称为“三维联动”效应。在这一效应的驱动下，“新大众文艺”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效能转化。

（一）厚植大众综合素养

“新大众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所需所为所想，全力反映文艺人民性的核心特质，创作生产出众多体量宏大、内涵深厚的艺术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大众文艺素养的普遍提升。

首先，经济基础为综合素养的生成提供了土壤。进入新时代，我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预定计划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易地搬迁。诚如电视剧《山海情》所展示的那样。这一伟大事业的全面实现，为“新大众文艺”在广袤的空间里成长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如今，城乡居民享受经济振兴、科技创新带来的实惠与日俱增。这说明，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能够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人民审美力的普遍跃升，带来以贡献集体智慧为标志的“正面外部性”

其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及数字文化的普及，成为综合素养提升的内核所在。我国高等教育在坚持内涵式发展战略的同时，统筹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满足民众的求知需求。截至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60.8%，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大众文艺”繁荣提供了较为丰厚的人才资源。在此背景下，随着移动通信在城乡普及，人们获得文化资源的渠道更为便捷，在日常持续阅读中耳濡目染，提升了文艺素养，也为坊间所称的“素人写作”（事实上写作不宜再如此划分，应统称为“新大众写作”，其范畴涵盖普通写作者与传统职业作家）奠定了基础。 

最后，科技创新的赋能，加速了大众综合素养的破茧蜕变。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始于这个世纪之交，以互联网无处不在且移动性陡升、传感器物美价廉、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显露锋芒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然降临。“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也在改变我们自身”，“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各主要领域，全世界都期待中国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国际合作，完善相应体系，从而管理好此次转型进程，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最大成果”。事实亦印证了这一说法。诚如法国学者卡尔东所言：“人类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提供的机会，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自己、表达自己、分享内容。这就像一个从前盖在人们身上的盖子被突然揭开……人们的兴趣爱好、观点、笑话、个人故事、感情、自我表达等，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自由表达的舞台。”而在这一表达过程中，人民群众从初期的记录生活点滴，逐步进入主动美化生活的新阶段，在愉悦自己及身边人的同时，力求为受众带来审美享受，从而获得更具价值的点赞、转发、二次创作产品等。文艺要热爱人民已经在“新大众文艺”的实践中得到印证。

（二）提升新时代人文经济体量与质量

如果说“新大众文艺”厚植大众综合素养，重在主体审美的无功利养成，那么提升新时代人文经济体量与质量，则致力于探索“新大众文艺”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率。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一门学科，新时代人文经济通常是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予经济发展深厚的人文价值，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揭示了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动力，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把钥匙。”而“新大众文艺”恰恰以人民性为核心特质，在其三种构型中注重为经济赋能，与经济互动、互渗，甚而以其文化产业模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可以这样认为：“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人文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文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

一方面，“新大众文艺”规模效应相对突出，为加厚人文经济基础提供助力。这里有两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一是2024年年底全国作品著作权登记量超780万件，同比增长21.39%；二是在相同时间段，全国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规模达4210万部，同比增长11.19%。拥有如此巨大规模的文化产品，且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一则揭示出新大众对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富有内在动力，而这种动力暗含着一种人文经济的价值，即“使人产生情感的力量，使人能够表达复杂含义的力量，为人们提供审美愉悦等”。二则说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下，文化产品逐步突破传统估值法约束，日益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显性要素。余淼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抓手一个是‘新’，一个是‘质’。源泉来自创新，关键在质优，以新促质、以新提质是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新大众文艺”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恰恰显示出“以新促质、以新提质”的基本态势。

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中头部作品异军突起，直接为人文经济乃至整体经济带来了丰厚效益，真真切切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路径。我们以动作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予以阐释。2024年8月20日上午10时，《黑神话：悟空》正式解锁，当日Steam平台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超过220万人，当日24时前，平台销售数量预估超过450万份（标准版售价268元）。上线仅过3天，平台销售量净增550万份。上线刚过1个月，该游戏收入超过67.9亿元。也因之，该游戏在2024年年末荣获金摇杆奖的终极年度游戏和最佳视觉设计两项大奖，并荣膺TGA最佳动作游戏奖和玩家之声奖。不仅如此，该游戏在故事剧情中，植入众多现实景观，诸如大足石刻、蓝田水陆庵、千佛寨、平武报恩寺、庆化寺花塔、栖霞寺、普庆寺塔等，从而衍生出以文塑旅的经济附加值。

（三）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

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长河中，“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而中国文明（亦称中华文明）无疑是历史久远、生命力旺盛的文明形态。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日常生活中吟咏西周初年的《诗经》。《诗经》中来自民间的诗歌不仅朗朗上口（如《关雎》《黍离》等），而且逻辑性极强（如《采葛》《芣苢》等），可以见出中华民族的风采与睿智。《诗经》这种类似于大众文艺的作品延续至今，不得不说，汉字的出现及代代相传厥功至伟。而今所言“新大众文艺”，绝大部分佳作均取自民间，是鲜活的社会实践的浓缩，更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赓续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进一步讲，这种文化基因在不断延续中得以强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倡导与实践，使中华文明之富矿得以科学开发，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

中华文明是“新大众文艺”昌盛之根，“新大众文艺”又以其旺盛生命力助推中华文明根深叶茂、硕果满枝。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已出现哪吒形象，而其故事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叙事，见于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其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第十三回《太乙真人收石矶》、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等详述了哪吒之事。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历经四十余载，《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相继推出并取得巨大成功，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并为中国乃至世界大众所认可的有力印证。对此，中美电影节共同主席安德鲁·摩根就讲：“总有一天，中国民间故事将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被全球观众所熟知。现在，中国必须更加努力地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发行机构与体系。”“新大众文艺”在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之路上脚步愈加扎实。

四、结　语

学界对于建构“新大众文艺”命题并力求解题的尝试，目前仍在初步探索阶段。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纵深推进，这一命题将更为科学而理性地融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质，将愈发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新时代人民文艺的重要价值；同时作为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模式变革实践“，新大众文艺”拥有与经济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同样重要的地位“。新大众文艺”构型作为当代文艺结构优化的本体，会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中，形成由相对单一形态转向多元融合形态的内生动力，使“底部人才”在文化产业链中实现增值，使“文艺+X”业态成为发展常态，并取得可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新大众文艺”效度，亦将在未来发展中彰显长远价值，并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程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1世纪中国伟大实践中的独特魅力。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3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wYvQo-F_OPaJDHhc9bkFw3msk9bhDPXNjJK7L-8BoUQHAjpniVCaJ2qiHJ0Ssxw0WLtekF3ZAKLo_Q5XTKk8ZTDnYAEzrEVBonLshoG_7A5MhVv8st_x7dBnZyZ6ahBU6S0LwDk9PjFryDJe2ZB-R2WGLfjea0XwtBdEqvv4_WdypHOH4PReH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作者简介

韩虓，教育学博士，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讲师，辽宁省文化夜校AI课程首席讲师，近年来出版专著《新时代高校“美的规律”美育建构范式探析》等2部，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等省部、市厅级课题20余项，教研成果曾获辽宁省第三届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一等奖、辽宁省第六届美育展演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二等奖等省市级奖励10余项，指导学生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级银奖、第13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一等奖等国家级、省级奖项300余项，个人获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表彰奖项2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