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地 齐向炜 贺城. 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4):1-10.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6.04.006
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谢地 齐向炜 贺城
摘 要: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指导,揭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及其所蕴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这一体系建构的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主、自觉、自为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使中国经济学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概念依附,确立起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力引领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程,持续增强了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的解释力与话语权。未来,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发挥其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坐标与参照系功能,进一步巩固其指导地位,亟须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系统性研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正确处理其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相互关系,在各学科良性互动与协同创新中,加快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引 言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要求。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实践基础,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凝练概括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引领中国经济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人类社会认识经济运行规律应该而且能够做出的中国贡献。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愈益紧迫的时代课题。
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界从理论内涵、方法路径、典型事实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一,在核心理论层面,顾海良、余淼杰等阐释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特征和原则立场、学理创新和学术拓新、发展路向和方法遵循,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决定了其理论供给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主体性建构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立足本土实践确立主体地位和学术话语权。与此同时,要将中国实践的典型事实提升为一般理论,检验并突破既有理论的适用范围,化解一般与特殊的矛盾,推动自主知识体系从要素承认走向范式承认。另有学者进一步阐释了自主知识体系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自身独特的学理体系和学术规范,是现代经济学的全新版本。其二,在方法论层面,刘伟等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研究对象,以提炼典型事实为理论创新路径;其中,“术语的革命”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方法,应通过提炼原创范畴来实现从知识要素、知识链到系统化知识架构的演进;另有学者引入批判实在论、地方性知识与社会定位理论,指出在宏观结构、社会关系与复杂互动的经济系统中,自主知识体系解释与预测能力优于普遍性知识体系。学者们普遍承认,西方经济学只是一种准科学、准现实的研究,作为地方性知识只具备有限的普适性,中国应立足本土经济实践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其三,在具体分支与实践研究层面,有学者提出扎根中国实践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政府主导、结构转型、多目标调控等特点,发展多部门、多区域的动态结构模型;也有学者梳理财政理论演进,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除克服市场失灵之外,还承担着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职能。还有学者以国有企业为案例,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实践命题支撑,等等。这一理论演进呈现出包括财政学在内的应用经济学学科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也为应用经济学学科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方向。
纵观现有研究,学界已积累起较为系统的成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学理准备。然而,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方位和着力点究竟应当落在何处?根据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应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 10个二级学科,即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还有部分高校结合办学特色,自主设置数字经济、金融工程、能源经济学等交叉二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的一级学科,下设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 个二级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所有二级学科各自为战、分别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还是从中择定一个能够“纲举目张”的学科方向,推动整个经济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引领其历史进程?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状况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恰恰具备这一基础地位与引领作用。
二、政治经济学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相对于流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而言的。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独立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指出“: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综合了古典的劳动成本论与边际效用论,创立了微观经济学,自此“政治经济学”这一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用语逐渐被“经济学”代替。此后,凯恩斯继承了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法和边际分析法,开创了宏观经济学,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非自愿失业,主张政府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然而,无论是研究个体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还是研究整体产出与就业的宏观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发展而抽象形成的理论学说体系。西方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要素分配理论、自由放任精神等基本信条,但放弃了劳动价值论、阶级分析方法,试图运用精确、优美的数学形式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用微积分来表现经济学的科学性,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
文明互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到:“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突破地域限制,让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以更优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结合的过程。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相适应,经济学知识体系也需要在开放对话中实现创新发展,实现跨国界、跨学派的相互借鉴。这种理论的交融,既是理论回应全球化经济现实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经济学自身不断革新的内在动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当然不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体系,需要吸纳、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人类既有经济学知识,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包括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若干具体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西方现代经济学,也不能因为有一些经济理论或模型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就全盘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有独立的底色和坐标,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此外,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涉及经济学范式革命,必须重置测量的维度和观察的原点。一般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范式)建立在一个特定的笛卡尔坐标系上,其坐标系的原点是基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建立起一个以私有制、市场、效率为测量维度的坐标系统,并以找寻三维度的静态均衡为己任,据此建立起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坐标原点和观测维度是什么?从坐标原点看,不是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处于社会的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正如马克思在第一版《资本论》序言中所指出:“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从早期关注人被异化的现状,到在《资本论》中指明“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揭示了资本“无止境”追逐增殖的运行逻辑,并指出这种运行因其内在矛盾会周期性地引发经济危机。马克思阐明其发现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消除经济规律的盲目统治,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他们同自然的关系,以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彻底解放。
进而言之,构建中国经济学坐标系的原点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其测量维度当然离不开诸如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目标函数等关键问题,但要从根本上突破“私有制+市场经济”会自动带来效率这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认知藩篱,建立起全新的测量维度——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维度;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维度;在经济发展目标函数方面,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均兼顾公平和效率、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维度。在这样的坐标系中,中国经济学的使命就不是寻找单一的均衡点,而是寻找动态的最优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鉴于经济学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于特定时空的经济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在建立重置观测原点和测量维度的新坐标系的同时,相应调整参照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入时空背景,重新定义所谓“正常”或“扭曲”的标准。例如,西方主流理论将“政府干预”视为对“自由市场”的违背。然而,波兰尼通过历史考察证明,19世纪看似“脱嵌”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力干预才得以开辟和维系的。波兰尼指出“:实际上,规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当时发展潮流的完全转向。”市场本身就是嵌入社会并由国家权力造就的,纯粹的自发调节市场才是异态。再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参照系往往是“非历史的”,即追求跨越时空的一般均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从根本上修正西方的比较静态分析,不能“刻舟求剑”,而要自带“时间箭头”,即根据动态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经济政策的取舍,并不断推动经济理论创新。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经济理论创新都颠覆了西方比较静态分析的一般结论。
综上,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揭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经济学的话语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抓手,也是当代经济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标志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前述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奉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圭臬的依附状况,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坐标系和参照系,因而也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及其相关二级学科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背景和标准。
三、政治经济学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呈现的基本特质
所谓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凭空而起,它植根于本国经济实践,通过对外来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积极扬弃,以自主、自觉、自为的方式提炼并总结本土经济运行规律而逐步生成。这一体系由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共同构成。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全盘抛弃西方经济学数百年积累的知识存量。恰恰相反,我们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使之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补充。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最终形态,是否真正具备自主、自觉、自为的性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相对落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只是零星的非系统的一种存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西方经济学。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独立的关系,而文明“成长的标准是一种趋向自决的进程”,文明的衰落是由于“自决能力的丧失”。中国模式在现代的演化表明,“最初由西方向世界提出的问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非西方的回答”。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也面临着类似的“汤因比问题”。
鉴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横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并几乎涵盖其下所有二级学科。因此,真正讲好中国经济学的故事,有赖于各二级学科学者展开协同研究并付出持续不懈的努力。要在这一宏大工程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在于以纲带目,精准把握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而明确构建思路与推进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作为其最新成就——习近平经济思想,深深植根于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丰厚土壤;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的同时,以自主、自觉、自为的方式确立起新的、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表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正在通过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得以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各类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与话语权得以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初步具备支撑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特质:
一是自主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但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囿于其在时空背景下形成的个别结论,而是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性的集中体现,而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在上述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不断完善和优化其具体的制度安排、体制架构与机制设计。另一方面,鉴于历史文化传统与国情的巨大差异,中国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理论始终保持着自主性的批判性借鉴姿态:在应用层面,大胆吸收其经过实践检验的合理分析工具;在范式层面,则主动扬弃那些深嵌西方价值预设并带有话语霸权色彩的理论教条,进而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附,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奠定了自主性的理论基础。
二是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历程始终彰显出紧扣国家民族发展命运、与时俱进的高度自觉性。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模式时较早发现其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在实践中采取一系列政策避免苏联模式的缺陷,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开创性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三农”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性解释,尤其是在“致力于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理论成果覆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发展规律的认识,初步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识变、应变、求变,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理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境界,也标志着我国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种理论自觉性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和话语权得到空前提升,而动辄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或者用西方理论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范式则日渐式微。
三是自为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相关经济学科进行创造性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抽象出新的标识性、独创性概念,总结体系化的新理论,不断完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重塑了全球产业版图与技术进步格局。2025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40万亿元,人均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3953美元,已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总体规模有望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等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速应用示范,创新动能持续集聚。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3%。经济思想史表明,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始终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高度同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经济理论归根结底是对特定社会形态下物质生活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表达,“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作为继英国、美国之后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中国完全有条件成为世界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策源地。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始终坚持把研究扎根于中国经济实践的丰厚土壤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积极扬弃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构建起真正属于中国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既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呈现出强烈且有所作为的历史主动精神。
四、政治经济学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具备的现实基础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系统集成。其中,话语体系体现为学科发展中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构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体系化的理论知识构成学术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丰富发展则促进反映和巩固共识的学科体系形成,学科体系又反过来对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发展起到框架性的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成长性最为明显的学科。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为基础,构建起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独有的学科体系。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恪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原则,坚持经济制度分析传统的同时,正确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不断拓展生产关系研究的视域,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验,在创新发展中逐步前进。在研究体现基本经济制度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同时,着力研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的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关系、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再生产得以实现的经济发展中的生产关系、作为国内生产关系得以延展的对外开放中的生产关系,并按照“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来建立自己的体系结构,进而把业已形成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镶嵌在其中,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这从已经出版的几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体系建构中可窥一斑。刘伟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制度基础—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结构展开宏大叙事;逄锦聚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以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开放经济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逻辑线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张宇等主编的第四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维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等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一系列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为基础,构建起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独有的学术体系。这些重要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但不囿于其个别结论,借鉴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但并不奉其为圭臬,不断开创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新境界,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呈现出崭新的理论形态。例如,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方面,打破了西方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简单等同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认知定式,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以“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逻辑”,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转化,对“为谁发展、为何发展、靠谁发展”这一根本命题作出了全新回答,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西方政党理论将政党角色限定于政治动员与权力竞争,否定其经济治理的核心功能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枢纽,重塑了政党与经济关系的理论范式,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政党驾驭经济全局功能的原创性理论概括,实现了对西方政党理论的范式超越;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探索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对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根本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核心特征、本质要求到重大原则,系统性地突破了“现代化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认识误区与实践桎梏,极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为世界上那些既追求加速发展、又渴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提出诸如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道路、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减贫道路、绿色发展道路、金融发展道路等,逐步形成了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围绕对外开放,提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形成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新主张,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的认知,彰显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已经成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国家经济治理领域,围绕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等重大命题,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其中,将科学编制与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政治优势,具有尤为深刻的理论意涵。这一经验不仅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理论,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辟了以资源优化配置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新路径。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构建起守正创新的话语体系,使中国经济学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概念依附。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科学阐释中国经济运行发展的规律性,关键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方面,将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抽象、提炼为具有学理深度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标识性概念。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些成就显然无法被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所解释,绝不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或自发秩序的产物。归根到底,这得益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不断凝练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概念范畴,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主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业已形成诸如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宏观经济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初步完成了术语革命。
五、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知识体系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呈现为一个清晰可辨的知识谱系,而习近平经济思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最终得以确立的核心要义。为了更好地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的地位,以下几个方面的持续努力至关重要。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加强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系统化研究阐释,进一步彰显其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指导地位。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在有机融入党的历次全会精神和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理化阐释。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融入绝非生硬嵌入或简单移植,而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为统领,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相互贯通、相得益彰,努力实现从“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和“教材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以学理化的概念范畴精准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更须将政策意涵用教材语言讲清、讲透、讲活,真正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大脑,达成真懂、真信、真用的新境界。
第二,在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学理化研究和学术化表达,回应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学唯有深入挖掘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这一“理论富矿”,在发现真问题中提炼新观点,在回应真需求中构建新范式,方能最终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方面,要坚决破除对两种既有范式的路径依赖:既不能刻舟求剑,脱离实际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也不要郑人买履,试图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简单裁剪波澜壮阔的中国实践。在方法论层面,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同时以开阔的胸襟科学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实现从理论依附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例如,现代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高度标准化的体系值得我们批判性地借鉴。这包括其通过严格的数学化表达和形式逻辑推演所确立的精准性,以及遵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的科学研究范式。吸收这些规范化的“技术外壳”,而非其渗透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旨在增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国际学术对话的通约性。另一方面,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把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讲清楚、讲透彻。只有将其中的学理逻辑阐释明白,理论的解释力才能获得坚实根基,学科的话语权才能进一步得到彰显。在此基础上,运用这些概念和范畴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规律,方能形成贯通理论与现实的分析框架。在解释方式上,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二重性分析传统,既要阐明概念范畴的一般属性,同时要揭示这些概念范畴因历史传统、社会制度、资源禀赋所产生的特殊规定性。唯其如此,才能穿透经济现象的迷雾。
第三,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筑牢其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把研究视域延展至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问题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问题的研究,进而把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相关二级学科所关切的重大经济理论及实践问题,尽可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框架。一是在深化经济制度研究的前提下,着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问题的穿透力与阐释力。通过构建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的有机衔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以经济运行研究为主旨的应用经济学各二级学科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与回应中,不断彰显其解释力和话语权。二是在完善经济运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触角延展至经济发展领域,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结构变迁、发展模式等核心议题的理论建构能力,促进其与发展经济学形成深度对话与相互滋养的生动格局,进而创新发展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三是鉴于国际经济关系是国内经济关系的延伸,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对外开放领域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话语体系,并通过有效传播,塑造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格局、国际贸易规则与全球发展议题的认知,切实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学术影响力与理论话语权。
第四,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相关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相关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学科间的良性互动、协同创新中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按照“两个结合”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断总结、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一体化构建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持续发挥好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坐标系和参照系作用。同时通过拓宽研究视域发挥好其对所有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地位和引领作用。经济学科,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相关二级学科在借鉴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同时,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理论创造,特别是要善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国家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术语革命、学术创新、学科体系重构中汲取养分,努力用中国的创新经济理论讲好中国的经济故事。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4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MWLYdBQN1t58ZQjSQqGPpAi-PYaBgKpl1yw651AFRB3zp9bZIC9clTGB_tkGSWpK7tv5OyHJi_B9wfG88BRh8-7p7moQhbCKff3m2gr26HXizmP9fZOeBYFKT1v8Cd1bXKOITZ-WJKgQP3Y6cnKhhFHeGz8VpR0QXmLiUhlHw-6wOFtZsCVBQw==
作者简介

谢地,男,经济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分管日常工作副主任,现任辽宁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辽宁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当代经济研究》《海派经济学》等学术期刊编委。同时是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政协智库专家,先后获得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模范教师等。在《经济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是我国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国有经济研究等领域著名经济学家。

齐向炜,女,1998年3月生,山东淄博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学术研究》《辽宁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贺城,男,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辽宁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在《光明日报(理论版)》《经济学动态》《财政研究》《改革》《南开经济研究》《学术研究》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专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等CSSCI来源期刊的青年编委,曾获第九届“兴华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