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宇 邓朝君.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04):11-22.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6.04.001
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王振宇 邓朝君
摘 要:生成于国外历史社会实践情境中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在本土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现实的解释力难免存在空白。因此,以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财政知识体系,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文章系统阐释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内涵要素与生成逻辑,并基于概念四要素说,解构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对象、意义、词汇与场域要素,揭示中国财政学区别于西方主流财政学说的独特属性。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理一分殊,提炼标识性概念,既要遵循实践驱动、融通生成、术语革命、场域定型、辩证上升与话语权建构知识体系的一般生成逻辑,也要立足中国本土财政基础理论、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治理与财政金融协同的历史演绎逻辑。步入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应围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来丰富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以标识性概念锚定学术根基、贯通理论与历史,是打破长期知识移植依赖、实现理论原创的重要切口,亦是中国学术扎根本土实践、实现自我主张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财政学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随后,“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等命题相继提出,标识性概念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基础性工程的战略地位与理论价值日益彰显。一般而言,标识性概念特指能够集中体现一个学科或理论体系基本理念、解释原则与独特身份的,具有辨识度、广泛认同度与指向性的原创概念,不仅蕴含针对新事物、形成新内涵、建立新解释关系的历时性创新,还体现区别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凸显主体性的共时性差异,鲜明反映主体所特有的实践、经验与价值。从西学东渐到融合实践,再到自主道路寻觅的知识引进历程,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逐渐发展完善。
然而,根植于中国制度环境、运行于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财政实践,在相当长时期内被置于西方主流财政学话语体系之中裁剪、归类与评价。例如,西方主流理论较少探讨国家性质和类型,以致将自由放任的多元主义国家视为现代国家唯一正确的存在形式。此外,西方主流财政学主要透过市场失灵视角看待公共产品理论,缺乏辩证统一的系统思维,天然使得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这些诞生于私有制经济基础与契约式国家观的财政概念体系,如市场失灵、公共产品、财政分权等,在面对大规模战略性投资、集中统一的宏观调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源动员等体制优势时,解释力必然有所局限。可见,中国财政实践和财政学始终保持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治理,而基于本土实践的成功经验也同时呼唤着理论自主,以形成植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之问以及引领治理变革的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现代财税体制以财政体制为主体,以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为两翼,以公共性、非营利性、规范性、基础性、支撑性为基本特征,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功能。以此为观照,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以构建现代财税体制理论为逻辑起点,不仅仅停留于既有财政理论的局部修补与本土化注解,还应对现代财税体系理论框架之下的元理论进行创新,锻造能够重新定义财政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学界围绕财政的起点、本质及目标等核心关切,已提出和形成国家治理财政学、公共风险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等标识性概念。其中,国家治理财政学以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起点和理论进路,强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认为财政职能涵盖国家治理各个方面。公共风险财政学以不确定性作为财政哲学根基,其标识性概念是风险人假设和公共风险最小化。在此基础上,财政被定义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构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确定性的一种社会机制,财政职能从资源配置转向风险分配,预算被解释为面向未来的风险预算,财政体制则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公共风险责任的机制。另一些学者从系统平衡、财政场域等视角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探索。其中,系统平衡论立足于系统演化,认为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平衡的基石,强调跨部门、跨时期、跨领域协调以实现财政可持续。智识财政学框架则将财政场域定义为制约财政过程的制度环境的总和,并鉴别出包括财政分离、强制课税、共同资源池、财政授权、财政受托责任与竞争安排、财政赋权等六个关键场域,对制度环境如何塑造财政过程以及如何预见并防范因制度安排引发的非意愿后果等命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直面地方财政现实问题,立足地方财政学,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范式,提炼出一批诸如地方财政生态、财政中等地区现象、财政恩格尔系数、中国特色转移支付制度、地方自主财力等核心概念,形成以央地协同、治理回归、风险底线为特征的地方财政学知识体系,为实现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向中国本土治理范式跃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遵循。
以标识性概念为逻辑起点建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确立一套贯通始终、自洽严谨的理论逻辑,串联核心概念、理论规范与实践范式,实现从标识性概念到理论框架的学理延伸。各理论流派之间并非定于一尊的关系,而是应当在承认多元流派并存的基础上,明确各自的理论边界与解释半径。通过回应财政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反思、完善和整合中国财政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本文结合我国财政的现实实践,提炼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构成要素,并系统梳理从标识性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逻辑和历史演绎逻辑。同时,面对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历史方位,以及内外部要素结构等条件的深刻变化,立足新时代对中国财政学理论框架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财政学科以标识性概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二、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构件,是对一类事物共同本质属性的概括性表征,构成抽象思维的起点和基本单元。标识性概念是基于本土实践特征的,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原创性核心概念。四要素概念说将概念构成分解为对象、意义、词汇和场域四要素。其中对象廓清概念指涉边界;意义提炼对象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的词语以表达意义;场域界定概念在体系中的位置与相互解释关系。这一理论从差异性原则、同一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和谓述性原则四个层面,为运用标识性概念构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方法论依据。
(一)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对象要素
在概念结构中,对象要素遵循差异性原则,负责容纳对象和确定外延,直接与外部经验世界相联系,要求概念纵向形成明确种属关系、横向形成种差区分。从纵向种属关系看,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共同的一般研究对象是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分配关系。财政作为一种基于国家职能所发生的分配关系,同时涉及经济、行政、国防、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突破了货币关系论囿于货币资金的形成与使用过程的局限性。其后,我国学术界形成了国家分配论、剩余产品论、社会共同需要论、价值分配论、社会再生产论和公共财政论等多种界说,各流派虽有侧重,但其研究范围从未偏离国家主体分配关系这一基本对象。进入新时代,财政基础理论不断深化拓展,形成具有原创性的三大理论学派: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和公共风险财政学,研究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家治理空间。但各阶段、各流派的共同对象可归结为:以国家分配为主体,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为目的,以剩余产品价值为主要物质基础,通过集中性的价值分配,满足治国理政和国家能力建设要求的财政关系及运行规律。
在横向种差上,与西方主流财政学以“市场失灵→公共物品→政府干预”为研究范式不同,中国财政学作为一门治国理政之学,涵盖以下六个独特领域:一是以国家治理为本体论,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共生形成的分析框架,研究财政如何超越市场失灵范畴,成为贯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国家治理领域的中枢;二是以公共风险为认识论,研究在不确定性世界中,财政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为社会共同体注入确定性,实现风险的最小化与治理的可持续性;三是以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主线,研究财政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运行规律,并在此框架下解释中国财政的特殊性;四是以公有制为逻辑起点,研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资源收益等西方主流财政学所不涉及的独有范畴;五是立足财政授权的逻辑线索,研究央地关系的具体运行机制;六是以双主体宏观调控为政策框架,研究财政与金融在国家治理格局下的协同机制。
(二)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意义要素
意义要素遵守同一性原则,负责表达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确定内涵,与观念世界相联系,要求摆脱偶然属性的干扰,实现对本质属性的把握。步入新时代,中国财政学区别于其他财政学的根本属性,在于以“两个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论为基石,构成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魂脉和根脉。
从魂脉来看,中国财政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财政本质上是国家主导的分配关系,财政万象源于国家万象。中国财政学应置入生产关系、分配结构与国家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寻求其逻辑支撑。一方面,中国财政学必须摈弃理性人假说,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社会主义法治为内在机制,规范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财政学要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替代市场失效的逻辑前提,围绕公共价值、公共权力等构建体系,实现制度性与国度性的统一,避免照搬西方契约论国家观或苏联模式。
从根脉来看,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在于理论逻辑的自主性,更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国家治理实践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现代中国财政学立根铸魂。在知识生产层面,《周礼》《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等传统文化经典文本,既蕴含着治理伦理的儒家大同理念,又体现在制度治理机制的集分相制,这些伦理传统和治理智慧为中国财政学本土化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价值逻辑;在知识传播层面,传统财政智慧的滋养为中国财政学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掌握叙事主动权奠定基础;在知识运用层面,传统财政智慧的当代价值正不断通过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的提升,上升为世界各国财政改革可借鉴的样本与经验参考。因此,只有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中国财政学才能真正形成区别于西方的标识性概念与分析范式,实现从理论依附向独立自主的范式跃迁。
(三)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词汇要素
如果说意义要素回答了财政学的本体论问题,即财政本质为何,而对象要素则确立认识论边界,即财政研究何物,那么词汇要素则是将二者凝结为可识别、可传播学术范畴的必由之路。词汇要素构成学术话语的最小单元:一方面,锚定意义要素,将抽象的财政本质和基本理念通过术语命名使之从思辨走向学术讨论、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学科的范畴和术语识别、标记和区分认识论边界。例如,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国家分配与社会共同需要,以及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等成对范畴,正体现出词汇要素承担的对象边界标识功能。
中国财政学词汇要素的演变始终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同步。计划经济时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社会总产品分配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国家分配论逐步发展并发挥重要作用,核心词汇集中在国家、分配、集中、计划等范畴,财政被界定为国家集中分配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工具。随着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社会共同需要论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财政的本质被界定为国家通过财政活动分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财政理论范式全面转向公共财政论,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财政满足公共需求、纠正市场失灵的功能。进入新时代后,以国家治理需求为导向,重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论断的提出,为国家治理财政学、新市场财政学、公共风险财政学等理论流派的涌现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推动了财政授权、社会共同需要、公共风险等一系列标识性词汇要素进入中国财政学范畴。
(四)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场域要素
场域要素解决的是建立概念之间相互解释关系的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仅是从标识性概念的锚定、基础原理的推演向建构系统学说、形成学科范式的自下而上的跃升过程,也是从顶层范式指导到底层概念落实的自上而下的赋能过程。“道、法、术、技”作为一种由抽象到具体、由根本到末节的内在生成与统摄关系,不仅为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提供了层级定位,也规定了概念之间生成、转化与回应的路径。在“道、法、术、技”框架下,词汇要素并非单层存在,而是贯穿四个层次,每一层次都有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体系,共同构成中国财政学完整的概念谱系。
“道”作为一种抽象理念,是事物运行遵循的普遍规律;“法”是将道层次的最高理念展开为制度和方法论;“术”是道与法的现实载体,侧重体制机制设计;“技”是财政学的微观层面,直接面向实践。以此为观照,西方财政学立足于国家契约论,“道”层次的核心概念是公共物品,即认为政府只是负责提供这些物品的主体。随着西方财政学面临的制度和体制环境进入稳定状态,研究重心逐渐从“道”和“法”转向“术”和 “技”。而中国财政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思想源泉,以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中心任务等构成中国财政学之道。由此,中国财政学在主张克服市场失灵之外,还提出了公共秩序、社会共同需要、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权益、活力秩序等国家治理相关概念。从“法”的层面看,中国财政学不仅继承了唯物辩证法、从抽象到具体等准则,还随着理论与实践发展不断凝练出循证分析等方法论,财政授权、基层三保以及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概念也为认识中国财政制度运行提供了概念工具。 从“术”的层面看,预算体制、税收体制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等财政体制机制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所不同。从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分级财政体制,再到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以及预算管理全过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税收分享规则、转移支付制度等领域词汇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从“技”的角度而言,全口径预算管理、零基预算改革、预算管理一体化以及税收征管数字化等概念集群,为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加强全口径预算编制及绩效评价、推进基本支出标准和项目预算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当前,在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道、法、术、技”四层概念正处于全面创新与深度融合进程中,不断加以提炼和建构。
三、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机制和历史演绎逻辑
理一分殊,以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生成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借鉴经济学和财政学基本原理,并遵循知识体系生成的一般逻辑,同时也要立足中国财政自主实践的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存在本质差异,西方理论既无法解释中国实践,也难以全面回应中国问题。概念内涵需随时代条件与资源约束的变化而调整,当原有术语无法准确描述现实财政运行状况时,就需要立足实际问题重新提炼表述。概念更新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知识框架回应现实的必要机制。
(一)“理一”:以标识性概念生成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般逻辑
依据概念来源方式和原创程度可以将标识性概念生成源流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一是原创性生成,指本土实践中直接生成的、在既有知识谱系中无先例可循的原创性概念。原创性生成虽然是最稀缺的生成方式,却是知识体系中主体性最鲜明的体现,这类概念为人类认识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二是借喻隐喻性生成,指借用日常生活中熟知的概念来指称某一陌生的领域或现象,属于拿来主义的再创造。借喻性概念的生命力在于其形象性和传播力,但当借体与所指物之间的张力过大或时代语境发生根本变化时,概念便容易面临老化甚至退坡的风险。三是解释解读性生成,指对官方用语、政策表述或权威文本进行学术化阐释和系统化解读,将其转化为具有学理内涵的学术概念。解释解读类概念数量最多,是概念集群扩展的基本方式。这类概念的生命力既取决于和社会实践的契合度,也取决于学术阐释能否为之注入超越政策时段的学理内涵。四是归纳提炼性生成,指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从丰富的现实情况和问题中提炼出高度抽象的学术概念。归纳提炼性概念的生成路径最为艰辛,需从海量经验材料中提取共性、抽象规律,这类概念虽在标识性上或不及原创性概念,但作为连接实践与理论的中枢,学术解释力和政策实用性往往不可小觑。五是推陈出新,即识别已经脱离社会实践的旧概念并批判性地扬弃与继承。
任何知识体系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逻辑化的概念系统,通过标识性概念生成自主知识体系一般需遵循以下逻辑,具体如图 所示。首先,实践驱动是标识性概念的源头活水,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解答新时代新课题的产物,现实问题催生理论创新;田野深耕则作为概念提炼的根本方法论,打破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及从书本到书本的注释式、教条式、经院式研究,确保标识性概念从文本走向实践。其次,基于实践淬炼而来的经验质料须通过逻辑熔炼出标识性概念。具体而言,融通生成是标识性概念的形成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就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多要素融通生成的结果,充满思想解析力。术语革命是批判建构标识性概念的实现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通过范式转换和批判扬弃,进而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和自主性品格。场域定型使标识性概念生发出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支撑和传导作用,如同树干支撑树枝和树冠并决定树木整体形态,标识性概念只有通过融入知识体系场域,与其他概念达成共识规范、取得最小公约数,才能将分散的概念和命题耦合成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标识性概念还需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本质通过内在矛盾的辩证展开逐步上升,不断加入新的规定性,使之在思维中形成“许多规定的综合”与“多样性统一”的具体总体。最后,话语权建构与传播是概念的外向延伸,使其能够在国际学术中发挥传播力和引领力,实现从概念创造到知识自主的跨越。值得注意的是,标识性概念是在特定时点、特定条件下对特定问题的高度抽象概括,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生命周期、历史特征乃至时代局限。一些不合时宜的概念适当退出主流话语,为新概念创生释放理论空间。但退坡不等于消亡,旧概念局部失效后,其合理内核被提取、重组,融入新概念的生成过程,在知识谱系中承担着承前启后的功能。

(二)“分殊”: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生成的历史演绎逻辑
1.财政基础理论概念集群的历史演绎逻辑
财政基础理论的标识性概念集群直面回答了财政本质和职能界定问题,构成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计划经济时期,为了与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形成了以“国家分配论”为标识概念的财政理论,它强调财政的“两重性”——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的财政理论深刻内嵌于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体制逻辑之中,财政被视为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手段,成为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通过计划分配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财政理论界围绕“国家财政职能如何转型”,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究竟应该只限于弥补市场失灵,还是应该同时承担国家战略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问题,展开学术讨论。1993 至 1994 年间,叶振鹏等人提出的“双元财政论”成为公共财政论引入中国的最初形式,认为国家具有双重经济职能,包括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全民生产资料所有者职能,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前者负责提供公共品、调节经济、规范分配,后者则负责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
1998 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初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构想,学界对公共财政内涵的研究形成两条理论路径。一是以张馨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财政论,依托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部分干预思想,主张政府要以市场失灵为介入准则而不能参与市场正常运行领域,政府要游离于市场之外;否认国有资产财政的公共性,认为其不具有为全社会服务的公共性质。二是以邓子基为代表提出的,坚持“国家分配论”理论内核,强调财政本质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两重属性。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主辅关系,公共财政负责基本公共服务,国有资产财政负责对关键领域的投入。财政不仅要弥补市场不足,还要影响和培育市场并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论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的主流地位,将财政提升至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同时,它也超越了双元财政论的机械并列,指出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相互转化的,国家通过国有资本在市场内部发挥作用,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
2.政府间财政关系概念集群的历史演绎逻辑
中国自古以来在央地财政关系上就形成了一套“上下相维、集分平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唐代杨炎言,“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民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宋代王安石言,“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历代思想家均将财政视为邦国大本,将财政的权力配置与国家的统一稳定直接关联。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中国财政体制历经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包干制,再到分税制,进而实现了向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现代政府间财政关系格局的变迁。在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时期,中央集中绝大部分财政收入,地方缺乏财政自主权。与统收统支相伴的概念还包括“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地方机动财力”“超收分成”等具体“技”层面概念。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下放财权,初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和支出责任,实行分灶吃饭,逐步发展成财政包干制。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启动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虽然是借鉴西方财政分权的“理一”,却脱胎于中国特殊分权实践下“分殊”的典型再创造概念,成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之锚。此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营改增”等概念逐渐使央地关系从弹性磋商走向规则治理。与央地关系概念集群伴生的概念,即转移支付制度,在这一时期获得极大丰富,逐步形成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并行的制度框架,省以下层面制度也逐步完善,形成“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若干具有独特辨识度的制度概念。
进入新时代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概念集群逐步经历从分税到授权的重要转变。一是加快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财政部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信息管理复杂程度等事权属性,清晰界定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适度强化省级在关键领域的财政事权,将直接面向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市县级财政事权,逐步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二是财政授权概念开始重新解释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经由中央转移支付和事权划分等途径实现财政权力的有序配置,而非仅仅将财政分权逻辑简单移植。三是明确税收收入应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清晰划分,对主体税种按比例分享,逐步取消对开发区等特殊区域的收入全留政策。四是在财政管理方面,“省直管县”改革进一步深化,“乡财县管” 工作实现提质增效,“三保”长效保障机制被进一步制度化。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健全,围绕“兜底线、促均衡、保重点、强激励”的目标,健全一般性转移支付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推动财力下沉。
3.预算和财政金融协同概念集群的历史演绎逻辑
预算概念的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的附属工具到国家治理重要工具的转变。在国家分配论时期,预算以单式预算为基本形态,只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附属品和资金保障,综合财政计划是代表性概念。在公共财政论时期,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实施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相继推行,部门预算、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概念相继生成,预算从统一安排的计划工具转向规范政府收支的公共制度。与此同时,复式预算替代单式预算,将预算收支按经济性质分别编入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概念集群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显著拓展。国家治理财政学时期,预算概念变化最为显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预算制度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之一。中国特色预算理论将预算置于国家治理的核心位置,强调其在统筹发展目标、落实公共责任中的战略功能,逐步构建服务国家战略的制度型、工具型与治理型三位一体的预算理论体系。从单式预算到复式预算,再到全口径预算,预算概念集群实现了从计划工具到公共制度、从公共制度到治理枢纽的身份转变,全口径预算、预算绩效管理、中期财政规划等概念密集涌现,预算从核算工具演变为凸显治理能力的绩效工具。
财政金融协同涉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关于收支手段如何综合运用的重要调控逻辑。相较于前述三者,虽然这一概念集群生成时间相对较晚,但其理论体系在新时代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建构与发展。在国家分配论时期,由于市场化的宏观调控缺乏体制土壤,财政金融协同的概念尚未独立生成,仅存在以综合平衡为代表的高度抽象概念。在公共财政论时期,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地位得以正式确立。1998年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不等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认识在概念竞争中被逐渐凝练,至今仍是宏观调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治理更加注重前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将财政与金融政策纳入统一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调二者协同共治。例如,政策性金融作为财政和金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体,是区别于商业性金融的一种金融制度安排,必须做优做强,而非削弱甚至忽视。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内部需求不足与社会预期偏弱等多重挑战,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新发展阶段,我国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配合应更加注重精准性、有效性与系统性,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全流程中实现协调增益,避免因政策冲突或搭配失当而削弱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财政可持续性、财政韧性等概念也在新时代的政策讨论中加速生成。财政金融协同概念集群演化为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的战略部署,成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最具增长活力的板块。
四、新时代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
中国财政学作为一门研究财政活动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既包含财政本质职能、作用机制等基础理论问题,还涉及税收制度、预算管理、体制设计等实践问题,兼具理论与应用特征。因此,中国财政学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分支,更是一门综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国家治理范畴的关于治国理政的学问。可见,相较于西方公共经济学的问题域是政府与市场,中国财政学则把国家与人民作为问题域,旗帜鲜明地与“价值中立”的西方公共经济学形成根本分歧。
(一)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治理机制
从内在逻辑看,财政领域单纯依赖市场机制配置公共资源会因市场失灵而产生垄断,也会产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而若仅依赖政府干预则可能发生政府失灵,催生干预低效率、寻租行为、政策滞后等结果。财政资金的分配既要尊重市场规律、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又要通过政府调控弥补市场缺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两者缺一不可。从实践层面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往往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位有关。地方保护、区域壁垒、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部分源于财税体制未能有效发挥引导资源跨区域流动的功能;企业预期不稳、投资动力不足,亦需财税政策的精准协调和疏导。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二者辩证统一,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念优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治理机制,重点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加以审视。一是税收制度层面,中国财政学要避免单一复用西方税收中性原则或干预主义,而要提炼中性原则与精准调控统筹兼顾的中国范式。既要坚持税收中性原则,尽可能减少对相对价格的扭曲,避免过度干预市场主体决策;同时,要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打破自利性财税政策对市场竞争的人为干扰,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直接税和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资源税改革,借助税收工具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二是预算制度层面,既要借鉴西方预算理论的程序合规和控制导向,同时要落实绩效导向与民生保障相统一的预算治理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拓展预算联网监督渠道;推进民生实事票决及绩效评价的线上化、制度化与透明化。政府的有为不是规模上的无限扩张,而是能力上精准高效、边界上谦抑克制、程序上公开透明。三是财政体制层面,科学划分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定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职责分工,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越位干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平衡区域财力差距;健全地方债务管理体系,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政府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共同富裕等,为市场长期稳定运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四是财税体制改革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数据、算法以及知识产权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出现,往往使传统财政理论陷入公共物品界定模糊、正外部性度量困难、激励工具设计失灵的困境,应重新定义市场失灵的边界和政府有为的形式。
(二)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以及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系统性转换等,共同决定了财税体制改革要遵循“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底层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或物本逻辑为主导的发展范式。一方面,发展目标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创新的根本源泉在于人的创造力,这要求财政资源向人力资本领域倾斜;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价值导向要从追求物的增长转向满足人的更高层次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评价标准随之从生产总值等物化量化指标转向人民满意度与幸福感。
新一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底层逻辑,以民生化、民主法治化、均等化以及财政可持续性为基本取向。在民生化方面,“投资于人”并非套用人力资本理论,而是立足中国国情,强调财政支出重点从建设性支出转向民生性支出。同时,引入和完善社会资本投资,通过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等方式提高民生支出效率。民主法治化方面,中国财政学强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政治属性,要树立“人民财政观”,通过预算民主和税收法治落实人民主体地位,增加人民满意度评价权重,完善预算审查和监督制度,强化公众监督。在均等化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不仅关乎效率,更关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保障流动人口平等权利,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平衡区域财力差距。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不能局限于债务与赤字,更要关注资源环境、社会收入分配和财政自身等各领域综合可持续发展;深化资源环境税制改革,扩大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范围,如推行水资源税,开征碳税等,强化绿色功能;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力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严格按预算法控制新增债务。
(三)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中国财税体制行稳致远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财税制度贯穿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财政安全在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均需要财政提供基础和保障。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各领域、各方面风险的转移地和集聚地。有别于西方财政学效率优先导向并将财政功能限定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的三职能框架之中,中国财政必须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财政政策本身作为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结果,就是要给整个社会注入确定性,促进公共风险最小化。就实践而言,财政安全外部环境面临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气候风险以及国际形势等严峻挑战,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地方财政困难等内部运行问题则更为突出。
具体而言,要从政策工具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实践层面,在发展动能培育与风险底线守护之间构建制度化的动态平衡,使财政制度既能支撑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又能有效驾驭不确定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是政策工具层面,要以财政政策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工具,以财政风险对冲公共风险。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公共风险时,财政可通过主动承担风险来维护整体稳定。例如,以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实施减税降费等扩张性政策为手段,以增加财政风险为代价去对冲和化解更广泛的公共风险,用现在乃至未来的资源换取未来的安全。二是制度设计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财政制度的功能要从“分配资源”转向“分配风险”。财政体制被视为公共风险责任的分配机制,央地之间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本质上是一种风险配置的制度安排,使各级政府各自承担风险应对责任,形成风险治理的整体合力。预算治理则被重新定义为面向未来的风险预算,预算编制不再只是年度收支计划,而是基于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与公共风险演变趋势的研判,前瞻性地配置财政资源以预应性地化解风险。同时,政府债务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赤字行为,而是现代社会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基本手段。三是实践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先要求将新发展格局建立在财政安全的基础之上。底线思维与忧患意识要求财政政策在积极促进发展的同时,时刻评估自身的风险敞口,防止发展带来的短期收益侵蚀安全的长期根基。通过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形成风险治理合力,避免风险单向集中。
五、结 语
中国财政学具有政治嵌入性,天然融合“财”与“政”,任何财政理论都无法脱离具体政治制度、国家意志和治理目标而独立存在,必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哲学与治国理念。财政作为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对公共资源进行汲取、支出和管理的制度安排,既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调整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属性,也蕴含国家发展目标和决策行为的政治属性,已然超越西方主流财政理论基于个体主义与契约论前提将财政视为独立于政治过程的中性机制这一观点。同时,财政学又具有价值规范性,不囿于单纯的经济效率计算,而是深入哲学和政治伦理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西方理论既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实践,也难以全面回应中国问题。中国财政实践展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同时财政紧平衡、央地财政关系、政府资产负债管理、新业态税制等现实情景均要求财政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公共经济学框架,而应构建适配中国国情的自主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提炼标识性概念并以此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出于对特殊性的刻意追求,而是回归其学科本质。
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学标识性概念的内涵要素、生成逻辑与体系建构展开分析,旨在回应构建中国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命题。这一探索并非对既有理论的简单修订或复制,而是根植本土制度变迁与实践探索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财政基础理论、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治理与财政金融协同三条概念集群的演化线索表明,标识性概念的形成是理论与实践互构、历史与逻辑统一、继承与创新交织的系统工程。步入新时代,以现代财税体制为标识性概念,围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此丰富和完善中国财政学理论框架,既是对中国财政实践经验的学理化提炼,也是将中国财政的成功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学说的重要一环。只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和运用好“两个结合”方法论,以标识性概念锚定学术根基以贯通理论与历史,才能真正摆脱长期以来的知识依附状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人类财政治理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文章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26年第4期
文章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u3UHakgXwP9fY3VAoITetBmg5HTujIKKkexTFC9QvNJffcWSi-KGBtshvtxlLKjrwwNwI97qMSKUAK1FH4fsQGnGrW2NQIkK-0kYmSI543Sfnir8H976szC2j_7s4rroCzD8IE2ImDGjPTvXnDY8Ah0uQrbhAv3FRkHZay70NVFjwbYdrrPaLA==
作者简介

王振宇,经济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会长。长期担任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和省人大财经委、省政协智库专家。1989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2007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年至2017年历任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文字综合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2018年起执教于辽宁大学。王振宇教授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地方财政学者。三十年磨一剑,他由机关“文字匠”起步,在财政科研一线完成向专业研究者的转型:主导创办《地方财政研究》学术期刊,建议设立辽宁省财政科研基金,在辽宁160个乡镇建立财政科研观察点。他把这一路径概括为“实践包围理论”:从真实财经问题出发,以咨政建议回应现实,再抽象为学术命题,形成建言、论文、获奖“三位一体”的治学模式。他的研究以财政制度与政策、财政体制、地方财政为主轴,兼及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财政“三农”、地方政府债务等议题,在分税制“缺陷性”、跨级财政管理体制、基层财政“三保”、基层财政状态、地方自主财力、地方财政安全等方面作了原创性探索。在国内较早提出“财政生态”概念,并对地方财政生态“失衡”现象作了系统研究;在《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发表学术成果60余篇,20余篇被复印报刊资料《财政与税务》等全文转载。
作为智库学者,主持参与的 90余项咨政建议成果获副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8项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2006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5年、2016年相继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2020年获第三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202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振宇教授治学以问题为导向,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其研究既为地方财政的学理建构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也为国家和地方财经决策提供了供给方案。

邓朝君,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财政领域研究。